集外集拾遗_鲁迅-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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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由骂而生出骂以上的事情来的罢。　

　　　　（下略。）　

　　　　迅（四月二十三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六日《豫报》副刊。（２）　蕴儒　吕蕴儒，名琦，河南人。鲁迅在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任教时的学生。



　通讯（致孙伏园）

　　　　伏园兄：　

　　　　今天接到向培良兄的一封信，其中的有几段，是希望公表的，现在就粘在下面——　

　　　　“我来开封后，觉得开封学生智识不大和时代相称，风气也锢蔽，很想尽一点力，而不料竟有《晨报》造谣生事，作糟蹋女生之新闻！　

　　　　《晨报》二十日所载开封军士，在铁塔奸污女生之事，我可以下列二事证明其全属子虚。　

　　　　一：铁塔地处城北，隔中州大学及省会不及一里，既有女生登临，自非绝荒僻。军士奸污妇女，我们贵国本是常事，不必讳言，但绝不能在平时，在城中，在不甚荒僻之地行之。况且我看开封散兵并不很多，军纪也不十分混乱。　

　　　　二：《晨报》载军士用刺刀割开女生之衣服，但现在并无逃兵，外出兵士，非公干不得带刺刀。说是行这事的是外出公干的兵士，我想谁也不肯信的。　

　　　　其实，在我们贵国，杀了满城人民，烧了几十村房子，兵大爷高兴时随便干干，并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号为有名的报纸，却不应该这样无风作浪。本来女子在中国并算不了人，新闻记者随便提起笔来写一两件奸案逃案，或者女学生拆白等等，以娱读者耳目，早已视若当然，我也不过就耳目之所及，说说罢了。报馆为销行计，特约访员为稿费计，都是所谓饭的问题，神圣不可侵犯的。我其奈之何？”　

　　　　其实，开封的女学生也太不应该了。她们只应该在深闺绣房，到学校里已经十分放肆，还要“出校散步，大动其登临之兴”，怪不得《晨报》的访员要警告她们一下了，说：“你看，只要一出门，就有兵士要来奸污你们了！赶快回去，躲在学校里，不妥，还是躲到深闺绣房里去罢。”　

　　　　其实，中国本来是撒谎国和造谣国的联邦，这些新闻并不足怪。即在北京，也层出不穷：什么“南下洼的大老妖”，什么“借尸还魂”，什么“拍花”（２），等等。非“用刺刀割开”他们的魂灵，用净水来好好地洗一洗，这病症是医不好的。　

　　　　但他究竟是好意，所以我便将它寄奉了。排了进去，想不至于像我去年那篇打油诗《我的失恋》一般，恭逢总主笔先生白眼，赐以驱除，而且至于打破你的饭碗（３）的罢。但占去了你所赏识的琴心女士的“阿呀体”诗文的纸面，却实在不胜抱歉之至，尚祈恕之。不宣。请了。　

　　　　鲁迅。四月二十七日于灰棚（４）。



　通讯（致向培良）

　　　　培良（２）兄：　

　　　　我想，河南真该有一个新一点的日报了；倘进行顺利，就好。我们的《莽原》（３）于明天出版，统观全稿，殊觉未能满足。但我也不知道是真不佳呢，还是我的希望太奢。　

　　　　“琴心”的疑案（４）揭穿了，这人就是欧阳兰。以这样手段为自己辩护，实在可鄙；而且“听说雪纹的文章也是他做的”。想起孙伏园（５）当日被红信封绿信纸迷昏，深信一定是“一个新起来的女作家”的事来，不觉发一大笑。　

　　　　《莽原》第一期上，发了《槟榔集》（６）两篇。第三篇斥朱湘（７）的，我想可以删去，而移第四为第三。因为朱湘似乎也已掉下去，没人提他了——虽然是中国的济慈（８）。我想你一定很忙，但仍极希望你常常有作品寄来。　

　　　　迅（四月二十三日）（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五月六日《豫报》副刊。（２）培良向培良（１９０５—１９６１），湖南黔阳人。一九二四年与高长虹等人在北京创办《狂飙周刊》，次年参加莽原社，后来投靠国民党反动派。　

　　　　（３）《莽原》参看本卷第７９页注（６）。（４）“琴心”的疑案一九二五年一月，北京女师大新年同乐会演出北大学生欧阳兰所作独幕剧《父亲的归来》，内容几乎完全抄袭日本菊池宽所著的《父归》，经人在《京报副刊》上指出后，除欧阳兰本人作文答辩外，还出现了署名“琴心”的女师大学生，也作文为他辩护。不久，又有人揭发欧阳兰抄袭郭沫若译的雪莱诗，这位“琴心”和另一“雪纹女士”又一连写几篇文字替他分辩。事实上，所谓“琴心”女士，是欧阳兰女友夏雪纹（当时女师大学生）的别号，而署名“琴心”和“雪纹女士”的文字，都是欧阳兰自己作的。（５）孙伏园（１８９４—１９６６）参看本卷第４８页注（５）。他任《京报副刊》编辑时，收到欧阳兰以琴心的署名投寄的一些抒情诗，误认为是一个新起的女作家的作品，常予刊载。　

