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山的晚风-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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暧住⒒蛄�体不安、或智力愚笨等等，那么宦官在某种程度上就可行使皇权的一部分甚至大部分权力，宦官干政也就难免了。　　　　
　　　　明代的宦官干政历来已久。太祖朱元璋曾有意识地抑制宦官的权势，如不许宦官识字，给宦官的待遇也不高。当时宦官的人数也不多，而宦官的职责也仅是洒扫侍奉。朱元璋曾在宫门立一铁牌，上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之类的文字，目的是严禁宦官干政。但时间一长，朱元璋也就不得不依靠宦官做事了。到永乐皇帝时，因宦官在靖难夺权中有功，成祖感念之下，重用宦官，像郑和之类的宦官，竟能代表朝廷，率军宣谕海外。同时，随着内廷制度的确立，太监也获得一些名正言顺的权力，如居“二十四监”之首的司礼监，其秉笔太监与内阁首辅对柄机要，实际上是皇帝在宫中的秘书班子，地位十分重要。因此，在明代正统、成化、正德、万历诸朝，都曾发生过宦官干政的事。　　　　
　　　　如果更仔细地去探究一下，还会发现，凡是有宦官干政的朝代，则必然有这样一些条件，如皇帝或年幼无知、或消极懈怠等等。更重要的是，这些皇帝从小生活在宫中，与宦官有很好的私人关系，如英宗（年号正统、天顺）、宪宗（年号成化）、武宗（年号正德），以及后来的万历帝。而像嘉靖帝，做了40余年皇帝，而且做得也很糟糕，但他在位期间，却无宦官干政之类的事发生，这大概与他少年时代没有生活在宫中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相对于宦官而言，皇帝身边的女性擅权的例子在明代则要少得多。能影响皇帝的女性有两类，一类是皇帝的母亲即太后或类似于母亲身份的人，一类是皇帝的后宫，如皇后、宠妃等等。一般而言，这类女性深居宫内，不太容易出头露面与外廷交接。她们干政的办法只有两个，或直接出头露面，垂帘听政；或利用娘家人，如父亲、兄弟，即一般被统称为外戚的，在朝廷作代理人。这在明代都不太可能。　　　　
　　　　客氏在明代是个特例。她原本是一个乳娘，地位实在不高。一般而言，像这种女性，到皇室的孩子过了哺乳期后，就会被稍作赏赐，逐出宫门，绝不允许再留宫中，以免孩子日久生情，也避免惹是生非。客氏却例外地被留了下来，这或许是因天启帝生母王才人早逝，缺人照顾。留在宫中的客氏，如同天启帝的母亲，与儿时的天启帝结下了很深的感情。　　　　
　　　　不过，即使如此，客氏也没什么翻天的本领。问题就出在客氏身边有魏忠贤。魏忠贤一方面可以通过客氏取信于天启帝，另一方面，又可以依此控制司礼监和东厂，并以天启帝的名义来干涉朝政。这样一来，天子名义上仍是天启帝，但其权力实际上已落入了魏忠贤手中。　　　　
　　　　


第二章荒唐岁月荒唐事魏忠贤的时代（2）

　　　　宦官之类的皇室奴才犹如主人豢养的家犬。主人要是驯养得好，他们犹能忠心耿耿，看家护院，不会出什么乱子。如果主人看管得不好，它们就很有可能跑出豪宅，惹是生非。由于主人地位显赫，一般人不仅不敢打，反而要百般依顺、献媚，免得它们发起性来咬自己一口。当然，也有少数不知深浅的人，嚷着要主人管管，主人却不听，而这些人便又做出要打狗的样子，却又慑于它们主子的威严，不敢真的去打。对这样的人，狗能不咬吗？　　　　
　　　　其实，又何止太监是这种样子呢？　　　　
　　　　泰昌帝假如能活长一点，魏忠贤大概还不会这么快地崛起。泰昌帝即位时，他做太子时的伴读王安控制着宫中，并与外廷有着良好的关系。可惜泰昌帝即位仅一个月就撒手归天，并由他的儿子天启帝即位登基。这样一来，魏忠贤的机会就来了。　　　　
　　　　天启帝即位后不久，魏忠贤（当时仍叫魏进忠）、客氏立即获得殊荣。客氏被封为“奉圣夫人”，其子侯国兴、弟客光先，以及魏忠贤的弟弟等俱获锦衣卫千户的职位。不久，魏忠贤由皇帝赐新名忠贤，从此，魏进忠被称作魏忠贤。这在当时是莫大的荣誉！　　　　
　　　　魏忠贤要控制内廷，就须先搬掉王安这块绊脚石。王安当时任司礼监秉笔太监，权力很大，而且与外廷关系也很密切。魏忠贤自己不便出面，便指使给事中霍维华弹劾王安，罗织罪名。他自己在宫内配合，矫诏发配王安充南海子净军，并指使手下将其迫害致死。王安之死，对天启初的朝廷政治影响很大。外廷文官，尤其是东林党人，失去了宫中的一位有力支持者。奇怪的是，当时朝廷的许多官员并没有竭尽全力去营救他。　　　　
