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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不对的孩子只有不对的方法-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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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往低处流高考‘大移民’愈演愈烈》一文的作者分析说：“户籍改革为‘高考移民’创造了条件。近年来，全国各地的户籍改革进一步深入，一些城市对户籍的限制正逐步取消，这为人口的迁移创造了条件。但在高考地区分数线的差异上，户口仍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既然户口迁移不再是难事，为了孩子的前途，许多家长都会不遗余力地为孩子创造条件。这也是出现高中学生大迁移的最重要原因。户籍、学籍、高考、录取分数线这个怪圈，首先在户籍制度这个最关键的一环被打破。高考制度的改革如果不能相应跟上，类似高考大移民的事情就不可能消除。”
高考“大移民”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考生和他们的家长在得到的同时又失去了什么，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陪读母亲见到乔珍，是她从火车站送儿子回来。儿子考上了成都一所大学，欢天喜地地上学去了。
三年没见到乔珍，她老多了，变化也大极了，才43岁，两鬓就有了白发，额上、脸上也牵上了细细密密的皱纹。这三年，她是陪着儿子在大别山区的一个小县城里度过的。三年的陪读生活似乎绞干了她生命的活力，在我们相处的五六个小时里，我竟没见她笑过。过去，她可是一个爱说爱笑爱闹的女人。
她说，儿子走了，我的心一下子空了。这些年来，我的希望我的注意力，我全部的喜怒哀乐都在儿子身上。现在，这一切似乎都被儿子带走了。我不知道该怎样面对自己，也不知道该怎样去面对自己已经千疮百孔的婚姻。她接下来的讲述听起来让人百感交集：
儿子终于考上了大学，按说我应该感到高兴和欣慰，十几年的心血终于没有白费。可是为了这个结果，我们付出的太多太大，不仅仅是孩子，还有我，也许还有他，也就是孩子他爸。因为他说了，如果你不离开，如果你不是一走就是三年，我就不会去碰别的女人。我知道他这是在给自己的出轨行为找理由，但是话说回来，他毕竟是一个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大活男人。
中考，儿子考得出乎意料地差，分数只够上普通高中，而且只能去三类学校，这种学校的高考升学率几乎为零。湖北省历年都是全国高考的高分地区，孩子只有进了重点中学，考大学才有希望。在我们周围，有不少家长将孩子送到武汉市以外的市县重点中学借读，仅我儿子那所学校，在外地借读的学生就有几十个，有的学生从初中开始就外出借读，直到高考时才回来。有人将这种现象称作“土插队”。那些日子，我俩为孩子的事愁得吃饭不香睡觉不宁。开始，我们并没有想送孩子去“土插队”，我们想在武汉给儿子找一个重点中学借读，可是没有熟人，加上孩子分数太低，没学校愿意接收。
商量来商量去，我们最后决定将孩子送到某县一中借读，那是一所在省内小有名气的重点中学，每年的高考升学率都在百分之九十左右。有人告诉我，只要将孩子送进那所学校，哪怕跟着那里的教学进度拖三年，回到武汉也能考上一所大学。
我们听了怦然心动，与其让儿子在一所三类学校耗三年，不如赌一把，将他送到外地重点中学借读，即使大学考不上，考个大专总应该没问题。
恰好，我有一位远房堂哥就在那个县的工商银行工作，我打电话给堂哥，堂哥满口答应帮忙与学校联系。
家有考生家有考生（3）
借读的事堂哥很快就帮我们联系好了，借读费是每学年6000元。我们本想将儿子拜托给堂哥关照，可是堂哥在电话里说，不是我怕麻烦，而是我负不起这个责任，如果你儿子学不好，考不上大学，我没办法向你交代，你最好自己能来陪他。他还告诉我，每年都有武汉的学生到那里借读，由于身边没人管教，有的孩子不但没考上大学还学坏了。我们不得不认真考虑堂哥的建议。儿子从未离开过家，而且十四五岁的年龄正是青春躁动期，万一受到不良东西引诱学坏了，那可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如果去陪读，也只能我去，他爸是一家大型企业的工程师，当时厂里从德国进口了一条生产线，他是技术主管，不可能离开。而且这一去就是三年，总不能让一个大男人这么早就退休回家陪儿子。那时，我在厂质检科做质检员，单位的经济效益虽然在下滑，却还能发出工资，如果去陪读，我就得办内退，每个月只能拿三四百块钱。那年我才40岁，这个年龄就办退休，成为名副其实的家庭妇女，说实在的，当时心里还真不好受，可是没别的办法，我和丈夫必须有一个人做出牺牲，那就牺牲我吧。
