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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衡-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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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不平等的理论尽管是对立的，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是把不平等看作是某种经济整合机制的固有特征，而忽略了这种机制所身处其中的制度环境。
他们认为，无论是再分配还是市场的经济整合机制，与社会不平等都没有一种固定不变的关系。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下，不同的经济整合机制对于社会不平等形成的作用是不同的。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是不平等的主要源泉，而福利国家的再分配干预具有一种抵消这种不平等的作用；国家社会主义社会则是一种完全相反的情形，在这里，再分配制造不平等，市场则起一种抵消的作用。更抽象一点说，无论在任何经济体制中，主要的、占支配地位的调控机制总是服务于有特权的、有权力的富人的利益，而没有特权的人，无权的人和穷人就不得不依赖于第二位的、补偿性的机制。次级机制往往可以被那些在政治上处于被支配地位，在经济上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的人们用来作为生存的策略。
回过头来看市场转型与社会不平等的关系，可以说，市场改革的平等化效应持续的时间是相当短的。它只是存在于改革中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早期。当改革深入的时候，市场机制将会被拥有特权的人们所操纵，使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发生扭曲，从而使本来在改革初期具有平等化效应的市场机制成为造就社会不平等的因素。但尽管如此，撒列尼和倪志伟仍然强调，市场的扩张将导致机会结构的扩展和多样化，新的流动渠道将会出现。尽管改革前的干部精英会利用在再分配经济体制中积累起来的政治资本为自己在市场经济中谋取优势地位，但在市场经济中，旧精英不太可能重建对资源配置的垄断性控制，新制度主义对社会不平等的这种新的解释，无疑是有启发性的。它可以使我们对造就社会不平等的机制进行更深入的思考。然而，面对社会不平等迅速扩大的现实，我们还是有理由怀疑，在一个社会中共存的再分配与市场这两种不同的经济整合机制，对社会不平等的影响方向一定就是相反的吗？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形，即两种机制影响作用的方向是一致的？换言之，会不会存在这样一种情形，即在特定的情境当中，再分配的权力与市场机制共同造就和推动社会不平等？从这种怀疑当中，我们也许可以找到近些年来中国社会不平等不断严重化的原因。
社会分层的新趋势从收入的分化到分层的定型
对于近些年来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已经有了许多的议论与研究。现在值得注意的一个趋势是，这种收入的分化，已经开始定型化为比较稳定的社会分层结构。
在80年代的时候，学术界也进行了许多社会分层的研究。但实际上，当时进行的这些社会分层分析是很勉强的，因为当时中国的社会结构正处于开始分化的过程当中，正在形成中的阶层不仅很不成型，而且是非常不稳定的。我们去看一看当时一些研究得出的结果，就可以发现，当时分出来的那些“阶层”或“层”，没有存在多长时间，很快就发生变化了。但在进入90年代之后，特别在到了90年代中后期，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现在是相对稳定的阶层开始真正出现了。或者说，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开始分化而成的那些阶层，开始逐步定型化了。当然，不是说这当中不会发生变化了，因为现在的中国仍然是处在一个剧烈的社会变迁的时代，阶层结构肯定会发生变化，比如说城市化会带来城乡人口构成的变化，经济的发展会带来职业结构的变化，技术的进步会导致中产阶层人数的增加，等等。我所说的定型化是指这样的一种结构框架可能会相对稳定并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我觉得说社会分层结构开始定型化，具有这样几重含义：
第一，阶层之间的边界开始形成。阶层之间边界的形成，是阶层结构定型化的一个重要内容。而阶层之间的边界，往往是通过多种方式建构起来的。最显而易见的是不同居住区域的分离。80年代就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贫富差别，但那时候开始分化的人们在居住上并没有分开。在普普通通的住宅区当中，暴发户与贫困的邻居毗邻而居。但到90年代中后期，在我国的许多地区和城市，已经形成了明显的富人区。从全国来说，中国的富人区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大城市。在北京，则主要集中在亚运村、中关村、燕莎附近。郊外的富人区集中在亚运村北部、西山地区、京顺路、顺义、机场沿线。这些从外表上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或者说这是最表面化的“区隔”的标志。
