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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衡-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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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继续下降到41．9％，2000年下降到40％。在2000年，恩格尔系数在农村居民中约为50％。恩格尔系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的生活水平。联合国粮农组织用恩格尔系数作为判定生活发展阶段的一般标准：60％以上为贫困；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40％以下为富裕。应当说，这个转型对于我们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变迁有着重大的影响。但这个对于这样一个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而且对整个社会生活有重大影响的变化，几乎完全被我们的理论界所忽视了。也许有人会说，在生活必需品阶段，人们为基本的生存需求而奔忙，而到了耐用消费品阶段，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已经大体不成问题，宽敞的住房、汽车、高档电器、各种服务，开始进入人们的生活，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
还有什么要讨论的吗？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指出的一点是，一个社会从生活必需品阶段转向耐用消费品阶段，整个经济和社会生活会发生一系列的重大变化，如果不能妥善地处理这个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就会酿成某种危机。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至今还会被人们不断提到。但对于这场历史上少见的经济大危机的原因所做出的种种解释，不断受到人们的怀疑和挑战。近些年来有些学者开始认为，这次经济大萧条就是由西方世界由生活必需品阶段向耐用消费品阶段的转型引起的。因此，我们绝不能对这个变化或转型给予丝毫的轻视。资源配置：从扩散到重新积聚。在80年代之前，中国社会的财富主要是集中在国家手中，然后由国家依据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来进行再分配。与这种制度相伴随的，是社会财富和资源的极度“匮乏”。
在这种情况下，从社会边缘开始发端，以市场为基本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无疑会具有一种财富增长和资源扩散的效应。在这个过程中，首先，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最早在改革中受益，社会中最贫困阶层的收入和生活得到改善。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同时也是由于国家提高粮食和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农民的收入增加了；城市中职工的收入由于工资和奖金的增加而提高了（有时甚至出现超分配的现象）；同时，一些事实上处于失业状态的人们，如部分无法进入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的回城知识青年以及刑满释放的人员，在改革政策的鼓励下，发展个体经营，从而使得这部分本来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成为最早的致富者。在当时的情况下，除极少数成功的个体户之外，社会中并不存在过于富裕的阶层。
可以说，在80年代，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口都是改革的受益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所谓“共同富裕”的局面。其次，是社会中的边缘地带出现了兴旺的气象和发展的生机。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得人民公社时期缺少劳动积极性的社员成为自主经营的农民。加之新的政策鼓励农民实行多种经营，农村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增长。与此同时，由于城乡二元结构仍然存在，农村中不断增多的劳动力和其他资源无法流入到城市中去，而只能以乡镇企业的形式在农村内部积聚起来。尽管这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有利有弊，但客观的结果是促进了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在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乡镇企业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
乡镇企业的发展不仅解决了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而且也大大增加了农民的收入。然后是在乡镇企业的推动之下，小城镇迅速发展起来。再次，随着放权让利式改革的推进，基层政府和企业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和可供支配的资源。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基层政府和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过去那种消极的执行者的角色，而成为一种积极的主体。基层政府和企业掌握资源的增加，为基层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了活力。在8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中期之前，与财富扩散的趋势唯一不同的现象，是“官倒”的出现。而作为“官倒”的制度背景，则是价格的“双轨制”。在80年代中期，“官倒”现象曾导致一些拥有或接近政治与行政权力的人们成为中国最早的富裕者。但总体来说，人数极为有限，所获得的财富也相当有限，并不足以对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格局造成根本性的影响。对于其中的有些人，人们称之为“万元户”。
中国：社会转型的新阶段推动9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三个背景因素（2）
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有些人，正是靠着从事“官倒”活动中积累起来的财富，完成了最初的原始资本积累过程，其中有的成为90年代有名的私营企业主。在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与80年代走向截然相反的财富聚敛过程开始发生。这个过程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市场机制、巨大的收入差距、贪污受贿、大规模瓜分国有资产，造成收入和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尽管城乡之间壁垒森严，但通过税收、储蓄以及其他途径，大量农村中的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社会；在税制改革的推动下，政府获得越来越多的财政收入，然后将这些收入集中投向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证券市场的发展，企业间的重组和兼并，将越来越多的资金和技术、设备集中到数量越来越少的企业之中。所有这一切，都在从根本上改变着中国的资源配置的格局。这种资源重新积聚的趋势，对中国社会正在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首先，群体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越拉越大。在改革初期的“做大蛋糕”的改革模式中，是在失败者出现之前造就了成功者。但在90年代，由于资源配置机制的变化，社会中的一些人迅速暴富起来，而原来在改革初期得到一些利益的边缘和弱势群体日益成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
也就是说，90年代是一个改革的失败者显现的年代。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一个数量不多的“富人”群体开始形成，福布斯评选出的2001年中国百位首富企业家提供的数据表明，仅前10位首富，就拥有资产559亿元（当然，这里所说的拥有的资产不能完全等同于个人财富，但也可以大体看出财富占有的情况）。另一方面，城市中的失业者成为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群体。这个群体在改革前，无论在经济收入还是在社会地位上，都处于明显的优势位置，但在过去的10多年中，已经沦为城市社会的底层。一些开工不足企业的职工，和部分退休职工，也大体可以属于这个群体。其次，是社会的边缘地带，出现明显的凋敝。这特别是表现在农村和小城镇。在一些地方的农村，已经很少能够看到年轻人。有的村庄已经成了“空壳村”。而且道路和水利等基础设施普遍破败失修。
在这种现象背后的，是过去十几年的时间中，农业已经基本成为一个无利可图的产业。在这一段时间里，尽管国民经济以6％～8％的速度在增长，但农民的收入，基本是停滞不前。在1997年后，尽管农民收入的平均水平还在以缓慢的速度上升，但实际上，就大多数以农业为主的农民来说，收入实际上是下降的。再次，基层被掏空。近些年来，财政收入越来越多地集中到上级政府，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越来越弱。特别是一些农村的乡镇政府负债累累。现在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县级政府没有能力支付公务员和教师的工资。同时，在村庄的层面上，一个村庄负债四五十万元屡见不鲜。第三个背景则是全球化的趋势以及中国逐步融入全球化的过程。有人认为，在中国改革的过程中，对外开放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甚至有人将改革看作是对外开放的配套措施。这样的说法尽管不见得准确，但也可以说明对外开放在中国改革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在90年代，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进一步加快。
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为加入世贸组织所做的各种前期准备。尽管中国实际加入世贸组织是在2001年，但为加入世贸组织所做的准备实际上早就开始了。特别是在90年代的最后几个年头，此项准备工作更是达到紧锣密鼓的程度。而2001年正式加入世贸组织，更使中国社会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建立起与国际社会的接轨。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更深地融入全球化进程，将会对社会结构产生深刻的影响。近些年来，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和法制建设，根据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来调整政府的职能与行为，在这些方面已经获得了很大程度进展。这些进展已经在开始对行政体制的改革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
其中可以看到的是，第一，根据WTO规则和中国政府的承诺，近些年来一直在努力完善有关法律制度，清理、修改或者废止与WTO规则和我国对外承诺不相符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措施；第二，政府职能的转变。这包括，强化政府宏观管理职能，弱化政府微观管理职能，分化部分政府职能，转化为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等。随着卷入全球化进程程度的加深，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原有的社会结构受到了明显的冲击。最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加入世贸组织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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