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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声何处_余秋雨-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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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文化人在给昆曲输入精神浓度的同时也给它带来相应的审美格调。众所周知，昆曲从文词的典雅生动、意境的营造到心理气氛的渲染都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有不少唱词段落在文学价值上完全可以与历代著名诗词并驾齐驱。更难能可贵的是，多数昆曲作品在编剧技法上也十分高超，使得典雅深邃的文词能借助于戏剧性的舟筏通达当时无数世俗观众的接受水平，引起全社会的欣赏和迷醉。在唱腔上，音乐格局的婉转变化，演唱节奏顿挫疾徐的控制，配器的齐全，都达到空前的水平而取得了柔丽妩媚、一唱三叹的效果。在表演上角色行当的细密分工，写意舞姿和抒情舞姿的丰富，念白的生动幽默，也成了一门需要多年学习纔能把握的复杂技艺。这些自然都与社会性痴迷所造成的激励有关，也与高层文化界对它的精工细磨分不开。高层文化人把他们的全部文化素养和审美积淀都投注在昆曲的一招一式、一腔一调之中，诗、书、琴、画、舞、乐融成一体而升腾成种种舞台景象。因此不妨说，离开了文化精英的大幅度聚合是很难办得到的。
有不少研究者论断，花部的表演艺术超过了昆曲，笔者认为不能一概而论。在花部中，有不少剧种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强化了表演艺术，有些新兴的地方戏曲在表演上也可能要比昆曲清新活泼，但从整体戏剧文化而言，表演艺术并不仅仅是演员的事。昆曲艺术中高层文化人的大幅度聚合给予表演艺术的总体格调和美学控制，是花部诸腔很难再获得的，因此即便仅就表演而论，昆曲也是后起的各地方剧种的先师。事实上后代一些严谨的戏曲剧种在训练演员时都要求用昆曲表演来扎实功底。尽管这些先师自己已难得展现身手，却还保留着足够的示范价值。
充分的理性自觉
昆曲艺术在中国艺术史上还有一个足以傲人之处是它拥有一大批够资格的理论家，其中大部分又是实践家兼理论家。可以说，中国戏曲理论宝库中绝大部分最珍贵的建树实际上是昆曲理论。这样，昆曲艺术的全部活动和进展，都伴随着清晰的逻辑表述和理性监督，始终享受着智力点化和精神指引，因而它也就成了一种高度自觉自明的文化。
元杂剧所拥有过的理论是很零碎的。经过仔细爬剔，我们纔能从一些诗序和笔记性的记述中发现某些谈演唱、唱词和评述演员的篇什，在当时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对元杂剧作家的评述要等到明代纔产生，而且无论是贾仲明还是朱权都是用诗化语言进行极简约模糊的评判，有史料价值，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戏剧理论。即就一代大家关汉卿论，直到明代纔被约略提及，而朱权在排列中把他放在杂剧作家的第六位，还评之为“可上可下之纔”，这足以证明面对元杂剧的理论烛照是多么微弱，元杂剧作为一种成熟的戏曲范型又是多么可怜地缺少自觉自明。这种情况不能不使元杂剧的整体文化形象显得不够健全。到了昆曲时代就完全不一样了，至少是从魏良辅开始吧，几乎一切像模象样的昆曲大家都有理论意识，都要把自己的实践活动上升到理性高度。到了万历年间，以汤显祖和沈璟的出色理论成果和著名理论对峙为标志，加以潘之恒的表演理论以及胡应麟、徐复祚、臧懋循、吕天成等人的论述，整体理论水准一下子提得很高，此后又有极为厚重的王骥德的《曲律》，以及祁彪佳、孟称舜等人的思考，接连不断。到了清代，中国古代最大的戏曲理论家李渔在昆曲领域应运而生，又出现了昆曲表演理论著作《梨园原》，以及其它各种理论著作，一些著名的昆曲剧目，也得到了应有的理论评述。
上述有关昆曲的一系列理论成果，后来常常被人们看成是中国戏曲剧种的普遍理论，这就进一步证明了昆曲对中国戏曲整体的代表性。我们今天凭借李渔、王骥德等人的理论成果所梳理出来的中国传统戏剧学，实际上是昆曲戏剧学，即便在昆曲已经衰落了的时代也一直让各个剧种分享着这种昆曲戏剧学。
美学格局的多方渗透
以上，我们从昆曲艺术在社会接受上的广度和深度、内在文化素质上的高度以及在理性上的自觉自明程度几个方面论定了它在中国戏曲史诸范型中无可匹敌的至高地位。在昆曲艺术衰落之后，这一切并不仅仅作为一种远年往事留在人们的记忆里，它们转化成一种含而不露的美学格局和美学风范，对后代的各种戏曲进行了多方面的渗透。