如果说由居住分区形成的阶层边界是可见的，那么，由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成的阶层边界则是无形的。但这种无形的边界，不仅可以作为阶层边界的象征，而且，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所说，还是阶层结构再生产的机制。因为甚至像品味和审美等这样的因素，都可以因为专属于某一个阶层而起到强调和维护阶层之间边界的作用。近些年来，在一些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涌现了一批贵族俱乐部。比如，在北京，就有所谓“四大俱乐部”的说法。“四大俱乐部”的会员费一般在15万～2万美元之间，除此之外，每年再缴纳1200～1500美元不等的活动费。与特定的生活方式相联系的，就是同质性的社交圈子。在作为建构阶层边界机制的特有生活方式形成方面，还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就是大城市白领文化的出现和“小资情调”的复兴。尽管就全国而言中产阶层的人数相当有限，但在一些特大城市中，中产阶层的人数还是占相当比例。而白领阶层的文化，特别是其消费方式、审美趣味以及体现这种审美的消费物品，其专属性是非常强的。
曾看见一篇报道，说目前在大学的校园中已经形成了明显的分层现象。有人将其概括为大学里的5大部族：大富之家、小康子弟、工薪阶层、困难生、特困生。这些学生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住的地方不一样，吃的、用的也不一样。甚至不同背景的学生形成了不同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性格特征。其实这不是学生本身的分层，而是学生家长和家庭的分层。但这种分层体现在其子女身上，特别是在平等化氛围最浓重的大学校园中体现出来，也足可以说明这种阶层之间的边界已经是相当的清晰和深刻。
第二，内部认同的形成。阶层内部认同的形成是与阶层之间的边界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人们正是从这种边界中萌发“我们”与“他们”的概念和意识的。在1991年，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曾经对上海市民的阶层意识进行过调查，得出的结论还是“有阶层化差别但无阶层化意识”。而在1996年的武汉进行的调查则表明，绝大多数市民具有阶层认知，其中3/4的人认为自己是处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当中。其他的一些研究还表明，在像失业下岗人员这样的群体当中，也具有一种很强的“我们感”。而我们知道，“我们感”与“他们感”是群体或阶层认同的最基本的因素。而在一些社会现象中，也往往可以折射出这种对于阶层和社会分化的认知。在90年代初期，在社会中曾经出现对贫富悬殊强烈不满的情绪。在许多次调查中都发现，在各种人们不满意的现象中，贫富悬殊往往是处在最靠前的位置上。但在最近的几年中，人们对贫富悬殊现象的议论反倒是比原来减少了。有人认为，这表明人们对贫富悬殊现象无奈地接受了。但事实上，无奈与不满往往是同时并存的。近些年来，有一个现象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这就是社会中开始广泛弥漫的“仇富情结”。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对“您认为在如今社会上的富人中，有多少通过正当手段致富？〃的问题，仅有53％的人回答“有很多〃。 2000年7月，根据国家计委社会发展研究所与国家统计局城调队联合对6个城市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对当前收入差距扩大不太能接受和完全不能接受的占被调查者的365％，认为一般的占408％，认为勉强可以接受和完全可以接受的只占197％。上述情况也许表明，对目前贫富悬殊社会背景下形成的社会分层的认知，已经在形成的过程中。虽然现在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了非常清晰的阶层意识，但一种与社会不满联系在一起的分层意识，已经是依稀可辨了。
第三，阶层之间的流动开始减少。在80年代，包括在90年代初期，阶层之间的流动是相当频繁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大致的流动情形。在农村，大约上亿劳动力进入乡镇企业，由过去种田的农民，成为农民身份没有改变的工人；还有上亿的农民，直接进入城市，或是从事小规模的经营活动，或是打工。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农民，在一面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一部分时间从事多种经营。对于上述流动而言，一般都伴随着收入的提高和生活状况的改善。我们一般将其称为上向流动。在城市当中，原来没有固定职业或职业不理想的人，开始从事个体经营，有的成了最初的富裕户，即当时的万元户。在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期，一些国有企业的工人、技术人员，还有一些国家干部，辞去了原来的职务，从事经营活动，做起了或小或大的老板。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大规模的社会流动，特别是阶层之间的流动，已经开始减少。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报告》指出：“在转型前和转型过程中，工人阶层成员具有向较高的办事员阶层和管理阶层流动的较多机会。随着转型的深入和定型，这种流动机会逐渐减少，不仅在社会劳动力市场上的机会减少，而且在社会经济组织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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