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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外集拾遗_鲁迅-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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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一种要事,可惜这事很不容易。
《狂人日记》很幼稚,而且太逼促,照艺术上说,是不应该的。来信说好,大约是夜间飞禽都归巢睡觉,所以单见蝙蝠能干了。我自己知道实在不是作家,现在的乱嚷,是想闹出几个新的创作家来,——我想中国总该有天才,被社会挤倒在底下,——破破中国的寂寞。
《新潮》里的《雪夜》,《这也是一个人》,《是爱情还是苦痛》(5)(起首有点小毛病),都是好的。上海的小说家梦里也没有想到过。这样下去,创作很有点希望。《扇误》(6)译的很好。《推霞》(7)实在不敢恭维。
鲁迅四月十六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五月北京《新潮》月刊第一卷第五号。
(2)孟真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当时北京大学学生,《新潮》编辑。后留学英、德。曾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等职。(3)《新潮》综合性月刊,北京大学新潮社编辑,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的重要刊物之一。一九一九年一月创刊于北京,一九二二年三月出至第三卷第二号停刊。
(4)史志无的信载《新潮》第一卷第三号(一九一九年三月),其中说:“览首期所载多哲学及文学之新潮,于科学之新潮尚未能充分提倡,弟愿足下三者并论,于科学之实用者尤当出以供人需要,庶不负《新潮》之旨趣也。”
(5)《雪夜》短篇小说,汪敬熙作,载《新潮》第一卷第一号(一九一九年一月)。《这也是一个人》,短篇小说,叶绍钧作;《是爱情还是苦痛》,短篇小说,罗家伦作,均载《新潮》第一卷第三号(一九一九年三月)。
(6)《扇误》又译《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剧本,英国王尔德(O.Wilde,1854—1900)作,潘家洵译,载《新潮》第一卷第三号。
(7)《推霞》独幕剧,德国苏德曼(H.Sudermann,1857—1928)作,宋春舫用文言翻译,载《新潮》第一卷第二号(一九一九年二月)。
公民科歌
何键(2)将军捏刀管教育,说道学校里边应该添什么。首先叫作“公民科”,不知这科教的是什么。但愿诸公勿性急,让我来编教科书,做个公民实在弗容易,大家切莫耶耶乎(3)。第一着,要能受,蛮如猪猡力如牛,杀了能吃活就做,瘟死还好熬熬油。第二着,先要磕头,先拜何大人,后拜孔阿丘,拜得不好就砍头,砍头之际莫讨命,要命便是反革命,大人有刀你有头,这点天职应该尽。第三着,莫讲爱,自由结婚放洋屁,最好是做第十第廿姨太太,如果爹娘要钱化,几百几千可以卖,正了风化又赚钱,这样好事还有吗?第四着,要听话,大人怎说你怎做。公民义务多得很,只有大人自己心里懂,但愿诸公切勿死守我的教科书,免得大人一不高兴便说阿拉(4)是反动。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十字街头》第一期,署名阿二。
(2)何键(1887—1956)字芸樵,湖南醴陵人,国民党军阀,当时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他向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提议:“中小课程应增设公民科,以保持民族固有道德而拯已溺之人心”。
(3)耶耶乎上海一带方言,马马虎虎的意思。(4)阿拉上海一带方言,我的意思。
关于《苦闷的象征》
王铸(2)先生:
我很感谢你远道而至的信。
我看见厨川氏(3)关于文学的著作的时候,已在地震(4)之后,《苦闷的象征》是第一部,以前竟没有留心他。那书的末尾有他的学生山本修二氏(5)的短跋,我翻译时,就取跋文的话做了几句序(6)。跋的大意是说这书的前半部原在《改造》(7)杂志上发表过,待到地震后掘出遗稿来,却还有后半,而并无总名,所以自己便依据登在《改造》杂志上的端绪,题为《苦闷的象征》,付印了。
