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山的晚风-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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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丁元荐、沈正宗、李林、贺烺，谓之敢死军人。孙丕扬、邹元标，谓之土木魔神。应该把这些人全部榜示天下，让这些奸佞之徒无处藏身。”　　　　
　　　　卢御史的意思就是要把这些东林党人批倒批臭，让他们如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魏忠贤当然大喜，立即把这些东林党人名示天下。按照“君子不党”的古训，当时的人只要一上党人榜，便是一种莫大的耻辱。　　　　
　　　　天启六年（1626）正月，魏忠贤又炮制了《三朝要典》，进一步打击东林党人。　　　　
　　　　既然东林党人是这样的糟糕，那么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可想而知。尤其是他们对“三案”（梃击、移宫、红丸）之处理，更是不能容忍。现在是到了拨乱反正的时候了。给事中杨所修、霍维华等人提出，应该把有关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的奏章，仿《明伦大典》编辑成书，颁示天下。于是由顾秉谦、黄立极、冯铨任总裁，施凤来、杨景辰、孟绍虞、曾楚卿任副总裁。至六月，终于编成《三朝要典》。天启帝还为此书撰写了《御制序文》（实由顾秉谦执笔），以示重视和支持。《要典》之中，编书者处处拼命诋毁东林党人，暴露宣扬东林党人的罪行。如对“梃击”案，编书者是这样评述的：　　　　
　　　　“王之寀竟然以此来开骨肉之争，诬陷皇祖（万历帝），有负先帝（泰昌帝），虽碎其骨也不足赎其罪！”　　　　
　　　　对“红丸”案，论述得则更精辟：　　　　
　　　　“孙慎行创‘不尝药’之说，妄说先帝（泰昌帝）驾崩是不得善终，另有隐情；又附‘不讨贼’之论，诬蔑皇上（天启帝）不得正其始，是罔上不道。”　　　　
　　　　对“移宫”案，则直论杨涟等人邀功：　　　　
　　　　“杨涟等人勾结王安，故意加重李选侍之罪，以邀拥戴之功。”　　　　
　　　　结果是王之寀、孙慎行、杨涟被论为“三案”罪魁祸首。此时，杨涟已死，王之寀则于次年被下诏狱处死，孙慎行被追论遣戍宁夏。当时正在重修《光宗实录》，凡事涉三案的，都必须根据《三朝要典》重新改动。实录实录，顾名思义就应据实而录，但事实上从来就做不到。《光宗实录》修成不久，魏忠贤上台就要重修。后来东林党人重新上台，便又再改，前后共修了三次。好在这也不是明末的独创，唐初李世民上台后就改过其父亲的实录，本朝成祖朱棣也改过《太祖实录》。改来改去，不外乎是把自己越改越好，把敌人越描越黑。历史总想做高高在上的公证人、审判员，但写历史的人又有几个能不食人间烟火呢？　　　　
　　　　天启六年（1626）二月，魏忠贤下令逮捕东林党人前左都御史高攀龙，吏部员外郎周顺昌，苏松巡抚周起元，谕德缪昌期，御史李应升、周宗建、黄尊素。这几位就是“东林后七君子”。　　　　
　　　　他们都是魏忠贤及其党羽恨之入骨之人。　　　　
　　　　高攀龙，是东林党魁，官至高位，在位时处处为难魏忠贤。魏氏手下干将崔呈秀曾吃过高氏大亏，对他最是痛恨，不杀不足以解心头之恨。周顺昌，也是令魏忠贤头痛的人物。有人认为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的奏疏，就是由他起草的。他赴湖广乡试时，又竟然在题目中提到赵高、仇士良，含沙射影，指桑骂槐。魏忠贤自然不悦。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高攀龙、赵南星被解职返乡时，这位周顺昌竟公然相送至郊外，还与他们执手叹息。魏忠贤已实在不能再容忍了。正巧周顺昌也提出休假回乡，魏便让一小宦官赶到内阁，带去一个口信，说：　　　　
　　　　“此人尚可留在这里送客吗？”　　　　
　　　　有了这句话，内阁自然也就让他削职回乡。没想到这位周顺昌，在老家吴县乡居时，仍不收敛。魏大中被捕后，囚车路过苏州，周顺昌不仅请客摆酒，与魏大中同起同卧三天，还要把自己的女儿许嫁给魏大中的孙子。当押囚的旗尉几次催魏大中起程赶路时，周顺昌千不该、万不该，竟当众指名道姓痛骂魏忠贤。魏忠贤听到后，能放过他么？这几句话后来要了周顺昌的命。　　　　
　　　　周宗建，是满朝文武中第一个弹劾魏忠贤的，甚至还指责魏忠贤目不识丁，大揭其短。李应升、黄尊素等人，也都是积极追随杨涟攻击魏忠贤的。魏忠贤大概至死也不会忘切李应升奏疏中的那几句令他胆战心惊的严厉之辞：　　　　
　　　　“忠贤之罪千真万确，无可复辩。千罪万罪，又不胜辩。臣为陛下计，莫若听忠贤亟自引退，以全旦夕之命。为忠贤计，又莫若早自引决，以乞帷盖之恩。不然，恶稔贯盈，他日欲保首领而不可得！”　　　　