　　　　（６）《槟榔集》向培良在《莽原》周刊发表的杂感的总题，分别刊载于该刊第一、五、二九、三○期。　

　　　　（７）朱湘（１９０４—１９３３）字子沅，安徽太湖人，诗人。著有《草莽集》、《石门集》等。下文说他“似乎也已掉下去”，疑指他当时日益倾向徐志摩等人组成的新月社。　

　　　　（８）济慈（Ｊ．Ｋｅａｔｓ，１７９５—１８２１）英国诗人。著有抒情诗《夜莺颂》、《秋颂》及长诗《恩底弥翁》等。一九二五年四月二日《京报副刊》发表闻一多的《泪雨》一诗，篇末有朱湘的“附识”，其中说：“《泪雨》这诗没有济慈……那般美妙的诗画，然而《泪雨》不失为一首济慈才作得出的诗。”这里说朱湘“是中国的济慈”，疑系误记。



　通讯（致郑孝观）

　　　　孝观先生：　

　　　　我的无聊的小文，竟引出一篇大作，至于将记者先生打退（２），使其先“敬案”而后“道歉”，感甚佩甚。我幼时并没有见过《涌幢小品》（３）；回想起来，所见的似乎是《西湖游览志》及《志余》（４），明嘉靖中田汝成作。可惜这书我现在没有了，所以无从复案。我想，在那里面，或者还可以得到一点关于雷峰塔的材料罢。　

　　　　鲁迅。二十四日。　

　　　　案：我在《论雷峰塔的倒掉》中，说这就是保俶塔，而伏园以为不然。郑孝观先生遂作《雷峰塔与保俶塔》一文，据《涌幢小品》等书，证明以这为保俶塔者盖近是。文载二十四日副刊中，甚长，不能具引。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三日，补记。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北京《京报副刊》。　

　　　　郑孝观，后改名宾于，四川酉阳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毕业，曾任北京中俄大学讲师。　

　　　　（２）记者先生指孙伏园，当时《京报副刊》的编辑。《论雷峰塔的倒掉》发表时，鲁迅在篇末加有如下附记：“今天孙伏园来，我便将草稿给他看。他说，雷峰塔并非就是保俶塔。那么，大约是我记错的了，然而我却确乎早知道雷峰塔下并无白娘娘。现在既经前记者先生指点，知道这一节并非得于所看之书，则当时何以知之，也就莫名其妙矣。特此声明，并且更正”。后孙伏园在发表郑孝观的《雷峰塔与保俶塔》时附有“伏园敬案”，说：“郑先生所举证据非常确凿，我不但不想来推翻并且也无法来推翻”，并表示“恭恭敬敬的向鲁郑二先生道歉”。但他又引用《西湖指南》和《游杭纪略》的记载，证明雷峰塔并非保俶塔。　

　　　　（３）《涌幢小品》明代朱国桢著，共三十二卷。内容多是明代典故以及史实考证。该书卷十四有关于保俶塔的简单记载。（４）《西湖游览志》二十四卷，又《志余》二十六卷，记述西湖名胜古迹、民间传说、掌故轶闻等。田汝成，字叔禾，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明代文学家。



　文艺的大众化

　　　　文艺本应该并非只有少数的优秀者才能够鉴赏，而是只有少数的先天的低能者所不能鉴赏的东西。　

　　　　倘若说，作品愈高，知音愈少。那么，推论起来，谁也不懂的东西，就是世界上的绝作了。　

　　　　但读者也应该有相当的程度。首先是识字，其次是有普通的大体的知识，而思想和情感，也须大抵达到相当的水平线。否则，和文艺即不能发生关系。若文艺设法俯就，就很容易流为迎合大众，媚悦大众。迎合和媚悦，是不会于大众有益的。——什么谓之“有益”，非在本问题范围之内，这里且不论。　

　　　　所以在现下的教育不平等的社会里，仍当有种种难易不同的文艺，以应各种程度的读者之需。不过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２）。但那文字的程度，恐怕也只能到唱本那样。　

　　　　因为现在是使大众能鉴赏文艺的时代的准备，所以我想，只能如此。　

　　　　倘若此刻就要全部大众化，只是空谈。大多数人不识字，目下通行的白话文，也非大家能懂的文章；言语又不统一，若用方言，许多字是写不出的，即使用别字代出，也只为一处地方人所懂，阅读的范围反而收小了。　

　　　　总之，多作或一程度的大众化的文艺，也固然是现今的急务。若是大规模的设施，就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许多动听的话，不过文人的聊以自慰罢了。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三月上海《大众文艺》第二卷第三期。　

　　　　（２）　劳什子　北方方言，指物件。含有轻蔑厌恶的意思。



　我才知道

　　　　时常看见些讣文，死的不是“清封什么大夫”便是“清封什么人”（２）。我才知道中华民国国民一经死掉，就又去降了清朝了。　

　　　　时常看见些某封翁（３）某太夫人几十岁的征诗启，儿子总是阔人或留学生。我才知道一有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