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山的晚风-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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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闰六月初二日，李应升也被杀于狱中。　　　　
　　　　周起元，因道路最远，被解到京师下狱时，前面几位已经归天。当时李永贞代李实上疏弹劾周起元贪赃枉法时，随手写下数十万白银之数。许显纯便以此数追赃，周起元受尽折磨，于九月毙命诏狱。其家产全被没收充公，因远不足额，则株连无辜，以至亲友无不倾家荡产。周起元在苏松巡抚任上，掌管的赋税成百上千万两，只要稍起贪心，便是大富，而他却一尘不染，严于律己。家人亲友在他生前未得到什么好处，在他死后却为他背黑名，破财遭灾，这大概也是做清官的代价吧！　　　　
　　　　


第二章荒唐岁月荒唐事登峰造极（1）

　　　　魏忠贤至此可谓功德圆满。　　　　
　　　　依当时的逻辑，假如没有魏忠贤力挽狂澜，而让东林党这批“大奸大恶”之人得逞，大明朝还能这样歌舞升平吗？既然如此，那些真心爱戴他的臣民们就必须表达心中的崇敬之情。　　　　
　　　　东林党已除，朝廷上下差不多都是魏忠贤的热爱者。当然，也正是因为有这种热爱，那些人才被重用提拔，位居要职。不过这已是无关紧要的了。当时，顾秉谦、冯铨等人主宰着内阁。其下文臣则有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主谋议，号“五虎”；武臣则有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主谋杀，号“五彪”；其他如尚书周应秋、太仆寺卿曹钦程等，号“十狗”；此外尚有“十孩儿”、“四十孙”之类的人物。在地方大员中，更是有不少追随者。对这些人而言，没有魏忠贤，哪有今天的这般光景？　　　　
　　　　他们自然要对魏忠贤感恩戴德，何况他们的主子也很看重这种感激，并要求他们体现到行动上去。忠诚与否，要看行动，也只有通过行动，才能考察忠诚。当然，也只有被证明是忠诚之人，才有资格和机会，步步升迁，进一步尽忠。可惜的是这种关系只能意会，不可言传，彼此只好心照不宣了。　　　　
　　　　人到了这种地步，还会嫌荣誉过多吗？魏忠贤也是人，又怎么会免俗？问题在于，像魏忠贤这样功高盖世的救星，该有的荣誉全都有了，不能总是重弹老调。况且这样做也不太能让魏忠贤记得住，对献媚者而言效果不大。陈词滥调已不足以颂德歌功，更不能反映出丰功伟绩。因此必须有所突破，有所创新！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人出奇招了！　　　　
　　　　天启六年（1626）六月，浙江巡抚潘汝桢上书朝廷，要求在西子湖畔敬立魏忠贤的生祠，以表其功。　　　　
　　　　这当然是创举！　　　　
　　　　建祠供奉，早已有之。不过，从前此举都是表彰死者，而绝无生者入祠之先例。一般人大概也不太愿意在活着的时候就接受香火供奉。但这些想法，对魏忠贤时代的人来说，已明显过时了。非常时代，自然应有非常之创举。　　　　
　　　　潘汝桢疏请建祠的创举，立即得到了热烈的响应。苏杭织造太监李实不甘落后，也立即请令杭州卫百户守祠。天启帝则御书“普德”两字，赐作祠额。内阁大臣们则妙笔生花，为功德碑撰文书丹。杭州臣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襄盛举。不久，在美丽的西子湖畔，一座富丽堂皇的生祠拔地而起，整日香火不断，热闹非凡。里面供奉着魏忠贤偶像——这也是惟一美中不足的了。假如他本人能安坐其中，岂不更好？然而魏公日理万机，朝廷哪能离得开他呢？他只能心临身不临了。　　　　
　　　　杭州生祠之立，令天下大震！许多人追悔莫及，继而奋起直追。一时落后还情有可原，永远落后则绝不允许！他们要比潘汝桢做得更好！　　　　
　　　　在短短一年之中，供奉魏忠贤的生祠，如雨后春笋，遍及神州大地。一时之间，天底下最气派、最漂亮的新建筑大概都是生祠。　　　　
　　　　蓟辽总督阎鸣泰，在其管辖区内建了7所生祠，花费白银数十万两。这钱当然不是出自阎鸣泰的腰包，而是从军费中开支的。当时前线的军费已是捉襟见肘，至少没有富裕到可以挪作他用的程度。但又有谁敢反对如此盛举呢？又有谁能说这是非军事用途式的浪费呢？因为前方将士很有可能受此感召，从而激发士气，再创奇迹。在阎鸣泰眼里，这几十万两白银是花在刀口上了。正如生祠中的匾额所言：　　　　
　　　　“民心依归，即天心向顺。”　　　　
　　　　既然是“天心向顺”，则战无不胜，万事可成。　　　　
