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文集 全集-第3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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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读“夏”或“介”，“嗄”字只能缀在语尾，不能单独成为一个问句。《太太万岁》剧本独多自成一句的“嗄”？
　　原文是“啊？”本应写作“啊（入声）？！”追问逼问的叱喝。但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字有这一种用法，就不必罗嗦注上“入声”，又再加上个惊叹号了。
　　《太太万岁》的抄手显然是嫌此处的“啊？”不够著重，但是要加强语气，不知为什么要改为“嗄？”而且改得兴起，顺手把有些语尾的“啊”字也都改成“嗄”。连“呀”也都一并改“嗄”。
　　旧小说戏曲中常见的“吓”字，从上下文看来，是“呀”字较早的写法，迄今“吓”、“呀”相通。我从前老是纳闷，为什么用“下”字偏旁去代表“呀”这声音。直到现在写这篇东西，才联带想到或许有个可能的解释：全校本《金瓶梅词话》的校辑者梅节序中说：“书中的清河，当是运河沿岸的一个城镇，生活场景较近南清河（今苏北淮阴）。《金瓶梅》评话最初大概就由‘打谈的’在淮安、临清、扬州等运河大码头上说唱，听众多为客商，船夫和手艺工人。”
　　说书盛行始自运河区，也十分合理。河上的工商亟需比戏剧设备简单的流动的大众化娱乐。中国的白话文学起源于说唱的脚本。明朝当时的语助词与千百年前的“耶”、“乎”、“也”、“焉”自然不同，需要另造新字作为“啊”、“呀”这些声音的符号。苏北语尾有“嗄”。《金瓶梅》有“嗄”字而未用作语助词，但是较晚的其他话本也许用过。“嗄”字一经写入对白，大概就有人简写为“吓”，笔画少，对于粗通文墨的说书人或过录者便利得多，因此比“嗄”流行。流行到苏北境外，没有扬州话句尾的“嗄”，别处的人不知何指，以为就是最普遍的语尾“呀”。那时候苏州还没出了个韩子云，没经他发现“嗄”就是苏白句末发音稍异的“贾”，所以也不识“嗄”字缩写的“吓”，也跟着大家当作“呀”字使用。因而有昆曲内无数的“相公吓！”“夫人吓！”
　　还有我觉得附带值得一提的：近年来台湾新兴出“到”字语助词，其实是苏北原有的，因为不是国语，一直没有形之于文字。“到”的字义接近古文“也”字。华中的这一个凋敝的心脏区似是汉族语言的一个积水潭，没有经过一波波边疆民族的冲激感染。苏北语的平仄与四声就比国语吴语准确。
　　《太太万岁》的抄手偏爱“嗄”字而憎恶“嗳”字，原文的“嗳”统改“哎”或“唉”。
　　“嗳”一作“sG”，是偶然想起什么，唤起别人注意的轻呼声。另一解是肯定——“嗳”是“是的”，“噢”是“是。”
　　不过现代口语没有“是”字了，除了用作动词。过去也只有下属对上司，以及官派的小辈对长辈与主仆间（一概限男性）才称是。现在都是答应“噢”。
　　作肯定解的“嗳”有时候与“sG”同音“爱”，但是更多的时候音“Ａ”，与“唯”押韵。“噢”与“诺”押韵。“嗳，嗳，”
　　“噢，噢，”极可能就是古人的唯唯诺诺，不过今人略去子音，只保留母音，减少嘴唇的动作，省力得多。
　　“哎”与“嗳”相通，而笔画较简，抄写较便。“嗳”
　　“哎”还有可说，改“唉”就费解了，“唉”是叹息声。
　　《太太万岁》中太太的弟弟与小姑一见倾心，小姑当着人就流露出对他关切，要他以后不要乘飞机——危险。他回答：“好吧。哼哼！嘿嘿！”怎么哼哼冷笑起来？
　　此处大概是导演在对白中插入一声闭着嘴的轻微的笑声，略似“唔哼！”礼貌地，但是心满意足地，而且毕竟还是笑出声来。“嘿嘿！”想必，一时找不到更像的象音的字，就给添上“哼哼！”二字，标明节拍。当场指点，当然没错，抄入剧本就使人莫名其妙了。
　　对白本一切从简，本就要求读者付出太多的心力，去揣摩想象略掉的动作表情与场景。
　　哪还经得起再乱用语助词，又有整句整段漏抄的，常使人看了似懂非懂。在我看来实在有点伤心惨目，不然也不值得加上这么些个说明。
　　（一九八九年九月）
　　草　炉　饼前两年看到一篇大陆小说《八千岁》，里面写到一个节俭的富翁，老是吃一种无油烧饼，叫做草炉饼。我这才恍然大悟，四五十年前的一个闷葫芦终于打破了。
　　二次大战上海沦陷后天天有小贩叫卖：“马草炉饼！”
