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兰芳画传-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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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美军基地珍珠港成功，太平洋战争开始，香港也成为日军攻击的目标。十八天之后，香港被攻占。梅兰芳默默地在楼下地下室里躲避日军的轰炸。战争虽然打乱了他爱清洁、有条理的生活，但他仍照常刮脸，不过胡子却留下来了，尽管是稀稀落落的几根。　　　　

　　香港沦陷第三天，梅兰芳正在客厅内同几个知心朋友谈论着日军进港后的一些野蛮行为。大家都非常气愤。这时一个叫黑木的中年男子操着东北口音，向梅兰芳说是奉了酒井司令的命令，请他去见司令。梅兰芳大义凛然，以置生死于度外的神态，告之立刻与其同去。出客厅时，一位姓周的朋友疾步向前，陪梅前往。汽车到达九龙饭店，在楼上的办公室内，一个矮壮的日本军人，操着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握着梅兰芳的手问好。并称二十年没见了，他在北平日本使馆当过武官，在天津做过驻防军司令，并看过梅演的戏。当看到梅兰芳嘴上的胡子，非常惊讶地说：“您这样的大艺术家，怎能退出舞台？”梅兰芳告诉酒井唱旦角的年岁大了，扮相不好看了，嗓子也坏了，他演了几十年的戏，应该休息了。酒井连称遗憾，说虽不能演出，可还是朋友，希望有空常来，并让黑木开一张通行证给梅兰芳，有事可告诉黑木帮助解决。随后，梅兰芳谢绝了酒井的宴请，仍由黑木用车将他和周二人送回香港住所。梅兰芳向焦急等待他回来的亲友们讲述了见到酒井的经过。这第一关闯过了。　　　　

　　又一天，黑木用车将梅兰芳接到九龙饭店，参加酒井司令的茶话会。正在酒井热情地迎接港九各界人士时，梅兰芳在黑木陪同下步入大厅，厅内所有人的目光均投向了梅兰芳，酒井更是趋前欢迎。这时候，日本、中国、香港的新闻记者的相机镜头，都从不同角度对准了梅兰芳，想把他和酒井握手的镜头抢拍下来，配以文字明日见报，显示梅兰芳与日军司令的亲密合作。此景梅兰芳早有所料，他利用与大家寒暄之机，闪转挪动身影设法避开了镜头。他们所希望用以宣传的照片没有拍成。酒井的计划落了空。梅兰芳又闯过了一关。　　　　

　　日军下级军曹见司令长官对梅兰芳如此“热情”，自亦不敢“怠慢”。为了筹备占领香港的“庆祝会”开得热烈隆重，日军某部的军官派人给梅兰芳送去请帖，特请他演一出京戏。梅兰芳拿过请帖，当着旁边的医生对来人说他已经不能登台了，现又牙疼，更无法演出。请予原谅。梅兰芳见来人面有难色，就请医生写了一张证明，交给来人带回去复命。没过几天，日本军部又派人来问候梅兰芳的牙病。为了显示香港战后的繁荣，仍请梅兰芳演几场戏。梅兰芳当即告知来人已不能登台，就是登台一个人也无法演出，因为剧团人员均不在香港。经过两次拒演，日军方面知道让梅兰芳登台是不可能了，此后未再来请。　　　　

　　不久，南京的日本一个特务机构派人来香港，邀请梅兰芳参加庆祝南京汪精卫的伪政府“还都”演出。来人声称飞机是专程来接的，要梅兰芳尽早同他飞回大陆，因为南京急待演出。梅兰芳以各种理由回绝，来人无动于衷，仍执意请求，梅兰芳最后坚持说有心脏病不能坐飞机，也不能演出。来人无奈，只好自已返回。　　　　

　　梅兰芳几次拒绝演出，虽然都比较顺利地闯过去了，可是处境却不顺心，有翅难飞的感觉沉重地压在心头。他深居简出，很少与外界生疏之人接触。唯一的精神寄托是偷听短波收音机，每天晚上把门窗关严，声音开得很低，把耳朵贴在机子上面，唯恐楼上、楼下住着的日本军官听见，他常常把听到的同盟国胜利的好消息，告诉至亲好友。　　　　

　　当时，好些人设法离开香港这个樊笼，他们均乔装改扮、轻装简从地由广州湾偷渡到内地去。梅兰芳也打算用这方法偷渡，经与挚友们商量，认为不妥，因为这里认识梅兰芳的人太多，万一被日本人发现，以后就不好办了。应先把在港上学的两个儿子葆琛、绍武设法送走，再慢慢想办法。后来他托朋友把孩子带出香港，同时还改了名字，才离开的。孩子走了以后，梅兰芳一些挚友也离开了香港。他离港之心越发强烈。偷渡不行，只有明走。于是取得了酒井司令的同意，取道广州飞回上海。　　　　

