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文集 全集-第1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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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至全国解放初期（一九五二年张爱玲出国之前）。这一时期，中国大地上正发生地覆天翻的历史性变迁，张爱玲的创作不再引起注意，然而，她也并未辍笔，甚至还可以说相当勤奋。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十八春》，中篇小说《小艾》、《多少恨》（据电影剧本《不了情》改写），散文《华丽缘》，电影剧本《不了情》、《南北和》、《太太万岁》以及其它一些作品等。
　　由于张爱玲自己创作起点较高，这一时期作品无明显突破，但若认为她的起点即是终点，似可商榷，因为这一时期的创作表明，她是有若干进展的，例如，以往她主要写作中、短篇小说，《连环套》等长篇小说创作中途夭折，《十八春》则是她第一个完整的长篇小说，此外，她还着手于电影剧本的创作。又如，《十八春》、《小艾》等作品均可见当时进步潮流的某种影响，一面加强了对旧中国黑暗的揭露，一面也借人物的命运转捩，展现了新生活的曙光，虽然这种影响后来又为她否定，但在创作上毕竟客观存在过。
　　（三）一九五二年去香港后至六十年代到美国定居前。在香港美国新闻处工作期间，她写了长篇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这两部小说，虽也被海外某些评论者揄扬有加，无论作者，还是评论者，文字中都无可否认地带有明显的政治偏见，用以观察、表现、评价解放初期中国社会生活，必然与真实相忤。而与真实相忤的作品，其价值就值得怀疑。此间也偶有其它创作，如《五四遗事》（一九五七年），虽是短篇，却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感，文字也由绚丽归于平淡。从总的方面看，她在创作上已渐呈罢手之势，是由于源泉枯竭，抑心境转换，尚不得而详。
　　（四）六十年代到美国定居至今。这一时期可称之为张爱玲创作活动的后期，其文学工作颇有“善后”的特点，先后将旧作《十八春》改写成《半生缘》（后改名为《惘然记》）
　　，将《金锁记》改写成《怨女》，出版了网罗旧作的《张看》与《惘然记》二书，也有一些小说、散文新作，如《色。戒》、《谈读书》、《谈读书后记》、《忆胡适之》等，但数量甚少。另一方面，重点似已转移至学术研究与翻译。一九七七年，二十万字的《红楼梦魇》出版，内收“五详”《红楼梦》论文，是一部对《红楼梦》做精深研究的书，显示了她长期致力于此的造诣。她除从事一些英译汉的工作外，又将清代小说《海上花列传》译成英文。
　　张爱玲在美国深居简出，杜门谢客，她的情况也很少为人所知。
　　二
　　张爱玲甫登文坛其创作就不同凡响。这样的作家不可能不引起评论界的关注，和研究者持久的兴趣。这里，拟简要介绍一些对张爱玲创作的主要评价，以资参考。
　　一九四四年发表的署名“迅雨”的《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文，系著名翻译家傅雷的手笔。此文至今在张爱玲研究中仍是很有分量的一篇。它首先从回顾当时文坛的缺陷角度，肯定了张爱玲的成就，称赞《金锁记》是“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在这篇作品中，情欲得到了深刻的勾勒，其作用亦显得很重要，主角曹七巧的悲剧令人感到惆怅和悲哀。“结构，节奏，色彩，在这件作品里不用说有了最幸运的成就。”在心理分析方面，张爱玲善于“利用暗示，把动作、言语、心理三者打成一片”，人物“每一个举动，每一缕思维，每一段对话，都反映出心理的进展……每句说话都是动作，每个动作都是说话，即使在没有动作没有言语的场合，情绪的波动也不曾减弱分毫。”又说：“新旧文学的糅和，新旧意境的交错，在本篇里正是恰到好处。……譬喻的巧妙，形象的入画，固是作者风格的特色，但在完成整个作品上，从没像在这篇里那样的尽其效用。”文章还对《连环套》予以严肃批评，并指出张爱玲创作题材偏窄，局限于男女间的事情，同时又有一种“淡漠的贫血的感伤情调”。
　　张爱玲的《自己的文章》在这里值得一提，它不仅是对傅雷的批评的回应，而且由于其中阐明了她的审美观点与创作见解，对评价其作品相当重要。在这篇文章中，她宣称自己喜欢有更深长的回味的“苍凉”，喜欢像“葱绿配桃红”的“参差的对照”。“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不那么强调主题，而是“让故事自身给它所能给的，而让读者取得他所能取得的”。也不把虚伪与真实写成强烈的对照，“却是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她虽然喜欢素朴，却“只能从描写现代人的机智与装饰中去衬出人生的素朴的底子”，文章虽或过于华靡，心所向往的还是海水一般“饱蓄着洪涛大浪的气象”。虽然“只是写男女间的小事情”，却是意在写出人性的素朴与放恣，并有意于“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以此给予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要了解她的凄迷、惝*w的小说世界，不可不细读她的这篇文章。