　　吴语“买”“卖”同音“马”，“炒”音“草”，所以先当是“炒炉饼”，再也没想到有专烧茅草的火炉。卖饼的歌喉嘹亮，“马”字拖得极长，下一个字拔高，末了“炉饼”二字清脆迸跳，然后突然噎住。是一个年轻健壮的声音，与卖臭豆腐干的苍老沙哑的喉咙遥遥相对，都是好嗓子。卖馄饨的就一声不出，只敲梆子。馄饨是消夜，晚上才有，臭豆腐干也要黄昏才出现，白天就是他一个人的天下。也许因为他的主顾不是沿街住户，而是路过的人力车三轮车夫，拉塌车的，骑脚踏车送货的，以及各种小贩，白天最多。可以拿在手里走着吃——最便当的便当。
　　战时汽车稀少，车声市声比较安静。在高楼上遥遥听到这漫长的呼声，我和我姑姑都说过不止一次：“这炒炉饼不知道是什么样子。”
　　“现在好些人都吃。”有一次我姑姑幽幽地说，若有所思。
　　我也只“哦”了一声。印象中似乎不像大饼油条是平民化食品，这是贫民化了。我姑姑大概也是这样想。
　　有一天我们房客的女佣买了一块，一角蛋糕似地搁在厨房桌上的花漆桌布上。一尺阔的大圆烙饼上切下来的，不过不是薄饼，有一寸多高，上面也许略洒了点芝麻。显然不是炒年糕一样在锅里炒的，不会是“炒炉饼”。再也想不出是个什么字，除非是“燥”？其实“燥炉”根本不通，火炉还有不干燥的？
　　《八千岁》里的草炉饼是贴在炉子上烤的。这么厚的大饼是绝对无法“贴烧饼”。《八千岁》的背景似是共党来之前的苏北一带。那里的草炉饼大概是原来的形式，较小而薄。江南的草炉饼疑是近代的新发展，因为太像中国本来没有的大蛋糕。
　　战后就绝迹了。似乎战时的苦日子一过去，就没人吃了。
　　我在街上碰见过一次，擦身而过，小贩臂上换着的篮子里盖着布，掀开一角露出烙痕斑斑点点的大饼，饼面微黄，也许一叠有两三只。白布洗成了匀净的深灰色，看着有点恶心。
　　匆匆一瞥，我只顾忙着看那久闻大名如雷贯耳的食品，没注意拎篮子的人，仿佛是个苍黑瘦瘠中年以上的男子。我也没想到与那年轻的歌声不太相称，还是太瘦了显老。
　　上海五方杂处，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反而少见。叫卖吃食的倒都是纯粹本地口音。有些土著出人意表地肤色全国最黑，至少在汉族内。而且黑中泛灰，与一般的紫膛色不同，倒比较像南太平洋关岛等小岛（Ｍｉｃｒｏｎｅｓｉａｎ）与澳洲原住民的炭灰皮色。我从前进的中学，舍监是青浦人——青浦的名称与黄浦对立，想来都在黄浦江边——生得黑里俏，女生背后给她取的绰号就叫阿灰。她这同乡大概长年户外工作，又更晒黑了。
　　沿街都是半旧水泥弄堂房子的背面，窗户为了防贼，位置特高，窗外装着凸出的细瘦黑铁栅。街边的洋梧桐，淡褐色疤斑的笔直的白圆筒树身映在人行道的细麻点水泥大方砖上，在耀眼的烈日下完全消失了。眼下遍地白茫茫晒褐了色，白纸上忽然来了这么个“墨半浓”
　　的鬼影子，微驼的瘦长的条子，似乎本来的圆脸，黑得看不清面目，乍见吓人一跳。
　　就那么一只篮子，怎么够卖，一天叫到晚？？难道就做一篮子饼，小本生意小到这样，真是袖珍本了。还是瘦弱得只拿得动一只篮子，卖完了再回去拿？那总是住得近。这里全是住宅区紧接着通衢大道，也没有棚户。其实地段好，而由他一个人独占，想必也要走门路，警察方面塞点钱。不像是个乡下人为了现在乡下有日本兵与和平军，无法存活才上城来，一天卖一篮子饼，聊胜于无的营生。
　　这些我都是此刻写到这里才想起来的，当时只觉得有点骇然。也只那么一刹那，此后听见“马草炉饼”的呼声，还是单纯地甜润悦耳，完全忘了那黑瘦得异样的人。至少就我而言，这是那时代的“上海之音”，周璇、姚莉的流行歌只是邻家无线电的嘈音，背景音乐，不是主题歌。
　　姑姑有一天终于买了一块，下班回来往厨房桌上一撂，有点不耐烦地半恼半笑地咕噜了一声：“哪，炒炉饼。”
　　报纸托着一角大饼，我笑着撕下一小块吃了，干敷敷的吃不出什么来。也不知道我姑姑吃了没有，还是给了房客的女佣了。
　　（一九九○年二月）
　　苏青、张爱玲对谈录——关于妇女。家庭。婚姻诸问题对谈者：苏青、张爱玲时　间：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七日下午地　点：上海。张爱玲女士寓前言当前上海文坛上最负盛誉的女作家，无疑地是张爱玲和苏青。她们都以自己周围的题材来从事写作，也就是说，她们所写的都是她们自己的事。由女人来写女人，自然最适当，尤其可贵的，似乎在她们两位的文章里，都代表当前中国知识妇女的一种看法，一种人生观，就是在她们个人的谈话中，记者也常可以听到她们关于妇女问题的许多独特的见解，因此本社特约苏张两女士举行对谈，而以当前中国的妇女。家庭。婚姻诸问题为对谈题材。对谈的结果非常好，更难得的是她们两位对于记者所问的，都提供了坦白的答案。记者愿意在这里向读者们郑重介绍以下的对谈记录，并向参加对谈的苏张两君表示谢意。
　　记　者：今天预定对谈的是妇女、家庭、婚姻诸问题，承蒙你们二位准时出席，非常感谢。今天对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