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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衡-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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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转型的深入和定型，这种流动机会逐渐减少，不仅在社会劳动力市场上的机会减少，而且在社会经济组织内部劳动市场上的流动机会也减少。工人阶层成为相对凝固的社会群体。”类似的现象在其他阶层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
社会分层的新趋势资源的弥散型配置与一体化配置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对于不同种类的稀缺资源按照一种什么原则在社会成员中进行分配，都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所谓稀缺资源就是那些为社会成员所需要同时数量又是有限的东西。按照韦伯的说法，这些资源包括财富、权力和社会威望。不过，根据布尔迪厄对文化资本的讨论，在上述资源的种类中似乎还应当加上文化一项，在这里我们用人们受教育的程度来作为社会成员拥有文化资源的标志。
问题在于，在一个社会中，如何将这些资源在社会成员中进行分配？特别是按照弥散型的原则来分配这些资源，还是按照一体化的原则来分配这些资源？所谓弥散型分配，是指分配不同种类资源时实行的是不同的原则。在这样的社会中，拥有某种资源较多的人或群体不一定也拥有较多其他种类的资源。而在另外一种社会中，则可能实行一体化的原则。也就是说，各种不同的资源按照一种单一的原则进行分配，其结果，往往是各种资源都集中到同一部分人的手中。按照这两种不同原则进行资源分配所产生的结果和社会影响是完全不同的。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从一个方面发现9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的重要变化。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90年代社会分化刚刚开始发生时候的情形。在过去的文章中，我曾经表明，80年代是一个资源扩散的年代。但这种资源扩散的效应，首先并且主要是体现在经济资源上。于是我们看到，在80年代的时候，原来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比如农民、城市中没有固定职业者，包括“两劳”人员，其经济地位首先获得了改善。其中，中国社会中最早的“先富者”或当时的“万元户”，往往是从这些群体中产生的。但我们也还都记得，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誉，却没有与他们拥有的财富一起提升。社会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一方面嫉妒他们的收入，另一方面又用歧视的眼光看待他们。但不管怎么说，这些人还是拥有了可以让他们自豪的经济资本。在面对社会歧视的时候，他们至少可以在心里说：你们挣那几个“死钱”，有什么了不起的？而干部和国有企业的工人，在收入上往往低于这些“先富者”，但他们不仅享受着“先富者”不能享受的种种福利，而且他们的地位和职业在当时看来是牢不可破的“铁饭碗”。因此，尽管他们一年的收入也许还抵不上一个个体户一个月的收入，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誉仍然是高于“个体户”的。制度赋予他们的特权和福利，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声望，是他们骄傲和自豪的本钱。另外的一个群体则是知识分子。改革伊始，就倡导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在政治上，过去的“臭老九”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社会和文化上，他们开始受到社会的尊敬，以至于当时社会中有“老九上了天”的说法。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却得不到改善。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这一段时间里，知识分子成为城市中收入比较低的一个阶层，以至于社会上有“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说法。在这样一种资源配置的格局中，人们可以看到，在上述群体中，几乎每个群体都有自己可以自豪的，也都有自己感到失落的，“心理不平衡”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