　　　　除掉王安，是魏忠贤借用天启帝名义而进行的第一个杰作。当时的天启帝，只不过是一位十四五岁的少年，处于凡事似懂非懂的年龄。在他看来，魏忠贤、客氏是他最可信任的人。不仅如此，这位少年天子似乎也没弄清皇帝到底是干什么的，自然对朝政也不感兴趣。他最感兴趣的是做木工，整天斧锯锥凿，引绳削木，做了拆，拆了做，忙得不亦乐乎。　　　　
　　　　魏忠贤正是利用这位皇帝，内外勾结，来达到获取权力的目的。魏忠贤很会笼络人。他不仅把天启帝哄得团团转，而且还纠结了一批死党。像司礼监的王体乾、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等等，都是其骨干。外廷送上来的奏章，先由这些人审阅，然后再请示魏忠贤，只有魏认可后，方能施行。据说魏忠贤往往乘天启帝在忙木匠活的时候去汇报请示，天启帝受到干扰，很不高兴，于是就会说：　　　　
　　　　“朕已经知道了，你们去好好办吧！”　　　　
　　　　具体是怎么办的，只有魏忠贤自己知道。　　　　
　　　　魏忠贤还善于拉拢结交外廷的官员，投其所好，予以实惠，争取支持。在这一点上，东林党人远远不及魏忠贤。他们整天摆着一副君子的面孔，动辄仁义道德、臧否人物，拒人以千里之外。除非真正是与他们意气相投的人，或者是想利用他们的人，才会不计较他们的待人接物的方式，与其他们互相呼应。一般人对他们大多是持敬而远之的态度。反过来，东林党人也不屑与那些他们认为品行有问题的人来往。　　　　
　　　　魏忠贤在外廷结交的人，开始并不多。如前述弹劾王安的霍维华，就属于魏忠贤最早的外援之一。但这些人的地位并不是很高。魏忠贤较早结纳的重臣当是内阁大学士沈潅。沈潅，是方从哲的人，浙党骨干，早年在翰林院时，曾给宫中的宦官授过课，魏忠贤之流，都算是他的弟子。泰昌帝即位后，方从哲重新起用沈潅，并让其入阁，做大学士，参预机务。　　　　
　　　　沈潅入阁后，因有早年的一段缘分，便与魏忠贤结为同盟，里外援手。魏忠贤的羽翼便开始丰满起来了。　　　　
　　　　对魏忠贤在宫中的这些活动，外廷的东林党官员也多少有点觉察。侍郎陈邦瞻、御史周宗建、王心一等，在天启即位之初，就力主要客氏出宫。客氏也曾一度被遣出宫，但因天启帝思念不已，竟连饭都不肯吃，朝廷只得又宣其入宫。后来虽仍有官员要求客氏出宫，但天启帝一概不理。　　　　
　　　　第一个被魏忠贤赶下台的东林党官员是吏部尚书周嘉谟。周嘉谟是位实权人物，做事很有能耐。他不仅起用了大批在野的东林党官员，而且还逼走与东林党不和的许多浙、楚、齐三党骨干。他得罪魏忠贤是由于他不满霍维华的为人，并找了个机会赶他外放出京。魏忠贤因此大怒，唆使给事中孙杰，弹劾周嘉谟是受刘一燝之托，要为王安报仇。天启元年（1621）十二月，周嘉谟被罢免。　　　　
　　　　第二位是顾命大臣、内阁大学士刘一燝。此公在方从哲致仕后的一段时间内，与韩爌一起主持内阁，做了不少实事。魏忠贤怀疑他在幕后组织言官攻击沈潅，便与沈潅处处为难他。到天启二年（1622）三月，刘一燝被罢免。不久又因熊廷弼兵败辽东事受牵连，被削籍。　　　　
　　　　魏忠贤的这种咄咄逼人之势，引起了东林党的反击。他们先是猛烈攻击沈潅。不成之后，又转而攻击已致仕的前任首辅方从哲，即沈的后台，来达到攻击沈潅、限制魏忠贤的目的。　　　　
　　　　天启二年四月，吏部尚书孙慎行上疏追论方从哲进红丸之罪。天启帝下其奏疏令廷臣集议，都御史邹元标、给事中魏大中等一百余名朝官，纷纷要求治方从哲之罪，一时议论汹汹。不过内廷却在庇护方从哲，不治其罪。倒霉的又是崔文升、李可灼，两人被加重处罚，李可灼被充军戍边，崔文升被放逐南京。弄成这样的结果，孙慎行觉得脸面无存，不久便以身体有病辞官而去。这正中了魏忠贤下怀。　　　　
　　　　东林党人在此种情形下，继续攻击沈潅。刑部尚书王纪再劾沈潅，把他比作蔡京。不久，王纪被削籍而去，而首辅申时行也迫使沈潅在这年的七月下台。沈潅的下台是东林党人的一个胜利。是年八月，东林党人孙承宗又经略辽东，形势似乎又有利于东林党。　　　　
　　　　魏忠贤当然不会罢休。他很快利用首善书院之事，进行反击。此年十月，左都御史邹元标、左副都御史冯从吾这两位东林中坚人物，在魏忠贤等人的压力下，被迫辞职。到天启三年（1623）正月，魏忠贤又成功地让他的党羽顾秉谦、魏广微两人入阁（同时入阁的还有朱国桢、朱延禧），弥补了沈潅走后内阁无人的损失，牵制叶向高等东林党人，并为控制内阁埋下了伏笔。　　　　
　　　　在天启三年，东林党人仍在朝中占据着很大优势。在内阁中，有首辅叶向高、韩爌主政；赵南星居左都御史之位（十月改任吏部尚书），手下有李腾芳、陈于廷两员大将；科道则有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秉宪、魏大中、袁化中等人控制；李邦华、孙居相、王之寀、郑三俊、邹维涟、夏嘉遇、张光前、程国祥、刘廷谏等人则也在各部院占据重要位置。一时声势浩大。　　　　
　　　　然而，这种兴盛背后，也潜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