　　　　开封城为了建生祠，拆毁民房2000多间。所造生祠，有宫殿九楹，一如帝王格式。巡抚朱童蒙在绥延建生祠时，还用了琉璃瓦。刘诏在蓟州建造的生祠中，魏忠贤已是金像冕旒。　　　　
　　　　海内闻风而动，除上述这些督抚外，争建生祠者不计其数。宗室如楚王朱华煃，勋戚如武清侯李诚铭（慈圣太后侄子）、保定侯梁世勋等，廷臣如尚书邵辅忠，词臣如庶吉士李若琳等，部郎如郎中鲁国桢，诸司如通政司经历孙如洌、上林监丞张永祚等，也都纷纷建祠。甚至武夫贾竖，无赖地痞，也个个攘臂争先，汹汹然惟恐不及。最可怜的是巡抚杨邦宪。他在南昌造生祠，为了扩充范围，竟悍然下令拆毁供奉周（周敦颐）、二程（程颐、程颢）的三贤祠，先贤偶像，尽被捣毁，让出地方来建生祠。没想到祠还没建，天启帝就龙驭上宾了，不久魏忠贤也就倒了台。这位杨邦宪最后也因此被入了逆案。可见做什么事都要趁早。　　　　
　　　　为造魏忠贤的生祠，各路官员是费尽了心机。富丽堂皇、金碧辉煌自然不必说，最要花功夫的则是魏忠贤的偶像。魏忠贤的偶像，都用沉香木雕刻，眼、耳、口、鼻栩栩如生。腹中的内脏，也都用金玉珠宝来做。髻发之上，还留有一穴，用以簪插四时香花。据说某地生祠中魏忠贤雕像的头做得稍稍大了些，小太监给它戴冠时戴不进去。匠人在边上看得既怕又急，便顺手用刀把头像削小一点，终于把帽子给戴了上去。小太监见此竟然抱住头像放声大哭，悲痛万分，就好像匠人削的不是木像，而是魏忠贤本人一样。　　　　
　　　　当时的魏忠贤，真是人人顶礼膜拜。人世中所有赞美的词藻，都被大用特用，毫不吝啬。像“尧天舜德”、“至圣至神”之类的颂词，一时充斥宇内。无数的赞美诗，也铺天盖地而来。督饷尚书黄运泰，在迎接魏忠贤的偶像时，竟行五拜五稽首的大礼，连呼“九千岁”。　　　　
　　　　千万不要以为那个黄运泰是个愚笨可笑之人，竟对着一个木头人顶礼膜拜。这些木头人有无穷的法力，每个人在它面前的表现，都会如实地反馈到在皇宫里的魏忠贤的耳朵里。魏忠贤虽不能亲赴各地，但自有无数的宵小为他充当千里眼、顺风耳。　　　　
　　　　相反，就有一些人，因为没有弄清其中的奥妙，或虽然明白了却又不愿去做，而最终遭了殃。工部侍郎叶宪祖看到京城之内生祠遍地，就连东华门外竟也兴建了生祠，心中不满，便发牢骚道：　　　　
　　　　“这是天子临辟雍道，土偶（指魏忠贤的偶像）能起立吗？”　　　　
　　　　不久，这位不识时务的工部侍郎就被削籍了。浙江巡抚潘汝桢首先倡建生祠时，巡按御史刘之待因会稿迟了一天，也被削籍。蓟州道胡士容因不肯给生祠写颂文，遵化道耿如杞因入生祠不拜，都被论了死罪。在歌功颂德、万众拥戴的背后，这样血淋淋的事情是屡见不鲜的。　　　　
　　　　就在魏忠贤大红大紫之时，其手下却开始闹起了矛盾。内阁大学士冯铨竟然在此时被罢免。这位大学士一向媚事魏忠贤，深得赏识，却与崔呈秀不和。崔呈秀想入阁做大学士，便令手下攻击冯铨、以及不肯推选崔呈秀的吏部尚书王绍徽。冯铨、王绍徽被罢之后，崔呈秀并未能如愿以偿。大概是因为魏忠贤改变了主意。结果是到天启六年（1626）的七月，施凤来、张瑞图、李国？三人以礼部尚书的身份进了内阁。施凤来没有什么主见，惟以和柔自媚于世。张瑞图则是一味迎合魏忠贤，而且文章书法也不错。生祠中的碑文，多由这位大学士手书，而皇帝诏旨中褒美魏忠贤的华词丽语，也是此公的杰作。李国？的情况较特别，他是魏忠贤的同乡，属特殊照顾之列。　　　　
　　　　崔呈秀自然是愤愤不平，但也没有什么办法。他终于明白，主子在不同的时期需要不同的人才，他已落伍了。　　　　
　　　　其实，冯铨、王绍徽、崔呈秀也不必过于计较，因为失宠的并非只是他们。到天启六年（1626）十月，连首辅顾秉谦也被罢免。　　　　
　　　　这位顾秉谦，从入阁伊始到做首辅以来，一直是忠心耿耿。东林党人的案件都是由他具体策划操办，编纂《三朝要典》，他亲任总裁，一桩桩，一件件，可谓是劳苦功高。大概是他已预感到魏忠贤的做法将来会出问题，早在处理“东林后七君子”时，他竟提出要依常规把他们交由法司进行正常审讯，魏忠贤对此很是生气。此时，他看到崔呈秀之流内部倾轧日甚一日，开始不安，竟要求卸职回乡。关键时刻，这算什么行为？简直就是对魏忠贤没有信心，甚至是要挟！魏忠贤自然不悦，便同意他罢职回乡。　　　　
　　　　


第二章荒唐岁月荒唐事登峰造极（2）

　　　　顾秉谦这样的文臣，虽为一己私利，助纣为虐，但毕竟熟读孔孟之书，有时心中难免会有一丝善念。对局势的分析，也不像那些大字不识几个或者是头脑发昏的人那么糊涂。所以此时他才会有这样的念头。但这种首鼠两端的性格，也恰恰是他们这类人的弱点。须知一旦作恶，也就难以回头，而且必须付出代价。除非改朝换代以后的新主子仍觉得他们有利用之必要或价值。顾秉谦与冯铨，同是魏忠贤的红人，同为内阁大学士，也差不多同时罢免，但结局迥然不同。顾秉谦晚年境况十分凄凉，客死他乡。而冯铨却熬过了崇祯朝，投靠了新王朝，摇身一变，又做了一阵子新朝显贵，仍然耀武扬威。到那个时候，又有几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