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山的晚风-第7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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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传庭与李自成等是老对手，熟悉对方手段。他于战前布置周密计划，令牛成虎领兵先战，诱敌深入，其他各部则设下埋伏，乘机掩杀。开战后，牛成虎佯败撤退，李自成部果然中计入伏，被杀得大败溃退。官兵拼命追杀，却见沿途甲仗物资很多，便纷纷争抢，队形大乱。不料罗汝才正在附近，他见李自成溃败，而官兵也乱成一团，便突然出击，打得官兵措手不及，损失惨重。孙传庭受此重击，只得退回关内。　　　　
　　　　至此，朝廷在黄河之南，只剩下驻守在汝宁（今汝南）的保定总督杨文岳部尚可一战了。不过，他很快就成了李自成的下一个目标。　　　　
　　　　闰十一月初，李自成、罗汝才会合“左革五营”（左金王贺锦、革里眼贺一龙、老回回马守应、乱世王蔺养成、争世王刘希尧），开始攻打汝宁。　　　　
　　　　汝宁府城是豫东南重地，东可入南直隶安徽地区，南可入湖广地区。它也是藩王封地，崇王朱由樻就住在这里。当时负责守城的是保定总督杨文岳，监军为佥事孔贞会。　　　　
　　　　十三日，李自成等部抵达城下，开始攻城。崇王主张献城投降，杨文岳等不肯。双方开始激战，杨文岳、孔贞会亲自登上城头指挥。第二天，农民军展开强攻。他们头顶门板，遮蔽矢石，直逼城下，然后架设云梯、百道登城，终于攻下了汝宁城。　　　　
　　　　杨文岳、孔贞会等全部被俘。杨文岳是个硬骨头，见了李自成，不但不屈服，反而破口大骂。李自成大怒，令人架起大炮，把杨文岳轰成炮灰。崇王朱由樻及其弟河阳王朱由材、世子朱慈辉投降。后来李自成封崇王为襄阳伯，但不久又把他及其家属全部处死于河南泌阳。　　　　
　　　　李自成攻下汝宁后，已基本上控制了黄河以南的河南地区。此时的李自成，已有争天下的雄心壮志，其举措也与从前大不相同。他每攻下一城，便不再放弃，而是设置政权，派遣官吏，俨然与朝廷一般。他还严禁抢掠，更不滥杀，公然声称：杀一人者如杀我父，淫一女者如淫吾母！他的这些做法，大获民心。　　　　
　　　　李自成等在攻下汝宁后，便乘胜向湖广进军。在崇祯十五（1642）年十二月，李自成率部连克襄阳、荆门等地。至崇祯十六年（1643）正月，李自成又攻克承天、汉阳等地，并又回到襄阳，建立政权。李自成虽未称帝，但已在为此作准备了。一年之后，李自成果然坐在紫禁城中的龙椅上了。　　　　
　　　　由于辽东的战事也在同步进行，因此，这里还得叙述一下明朝与满清在辽东的战争情况。　　　　
　　　　


第七章　深谷寒风松锦大败（1）

　　　　在崇祯十一年（1638）九月至崇祯十二年（1639）三月多尔衮率兵横扫京畿5个多月、大获全胜之后，明、清双方又进入了一个相对僵持阶段。明朝为扭转形势，全力布防，而清朝则在积极备战，伺机发动新的进攻。　　　　
　　　　卢象升死后，朝廷先命从陕西前线赶来的陕西巡抚孙传庭代督诸镇援兵，以应付时局。陕西总督洪承畴赶到后，朝廷进行分工。洪承畴任蓟辽总督，陕西入援兵马由其指挥。孙传庭则总督保定、山东、河北军务。　　　　
　　　　孙传庭为人直爽，敢说敢于，而且在陕西打得也很不错，于是说话便有些失分寸。当他一赶到京畿前线时，就上书说：“近来疆事决裂，由计划差谬。事竣，当请决大计。”此言自然得罪了杨嗣昌。杨嗣昌从此对他不满，并开始罗织罪名进行报复，同时支持洪承畴。可是孙传庭还是敢说敢讲。当杨嗣昌等决定以洪承畴所率陕兵守卫蓟辽的计划时，孙传庭竟又反对道：　　　　
　　　　“陕西兵不能久留于此！陕西贼未彻底剿灭，陕西兵马留此不归，余贼必会死灰复燃。这是帮了李自成等贼的忙。况且陕籍士卒妻儿俱在陕西，如久留于边，陕兵必定会哗变逃归，甚至从乱。这简直就是驱逼官兵从贼！”　　　　
　　　　事实上，孙传庭此言很有道理。如果陕西的兵马不被立即抽空，那么，中原、湖广的局势也不至于会恶化到后来的地步。有人甚至说，如果不是熊文灿力主抚局，姑息养奸；如果不把孙传庭、洪承畴在大局初定时匆忙抽调出陕西前线，那么，李自成、张献忠之乱决不至于弄到后来那种不可收拾的地步！　　　　
　　　　遗憾的是，杨嗣昌根本不理睬孙传庭的建议。孙传庭则要求入见皇帝，当面向皇帝汇报。杨嗣昌担心孙传庭会在皇帝面前说不利于自己的话，于是坚决反对。孙传庭在愤恨交加之余，便以耳聋为由，上疏乞求致仕。而杨嗣昌则乘机弹劾孙传庭托疾。不明缘由的崇祯帝勃然大怒，先是把孙传庭削籍为民，同时令人察核孙传庭是否真的有病。调查者据实禀报，孙传庭是真聋而非托疾。但先入为主的崇祯帝却认为其中有诈，竟把调查者和孙传庭一起逮捕入狱。孙传庭的被捕，对当时的朝廷来讲，真是一大损失！　　　　