例如：（一）高度诗化的风范。昆曲艺术不仅文词是充分诗化的，而且音乐唱腔和舞蹈动作也都获得了诗情画意的陶冶，成为一种优美的有机组合。这种高度诗化的风范推动了中国戏曲在整体质量上的诗化，今天人们说中国戏曲是一种“剧诗”，是一种“写意戏剧”，甚至认为中国戏曲不仅要求它的作者必须具有诗人气质，而且还要求剧中角色也或多或少带有诗人色彩，这都与昆曲风范的渗透直接有关；（二）雅俗组接方式。昆曲艺术把雅致的唱词和俚俗的念白熔为一炉，甚至在多少带有诗人色彩的主角边上设立了满口苏州方言或其它江南方言的丑角，插科打诨，世俗气息、市井气息浓厚，具有强烈的剧场效果。其它脚色行当也各有鲜明色彩，组合在一起既雅俗共赏又构成了多种风格节奏间的奇妙搭配。这种组接方式大致也被中国戏曲的多个剧种所沿用，在故意的不和谐中搭建着多重原色块的有趣关系，至今仍有进一步开掘运用的前途；（三）连缀型的松散结构。昆曲剧目数十折连绵延伸的长廊式结构具有可拆卸、可重新组装的充分可能性，每一折乃至每一小段在游离全剧之后仍可具备独立的观赏价值。同样，由于昆曲清唱活动的长期发达词曲唱段对于全剧来说也具有可分离性。这种与西方戏剧的严谨结构判然有别的松散弹性结构，体现了东方美学潇洒无羁的独特神韵，也是中国戏曲有趣的生命状态。即便是昆曲整体衰落之后，折子戏的演出和清唱活动仍然保持着长久的生命力。这或许在今天和今后仍是昆曲和其它戏曲剧种的存留方式，而更重要的是，这些往往被现代人视作弊病的自由结构，本是由昆曲扩展的中国戏剧学的主要特征之一；（四）演出的仪式性和游戏性。昆曲艺术在其繁荣期的演出方式与我们日常习见的话剧、歌剧演出方式有本质的区别，它并不刻意制造舞台上的幻觉幻境，而是以参与某种仪式的方式与实际生活驳杂交融。在家庭昆班演出时它是家族仪式、宴请仪式的参与者，在职业昆班流浪演出时它是社会民众的节庆仪式、宗教仪式的参与者，与此同时它本身也成了一种必须吸引人们自由参与的仪式，在观赏上随意而轻松，不必像话剧观众那样在黑暗中正襟危坐、不言不动、忘却自己，只相信舞台上的幻觉幻境。昆曲艺术在传统上总要吸引大量票友参加，其中有的票友还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总之这是一种可以随意出入的带有很大游戏性自由艺术，而中国戏剧学的独特灵魂也正在这里。现代戏剧人类学家对中国戏剧的这种生存形态几乎一无例外地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这些美学格局，都因为由昆曲作了决定性的拓展而成了中国戏剧的安身立命之本。
一种艺术范型的真正价值，主要不是看它在今天有多少表面留存，而应该看它对后代的艺术产生了多少素质性渗透。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天有多少昆曲剧目在上演，远不是昆曲艺术生命力的惟一验证。
艺术史上任何一种范型都不可能永恒不衰，“范型”这一命题的提出就是以承认诸种范型间的代代更替、新陈代谢为前提的。昆曲无可挽回地衰落了，这是不必惋叹的历史必然，人们也不必凭着某种使命感和激动去做振兴的美梦。它曾经有过的辉煌无法阻止它的衰落，而它的衰落也无法否定它的辉煌。一切辉煌都会有神秘的遗传，而遗传的长度和广度却会倒过来洗刷掉辉煌时代所不可避免地迸发出来的偶然性因素，验证造成辉煌的质朴本原，中国人审美定势的本原。
一个民族的艺术精神常常深潜密藏在一种集体无意识之中，通向这个神秘的地下世界需要有一些井口，昆曲，就是我心目中的一个井口。你们即便不喜欢它，也无法否认它是井口。
魏、梁改革
中国戏曲离不开演唱，因此，戏剧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不仅也包含着戏曲音乐的发展，而且一向以戏曲音乐的递嬗作为整个戏剧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杂剧和南戏的盛衰荣枯，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现为“北曲”、“北音”与“南曲”、“南音”的较量和格斗。北曲在元代发展了那么多年，当然要比南曲成熟，传到南方之后曾把南曲压下去过很长一阵子。但是，南曲也有自己“清峭柔远”的特点，有着自己极为丰富的地方声腔的资源，不仅未曾从根本上被北曲所压倒，而且在吸取北曲长处的基础上，随着整个戏剧文化重心的南移，竟自渐渐兴盛起来。南曲之中，代表性的声腔很多，有余姚腔、海盐腔、弋阳腔、昆山腔等，原先与产生地域有关，后来也各自流布四处，热闹一时。相比之下，流布在吴中一带的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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