照此看来,那书的经历已经大略可以明了。(1)作者本要做一部关于文学的书,——未题总名的,——先成了《创作论》和《鉴赏论》两篇,便登在《改造》杂志上;《学灯》(8)上明权先生的译文,当即从《改造》杂志翻出。(2)此后他还在做下去,成了第三第四两篇,但没有发表,到他遭难之后,这才一起发表出来,所以前半是第二次公开,后半是初次。(3)四篇的稿子本是一部书,但作者自己并未定名,于是他的学生山本氏只好依了第一次公表时候的端绪,给他题为《苦闷的象征》。至于怎样的端绪,他却并未说明,或者篇目之下,本有这类文字,也说不定的,但我没有《改造》杂志,所以无从查考。
就全体的结构看起来,大约四篇已算完具,所缺的不过是修饰补缀罢了。我翻译的时候,听得丰子恺(9)先生也有译本,现则闻已付印,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上月看见《东方杂志》(10)第二十号,有仲云先生译的厨川氏一篇文章,就是《苦闷的象征》的第三篇;现得先生来信,才又知道《学灯》上也早经登载过,这书之为我国人所爱重,居然可知。
现在我所译的也已经付印,中国就有两种全译本了。鲁迅。一月九日。
哈谟生的几句话
《朝花》(2)六期上登过一篇短篇的瑙威作家哈谟生,去年日本出版的《国际文化》(3)上,将他算作左翼的作家,但看他几种作品,如《维多利亚》和《饥饿》里面,贵族的处所却不少。
不过他在先前,很流行于俄国。二十年前罢,有名的杂志《Nieva》(4)上,早就附印他那时为止的全集了。大约他那尼采和陀思妥夫斯基气息,正能得到读者的共鸣。十月革命后的论文中,也有时还在提起他,可见他的作品在俄国影响之深,至今还没有忘却。
他的许多作品,除上述两种和《在童话国里》——俄国的游记——之外,我都没有读过。去年,在日本片山正雄作的《哈谟生传》里,看见他关于托尔斯泰和伊孛生的意见,又值这两个文豪的诞生百年纪念,原是想绍介的,但因为太零碎,终于放下了。今年搬屋理书,又看见了这本传记,便于三闲(5)时译在下面。
那是在他三十岁时之作《神秘》里面的,作中的人物那该尔的人生观和文艺论,自然也就可以看作作者哈谟生的意见和批评。他跺着脚骂托尔斯泰——“总之,叫作托尔斯泰的汉子,是现代的最为活动底的蠢才,……那教义,比起救世军的唱Halleluiah(上帝赞美歌——译者)来,毫没有两样。我并不觉得托尔斯泰的精神比蒲斯大将(那时救世军的主将——译者)深。
两个都是宣教者,却不是思想家。是买卖现成的货色的,是弘布原有的思想的,是给人民廉价采办思想的,于是掌着这世间的舵。但是,诸君,倘做买卖,就得算算利息,而托尔斯泰却每做一回买卖,就大折其本……不知沉默的那多嘴的品行,要将愉快的人世弄得铁盘一般平坦的那努力,老嬉客似的那道德的唠叨,像煞雄伟一般不识高低地胡说的那坚决的道德,一想到他,虽是别人的事,脸也要红起来……。”
说也奇怪,这简直好像是在中国的一切革命底和遵命底的批评家(6)的暗疮上开刀。至于对同乡的文坛上的先辈伊孛生——尤其是后半期的作品——是这样说——“伊孛生是思想家。通俗的讲谈和真的思索之间,放一点小小的区别,岂不好么?诚然,伊孛生是有名人物呀。
也不妨尽讲伊孛生的勇气,讲到人耳朵里起茧罢。然而,论理底勇气和实行底勇气之间,舍了私欲的不羁独立的革命底勇猛心和家庭底的煽动底勇气之间,莫非不见得有放点小小的区别的必要么?其一,是在人生上发着光芒,其一,不过是在戏园里使看客咋舌……要谋叛的汉子,不带软皮手套来捏钢笔杆这一点事,是总应该做的,不应该是能做文章的一个小畸人,不应该仅是为德国人的文章上的一个概念,应该是名曰人生这一个热闹场里的活动底人物。伊孛生的革命底勇气,大约是确不至于陷其人于危地的。箱船(7)之下,敷设水雷之类的事,比起活的,燃烧似的实行来,是贫弱的桌子上的空论罢了。诸君听见过撕开苎麻的声音么?嘻嘻嘻,是多么盛大的声音呵。”
这于革命文学和革命,革命文学家和革命家之别,说得很露骨,至于遵命文学,那就不在话下了。也许因为这一点,所以他倒是左翼底罢,并不全在他曾经做过各种的苦工。
最颂扬的,是伊孛生早先文坛上的敌对,而后来成了儿女亲家的毕伦存(B.Bjocrnson)(8)。他说他活动着,飞跃着,由N蘼凼ぐ苤剩脊嶙⒆鸥鲂*和精神。是有着灵感和神底闪光的瑙威惟一的诗人。但我回忆起看过的短篇小说来,却并没有看哈谟生作品那样的深的感印。在中国大约并没有什么译本,只记得有一篇名叫《父亲》的,至少翻过了五回。
哈谟生的作品我们也没有什么译本。五四运动时候,在北京的青年出了一种期刊叫《新潮》,后来有一本《新著绍介号》,豫告上似乎是说罗家伦(9)先生要绍介《新地》(NewEr-de)。这便是哈谟生做的,虽然不过是一种倾向小说,写些文士的生活,但也大可以借来照照中国人。所可惜的是这一篇绍介至今没有印出罢了。
三月三日,于上海。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三月十四日《朝花》周刊第十一期。
哈谟生(K.Hamsun,185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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