　　　　孙传庭一去，洪承畴自然就成了主持辽东战事的主帅。崇祯十二年（1639）十月，洪承畴以兵部尚书兼副都御史总督蓟辽军务的身份，奉命出山海关至中前所，主持辽东战局。　　　　
　　　　在此以前，朝廷鉴于清兵入侵京畿如入无人之地的窘境，认为不仅应兵多，更应兵精。在杨嗣昌的主持下，朝廷决定抽练各镇精兵。按照方案，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宁夏、甘肃、固原、临洮8镇，以及蓟辽、保定总督所辖之畿辅、山东、河北等共应练兵73万多名。同时，朝廷还调整地方政府的官员设置，训练乡兵。为了练兵，朝廷又不得不另征练饷。十二年（1639）六月，朝廷正式下令加派练饷730余万两。　　　　
　　　　这一庞大的计划，在当时的形势下，犹如痴人说梦，根本无法真正实施。不过，崇祯帝仍希望这一计划能给他带来大批精兵，制虏灭寇，挽回败局。　　　　
　　　　然而，等到洪承畴出关时，朝廷所练的精兵还不见影子。好在洪承畴久经沙场，筹划有方。他一到中前所，就斩杀总监高起潜的亲信千总刘某，虽得罪了高起潜，但倒也整肃了军纪。他又推荐刘肇基、吴三桂分任都督、都督佥事，其中吴三桂以都督充任辽东总兵，团练宁远兵马。　　　　
　　　　就在洪承畴调兵布防之际，皇太极也在与群臣商讨下一步的进攻计划。经过详细讨论，皇太极最终确定先取锦州、再取山海关、然后直入京畿的战略。　　　　
　　　　崇祯十三年（崇德五年，1640）三月，皇太极命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为八旗右翼主帅，多罗贝勒多铎为八旗军左翼主帅，前往距锦州90里处修义州城（今辽宁义县），驻扎屯田，围困锦州。四月、五月间，皇太极还两次前往巡察。至六月，皇太极又命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和硕肃亲王豪格等率兵前往义州换防。多尔衮、豪格等接防后：除严密围困锦州城外，还攻占了锦州城西的敌台九座、小凌河西岸的敌台两座。　　　　
　　　　锦州城中的驻将是祖大寿。祖大寿是辽东宁远人，他长期戍守辽东，资历深厚。在10年前的大凌河城之战时，祖大寿曾降过皇太极，不过他又用计脱身，回到了锦州，而且也并没有像他自己承诺的那样，为皇太极夺取锦州城，让皇太极上了一次当。但他的子侄、兄弟，却有不少在当时就归顺了皇太极，并得以重用。　　　　
　　　　锦州城被围，自然非同小可。洪承畴急忙率部将曹变蛟、左光考、导科、吴三桂等以马步兵5万驰援锦州，在黄土台与清兵激战，战败退还。清兵亦返义州。洪承畴返回宁远后，又对将领作了调整；把曹变蛟、马科两部遣回关内休整；让左光先返回原镇，由白广恩代之；由王廷臣代替拙于调度的刘肇基。同时，洪承畴又奏报朝廷，要求调集附近10余万官兵，并请一年粮饷。崇祯帝也深感事态严重，立即令调兵筹饷，支援辽东。　　　　
　　　　崇祯十四年（崇德六年，1641）春，洪承畴率曹变蛟、白广恩、吴三桂、王廷臣4位总兵赶赴宁远，并巡视到锦州之南的松山。面对清兵的攻势，法承畴顿感兵力不足，便又急调蓟镇总兵唐通、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督王朴，率兵马赴援辽东。三月间，大兵云集宁远。　　　　
　　　　与此同时，清兵也加强了对锦州的围困。皇太极令济尔哈朗换回多尔衮。济尔哈朗接防后，浚深濠，筑垛口，设哨探，把锦州城围得像铁桶一般，基本上切断了锦州城与外界的联系。为了加强攻坚力量，皇太极还把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的部队及所有的神威大将军炮队，调到了锦州前线。　　　　
　　　　面对清军的咄咄之势，前线主帅洪承畴与后方指挥、兵部尚书陈新甲，就如何应对发生了很大的分歧，并严重影响了战局。　　　　
　　　　洪承畴一开始就主张“可用而后可战”之策，即用持久的战略，步步为营，耗其实力，最终拖垮清军，迫其自撤。当时锦州城虽被孤立，但祖大寿尚能支持，而且他还派人对城外援军传语，称城中粮食足支半年，只是缺乏柴薪，表示了其坚守的决心和信心。同时，他要求援军不要轻战，而要用车营逼迫清兵等等。　　　　
　　　　如果能依洪承畴的决策，辽东的局势或许尚不至于弄到后来的地步。遗憾的是，兵部尚书陈新甲却持相反的态度，他主张速战速决，迅速解围。或许是因为李自成、张献忠在河南、湖广闹得太凶，而此时的朝廷太需要胜利了，崇祯帝最后竟完全同意了陈新甲的计划。　　　　
　　　　依陈新甲的计划，洪承畴应分兵3路：一出塔山，趋大胜堡，攻敌营之西北；一出杏山，抄锦州攻其北；一出松山，渡小凌河，攻敌营之东。而正兵主力则出松山，攻敌营之南。　　　　
　　　　洪承畴自然不肯依此进兵。原因很简单：一是手下诸将除白广恩、马科、吴三桂外，其余各路都不能独当一面，分兵必然势弱；二是锦州城内城外尚能且战且守，短期内尚无大虞，而清兵却已有粮草短乏之困，如长期拖下去，则必不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