其实，丈夫心里也不希望我走。平时在家里一直是他主外我主内，家务事我从没让他插过手，如果我走了，他得自己做饭，自己洗衣服，他得一个人独守空房。但是，既然下了这么大的决心将儿子送去借读，就是希望他能考上大学，为了这个目标，我们只有做出牺牲，只得忍受。
我去厂里办了内退手续。开学前，我带着儿子去了距离武汉市近两百公里的某县。我在县城租了一间没有卫生间，也没有厨房的小屋，开始了我的陪读生活。我是在武汉市长大的，当年高中毕业时，因哥哥和姐姐都下乡插队去了，父母身边没其他子女，我被照顾免于上山下乡。所以，刚到那座偏僻的小县城时，我很不习惯。小屋没有电视，没有电话，而且在那里，除了堂哥一家，我连一个可说说话的朋友都没有。可是为了儿子，我不得不努力适应那里的生活，我将全部身心都放在儿子身上。
入学后的第一次考试，儿子的成绩在班上排倒数第五名。他回来后不敢告诉我，我是从班主任老师那里知道的。为了使他的学习成绩尽快赶上去，我决定给他请一位家庭教师。在那里，要请到好老师，就得出高价钱，但是为了儿子，为了实现上大学的目标，我咬咬牙，给儿子请了最好的老师。从周一到周日，学校每天都上课，辅导课只能定在周六的晚上，因为学校只有周六晚上不上晚自习。每天早上，儿子五点半钟就得起床去学校，上完晚自习回到家，一般总在十点半钟以后。为了保证他吃好，午饭和晚饭都是我做好了送到学校。到了高一下学期，儿子终于厌倦了这种没日没夜、没有丝毫喘息时间的学习。一天早上，他躺在床上死活不起来，说头痛。摸摸他的额头并不发烧，我知道他是想逃避上学。我硬着心肠将他从床上拉起来，连说带哄地将他送到了学校。可是有一天，有人看见他中午在游戏机室玩游戏。我又急又气。晚上他回家后，我刚要审问他，他自己就说了实话，他承认自己错了，可是他说，妈，我也知道要好好学习，但是我的生活实在太单调太没意思了，我宁愿像你们小时候那样缺吃少穿生活上苦点却能够自由自在地玩耍，也不愿过这种没有半点快乐、枯燥无味的日子。
儿子的话让我很震惊。是啊，打从上小学，我们就给他定了一个又一个目标。上小学时，我们跟他说，儿子呀，要好好学习，争取考上市外国语学校。考进了那所学校，就等于一只脚已经跨进了大学。结果，儿子没能考上那所中学。那是他人生中遭受的第一次打击。上了初中后，我们又跟他说，儿子，别泄气，好好努力，争取考上重点高中。也许正是背负着这种压力，儿子在中考时发挥失常。中考的失败几乎摧毁了他全部的自信。我确实难以理直气壮地说服儿子，我们的童年经历的是生活的艰辛和磨难，而他们经受的则是精神的磨难和痛苦。我不知道对于我们这两代人来说，谁更不幸。我对儿子说，既然我们无力去改变什么，就要面对现实，在现实中，似乎只有一条路可走，这就是考上大学。儿子听了我的话，沉默了好久，然后说：“妈，我知道了。”
第二天早上，当我看着儿子背着沉重的书包向学校走去时，我哭了。我觉得自己在折磨儿子。可是这种陪读的日子又何尝不是对自己的折磨呢。儿子的每一次考试都牵动着我的心，表面上，我装得若无其事，可是心里比儿子还紧张，考试前的几个晚上，几乎夜夜失眠。儿子考完后，如果成绩不理想，我的情绪也一样的低落，只是我尽量不在儿子面前流露这种情绪罢了。那时，我真有点怀疑自己是患上了考试焦虑症。这种毛病在儿子高考那段时间更是严重，高考前后那半个月，我的体重一下减了十几斤。
除了这以外，还有情感的折磨。为了给儿子补课，高一和高二两年的寒暑假，我们都没回家。那三年的春节，都是他爸从武汉赶来跟我们一起过年。小屋里没装电话，我就跟他爸约好了，每个星期通一次电话，让他将电话打到我堂哥家。每一次去堂哥家等电话，我都要激动好一阵子；他也一样，常常拿着电话没完没了地跟我说话，询问儿子的情况，诉说对我们的思念，有时在电话里说着说着就哽咽无语。几乎每一次都是我提醒他，该挂电话了，因为那是要付长话费的呀。
记得高二那年的春节，他爸来了，当时孩子不在家，他一进门就抱住我说：“我们这过的是什么日子呀。”我见他满脸胡子拉碴的，咖啡色的外套油腻腻的，还掉了一颗扣子，我的眼泪一下就涌出来了。
我和他不但是从小学一直到初中的同学，而且从小就在一块儿长大，我们两家相距不过几百米，小时候玩过家家时，我就是他的小妻子。婚后我们感情一直很好，结婚十多年，我们分开的日子屈指可数，彼此非常地依恋。正是为了孩子，我们才选择了这种牛郎织女般的生活。虽说从武汉来县城一趟，只有几百里路，但是来回的路费要一百多元，为了缴纳每年6000元的借读费，为了给儿子请辅导老师，为了每月要付的200元房屋租金，我们必须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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