但在90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在90年代个体户这个阶层仍然存在的话，作为富人代称的含义已经不复存在了。他们当中尽管个别的人可能发展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私营企业主，但大部分人就是在经济上也回归到了较低的地位当中。在1998年的一篇报告中，我们就提出了“长不大的个体户”的概念，以说明他们缺乏继续发展所需要的种种资本。更重要的是，在新富阶层迅速崛起的时候，个体户阶层已经逐步失去了在短时间内可以令他们颇为自豪的经济优势地位。而城市中的工人，在改革的过程中不仅逐步失去了种种过去令人艳羡的福利待遇，而且其中有几千万人失去了过去以为不可能失去的“铁饭碗”。即使是没有失去饭碗的，不仅面临失去饭碗的压力，而且原来能够令他们自豪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也一去不复返了。在80年代初期收入迅速改善的农民，实际上在80年代中期就过了短暂的黄金时代。这些群体在今天能够令自己自豪的资本已经很少。但在另一方面，一个以拥有总体性资本为特征的阶层，迅速地吸收社会中的种种资源。正如我们在1998年那篇报告中指出的，十几年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个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典型的就是“不落空”现象，换言之，在社会的每一次资本转换和资源占有的风潮中，都没有落下他们。“不落空” 的几次高潮（70年代末的高考、80年代初的出国、80年代中期的官倒、80年代末的第三梯队、90年代初的下海、90年代中期的买文凭），成为他们总体性资本积累的重要环节。纵观当今社会分层结构与资源配置的关系，可以说，社会资源的弥散型分配原则正在让位于一体化分配原则。其结果，是各种资源向同一个群体集中，而另外的一些群体则在各种资源的拥有上均处于劣势。
资源配置原则的这种变化不仅重新塑造着社会的分层结构，而且对社会心态产生了非常微妙的影响。在80年代，由于资源是弥散型分配的，结果是每个群体都感到自己地位不对等，都有一种心理不平衡的感觉。但在90年代以来，由于出现了一些群体在各种资源的占有上都处于劣势地位的现象，在这些群体中则产生了一种浓重的挫折感。仔细分析一下近些年来这些群体的心态演变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相当一批人都在经历某种与挫折感相联系的“心理危机”。
社会分层的新趋势社会中的门槛与排斥
在社会中，如果说是人以群分，那么，在群体与群体之间就存在种种差别，比如民族之分、阶层或阶级之分、职业之分、贫富之分，等等。由此也就提出一系列的问题，在彼此存在差异（特别是地位差异）的群体之间，会不会形成边界、区隔甚至进入的限制？这些边界、区隔和限制会起什么样的作用？它们与机会平等是什么样的关系？应当说，在一个社会结构开始逐步定型化的今天，这个问题已经提到了我们的面前。
门槛对于社会生活之必要，举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得出来。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我们社会中西医的发达与中医的衰落是一个对照鲜明的事实。当然，其中有许多原因，但有一个因素是起重要作用的，这就是职业的门槛。在西医行业里，以接受的教育或培训为标准的资格制度是很严格的。要获得行医的资格，必须接受正式的医学教育，甚至这种教育在本科阶段远比其他学科要长，至少也要接受相关的正式培训。虽然这种教育不一定能培养出优秀的医师，但可以保证他们具有最低限度的行业知识，也就是说能够保证一个底线。而中医则没有这样严格的准入制度。特别是在过去的时代，一个祖传的秘方，就可以成为行医的资格。在这当中，确实有优秀甚至神奇的药物与医术，但同时也有名不副实甚至欺世盗名者存在。因此，与西医对比，缺乏明确而严格门槛制度的中医往往鱼龙混杂，甚至出现劣胜优汰的结果。这说明，在特定的领域中，特别是在职业的领域中，门槛的存在是为社会所必需的。
在改革前，特别是在“文革”期间，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夷平”的社会，至少从阶层和职业的角度说是如此。在那样一个时代，资格的作用降到了最低的限度。工农兵管大学，外行领导内行，政治上可靠就可以当会计（当然，在那个时候，在城乡之间、工人和干部之间甚至不同所有制单位的成员之间，门槛也是森严的）。缺乏门槛的结果是社会的职业化和专门化程度只能处于一种相当低的水平，并导致社会功能难以有效运行。所以，在改革以来的这20多年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中门槛的不断重建：行医要有行医的资格证书，律师要有律师的资格证书，建筑师要有建筑师的资格证书，会计要有会计的资格证书，等等，而要获得这些证书或资格，甚至不仅要接受相应的正规教育，还要接受有关的培训和考试。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门槛重建，我们社会的专业化和职业化程度在大大向前推进。
同时，在以资格或证书为标志的有形门槛重建的同时，另外一些无形的门槛也在不断形成。最近几年，一些地方政府，伴随机构改革开始实行鼓励干部下海经商的政策。在有的地方，甚至推行干部带薪下海，并由此引起社会中的广泛议论。可以说，这是继20世纪90年代初官员下海潮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的官员下海浪潮。这当中的是非不是我们在这里所关心的。我们在这里关心的是这两次下海潮的不同特点。对这两次下海潮进行一下简单的对比就可以看出，在第一次下海潮中，下海的人们往往是直接当老板，尽管有相当的人做的是很小的老板。但无论如何，要有一个摊子，要有一个公司和老板的名目。而在这次官员下海潮中，特别是在东部沿海的经济发达地区，下海的官员往往不是直接去做老板，而是做职业经理，成为高级打工族。在这个现象背后的，实际上是商场中的门槛已经开始形成。现在人们经常说，要进入某一个领域至少需要什么样规模的资金，说的就是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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