　　海外兴起“张爱玲热”，与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为她辟专章，并给予极高评价直接有关。夏氏称张爱玲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称《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说张爱玲“一方面有乔叟式享受人生乐趣的襟怀，可是在观察人生处境这方面，她的态度又是老练的、带有悲剧感的——这两种性质的混合，使得这位写《传奇》的年轻作家，成为中国当年文坛上独一无二的人物”。张爱玲创作的特色包括：（一）意象繁复、丰富，“《传奇》里所描写的世界，上起清末，下迄中日战争；这世界里面的房屋、家具、服装等等，都整齐而完备。她的视觉的想象，有时候可以达到济慈那样华丽的程度。”（二）有强烈的历史意识。（三）处理人情风俗十分熟练，对人的性格揭示深刻，“对于人和人之间的微妙复杂的关系，把握得也十分稳定”。一方面受弗洛依德和西洋小说的影响，心理描写细腻，且能运用暗喻以充实故事内涵的意义；另一方面又得益于旧小说，对白圆熟，和摸透了中国人的脾气。“《传奇》里的人物都是道地的中国人，有时候简直道地得可怕；因此他们都是道地的活人，有时候活得可怕。”夏志清还指出，“张爱玲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可是同时又是一个活泼的讽刺作家，记录近代中国都市生活的一个忠实而又宽厚的历史家。”在她的若干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是隽永的讽刺，一方面是压抑了的悲哀。这两种性质巧妙的融合，使得这些小说都有一种苍凉之感。”
　　在夏志清评论之后，海外研究张爱玲的论著出了不少。一部分致力于对张爱玲作品进行深入探究与赏析，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水晶的《张爱玲的小说艺术》一书中所收论文，如在《象忧亦忧，象喜亦喜》中，他分析张爱玲对意象娴熟而巧妙的运用，为读者打开了观看张爱玲小说世界的又一视境。《试论张爱玲〈倾城之恋〉中的神话结构》虽为大胆的假想分析，却也别具只眼，富有新意，开掘出了作品中形象意蕴的繁复层面。《潜望镜下一男性——我读红白玫瑰》一文对《红玫瑰与白玫瑰》中人物心理描写更是有精彩的解析，以郁达夫的不足作对照，或有扬此抑彼之嫌，但听水晶细细道来，使人对张爱玲洞察人物心理之深与表现技巧之高，不能不佩服。水晶的评论，能引起读者对张爱玲作品更为浓厚的兴趣。还有一些研究论著评析了以往评论中较少谈到的作品，以及张爱玲的近作，扩大了对张爱玲的了解。
　　另一部分则是对张爱玲创作有不同看法，并展开了交锋。
　　对张爱玲创作持批评态度的评论者可以唐文标为代表。唐文标认为张爱玲是一个“活在新时代中的租界上海的旧作家”，是“没落的上海世界的最好和最后的代言人”。在《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张爱玲早期小说长论》一文中，他从张爱玲的小说世界及其构建的角度，指出张爱玲的世界是荒凉的，“死”的，里面的人物也都在走着死亡的路，“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在他看来，这都是与时代脱节的，而且缺乏积极的社会作用。唐文标与一些持相同意见的人都认为张爱玲创作题材狭窄，人物平凡，有趣味主义倾向。
　　唐文标等人的意见遭到朱西宁等人的猛烈抨击，被认为是“题材决定论”和狭隘功利主义。
　　对具体作品评价也有见仁见智，看法各异的，例如，有人对《怨女》和《金锁记》进行比较，认为《怨女》在情节上，欠缺《金锁记》那种复杂与深入，也缺乏深度和严谨的结构（王拓：《〈怨女〉和〈金锁记〉的比较》）。也有人认为，《怨女》削除了女主角的女儿，减低了悲剧的力量；但在结构和文字表现方面，《怨女》处处胜过《金锁记》（李元贞：《文学论评——古典与现代》）。
　　应该指出，相当一部分研究者虽然也喜爱张爱玲的作品，赞同对张爱玲的小说成就及其创作才能予以较高评价，却不同意盲目推崇，这还是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
　　国内对张爱玲的介绍和研究，是从八十年代初再度开始的，张葆莘的《张爱玲传奇》（《文汇月刊》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和柯灵的《遥寄张爱玲》（《读书》一九八五年第四期）
　　以散文的笔调介绍了张爱玲的生平与创作，特别是后一篇，作者以张爱玲老友与历史见证人身份，夹叙夹议，写来真情动人，评品允当。陆续发布的研究文章，有的看重张爱玲独特的艺术表现领域，认为：“她的作品对沪港畸形社会及其历史渊源的探索，很能体现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独特的一角，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