　　　　这种杀气腾腾之语，魏忠贤岂能忘记！尽管魏忠贤人在京师，但对这几位乡居江南的宿敌并没有放松警惕。沈潅之弟沈演，时时监督，定期向魏忠贤汇报。苏杭织造李实，也密切注意江南动向。后来，魏忠贤干脆找来一份空白奏疏，令心腹李永贞，用李实的名义填写上奏，弹劾这一批东林党人。具体罪名是，周起元为苏松巡抚时，私吞钱粮几十万，并常与高攀龙等人往来讲学，图谋不轨，并顺手把周顺昌等人的名字写了进去。然后矫旨逮此七人，下诏狱。　　　　
　　　　在缇骑逮捕这7人时，江南发生了激烈的民变。　　　　
　　　　高攀龙在家乡无锡得知消息后，知道在劫难逃，便先去道南祠（宋代无锡先贤杨龟山祠）拜谒先贤，为文以告。然后回家，与两位学生及一位弟弟饮酒于后花园中的水榭之上，算是诀别。到晚上，便给皇上写下《遗表》，然后整好衣冠，自沉水池，以死相抗。他的《遗表》称：　　　　
　　　　“臣虽削夺，旧为大臣。大臣受辱，则辱国。”　　　　
　　　　高攀龙真正实现了“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古诫。他以一死抗争邪恶，恐怕也保住了自己的甚至也是读书人的尊严。不过，他这种举措及其内涵，不会被那些把自杀一向视作是畏罪、自绝的爪牙、帮凶所看重，也不会被那些抱着好死不如赖活观念的凡夫俗子所理解。　　　　
　　　　京师的缇骑到达苏州后，遇到了大麻烦。周顺昌为官清廉，为人好义，而且为家乡做过不少好事，所以在家乡的威望很高。周顺昌被捕之日，全城几万人不约而同，都举着香要为周吏部请命。执行逮捕的缇骑，见此情形，十分生气，大声斥骂道：　　　　
　　　　“东厂逮人，你们这些鼠辈竟敢如此！”说完，便大呼囚犯（周顺昌）何在，还把铁镣手铐之类的刑具往地上狠狠一掷，铿锵有声。这批为天子卖命的打手，原以为只要拿出点气势来，便能吓得住文弱的苏州人。没想到一向文弱的苏州人一下子被激怒了，竟像山崩地坼一样，一拥而上，当场打死一人，其余负伤之人，惊得跳墙逃走。　　　　
　　　　当时另一支准备赴浙江逮捕黄尊素的人马，也正好泊船在苏州胥门之外，被苏州人围住痛打，船也被击沉。缇骑跳水而逃，才活下命来，但把捕人的凭据驾帖弄丢了，竟不敢去浙江抓人。在常州抓缪昌期、周应升的人马也遇到了类似的抗争。　　　　
　　　　周顺昌、黄尊素等人，都是自己去当地官署，自投诏狱的。　　　　
　　　　据说魏忠贤接到苏州民变的消息后，也非常紧张。不久又接到报告说，已有5名倡乱首犯自首，城中局势也已弹压，他这才放下心来。　　　　
　　　　后来被处决的那5名首犯是颜佩韦、杨念如、周文元、马杰、沈扬。他们是市井平民，大概也不具备倡乱的号召力，但在政府缉拿凶犯时，自动站了出来，承担责任，以自己的死，保住了苏州全城的平安无事。魏忠贤垮台后，苏州人追念其恩德，在虎丘旁为他们造了很有气魄的合葬墓，并由复社领袖张溥写下了那篇著名的《五人墓碑记》。苏州人还为他们立祠享祭，不过用的是原先为魏忠贤造的生祠，大概是为了废物利用吧。对苏州人的这种安排，这5位亡灵有无意见就不得而知了。试想：几年前尚是为魏忠贤祈祷祝福的生祠，几年后却又被改造而用来纪念这5位壮士，而后者却是因前者而遭惨杀，这种情形，总是有点别扭，也让人感叹世事的不可捉摸！　　　　
　　　　下诏狱的6位东林党人，在许显纯的手中被整得惨不忍睹，毙命于狱中。　　　　
　　　　缪昌期，第一个被送进诏狱。在狱中，他慷慨对簿，言辞、气势不屈不挠。他被诬受纳3000两白银，备受毒刑后，终被活活打死。至于死期具体是何日，不得而知。大概是因他曾为杨涟起草了那个名疏，所以在五月十二日尸体被领出时，他的10手指竟已全被打落，塞入两袖之中。　　　　
　　　　周顺昌，性格最为刚烈。他在狱中仍对魏忠贤骂不绝口。许显纯恨他此时竟仍敢大骂其主子，便用铁锥硬是把他的牙齿一颗颗给挖了出来。周顺昌仍不屈服，把满口鲜血吐到许显纯脸上，大骂不止。许显纯便在夜中派人将其杀害，时为六月十七日。3天后，尸体被领出，皮肉已全部腐烂，仅存发须依稀可辨。　　　　
　　　　周宗建，因首劾魏忠贤目不识丁，被坐赃12000两，许显纯对他下手也最毒。经多次毒刑，周宗建已奄奄一息，倒卧在地，不能出声。许显纯见状，恶狠狠地骂道：　　　　
　　　　“你还能骂魏公一丁不识吗？”　　　　
　　　　然后就用沙袋压在他身上，使其气绝而亡。这一天是六月十八日。　　　　
　　　　黄尊素入狱后，也备受煎熬。他自知狱卒将加害自己，便叩首谢君父之恩，赋诗一章。当时狱中仅存李应升一人还活着，关在隔壁牢房，黄尊素便隔墙与他诀别，说了声：　　　　
　　　　“仲达（李应升字），我先走了。”　　　　
　　　　当日黄尊素遇害，时为闰六月初一日。黄尊素就是“清初三大家”之一黄宗羲之父，家中赤贫，坐赃虽不足3000两，但仍然赔不出来。家人为此吃尽苦头，最后还是靠故旧、同年及乡人捐助，才交清此款。　　　　
　　　　闰六月初二日，李应升也被杀于狱中。　　　　
　　　　周起元，因道路最远，被解到京师下狱时，前面几位已经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