　　　　　　

　　　　


社会活动·国际交往蓄须明志　卖画谋生

梅兰芳从香港回到了阔别四年的上海，在马思南路旧居，与夫人和子女以及亲友们见面，大家都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和激动。整个梅家旧居沉浸在欢悦之中。　　　　

　　虽然梅兰芳平安回来，一家团聚了，可是困难问题不断出现。四年多来，香港和上海两处生活费用，使梅兰芳多年来的积蓄基本用光，归来后经济很是拮据，但梅家宽厚待人的祖风一直未变。家属、佣人、剧团人员等几十口人的日常生活开支日益扩大，梅兰芳从未当着人叫苦，或辞退一人。另外有外界和亲友来告贷，他还照例有求必应，绝不推辞。　　　　

　　梅兰芳遇到的困难，虽然有银行界的朋友尽力帮助，但他还是把家藏书画、古玩、古墨、瓷器、古扇甚至把北平东城旧宅房产卖掉了。　　　　

　　当时，物价飞涨，货币一再贬值，梅兰芳的经济困境日趋严重。上海中国大戏院的经理来约请梅兰芳出来唱戏，以摆脱目前的困境。梅兰芳经过反复考虑，认为如果刮掉胡子，没了档箭牌，以后的事情就不好办了。南京、东京都会来人要求演出，此先例不能开。绝不剃须登台。此后不久，不断有各方面“人士”来游说，或请梅兰芳登台演出；或动员参加集会；或邀请出席庆祝“新都”典礼；或请到电台录音、讲话。所有这些都被梅兰芳一一推掉。　　　　

　　1942年秋，汪精卫伪政府的大头目褚民谊突然来到梅家，要梅兰芳在12月作为团长率领剧团到汪伪首都南京、伪满首都长春、日本首都东京巡回演出，庆祝所谓的“大东亚战争胜利”。梅兰芳见到褚民谊时，抚着胡须向他说“我已退出舞台多年，年岁大了，早已没有嗓子了。”褚民谊笑着说：“小胡子可以剃掉嘛，嗓子吊吊也会恢复的嘛。”梅兰芳听后，连连摇头并笑着对他说：“听说您也喜欢唱戏，大花脸唱的很不错，您作为团长率剧团去慰问，不是比我要强的多吗？何必非我不可！您的名声大的很吗！”褚民谊听罢，脸上一阵青一阵红的，不知如何是好，支吾两句后就十分狼狈地走了，　　　　

　　梅兰芳很清楚这仅仅是开始，他们不会就此罢休，必须在思想上做好应变准备。果然，在褚民谊碰璧而归后，日军一个掌管文化宣传事务大权的山家少佐亲自出面胁迫梅兰芳。他首先派人“动员”，如果不能演出，也要出来讲话。被派来的人比褚民谊还狡猾，他没有直接去梅家，而是在北京找姚玉芙飞上海，传令梅兰芳参加演出一事，并称倘若违抗，便以军法从事。姚玉芙感到事关重大，又无计可施。万分焦急之时，与梅兰芳的秦家表兄商量，决定姚到上海后，马上就让梅兰芳注射伤寒预防针。因为秦知道打了这种针会立刻发高烧。接着姚玉芙随同日军山家少佐等人到了上海。梅兰芳从姚口中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就依计让他的保健医生给他打针，果然发起烧来。山家少佐不相信梅兰芳会突然生病，派上海军部的军医去梅家量体温。结果确认梅兰芳发烧四十二度，卧病在床。　　　　

　　梅兰芳为了维护民族尊严，再次抵制了敌伪的胁迫。日伪想利用梅兰芳来庆祝所谓“大东亚圣战”的阴谋破产了！　　　　

　　梅兰芳返沪后，虽然政治上遇到的关卡一道道地闯了过来，可生活上的问题却一天天严重起来。经济拮据如何解决？经挚友们劝说，以卖画维持生活。因为他在家中除了说客的打扰，平日杜门谢客，只与挚友倾吐胸中郁闷，其余大部分时间均在书房作画。但是梅兰芳认为他的画是玩票性质，现在要“下海”，需下苦功。于是他就在仕女、花卉方面专用功夫。许多朋友把收藏的陈老莲，新罗山人等人的真迹借给他临摹。　　　　

　　梅兰芳作画的时间，大半在午夜以后，那时候几乎每天都有空袭警报，夜十点钟起停止供电，他只好买了一盏汽油灯放在桌上照明。往往东方已白，他还在凝神挥毫，毫无倦容。他为作画不眠不休，实际是因为环境恶劣不能登台，而心中苦闷。故一半是借此消遣，一半是维持生活。　　　　

　　1944年端午节，汤定之、李拔可、叶玉虎、陈陶遗等画家聚集在“梅花诗屋”，大家对梅兰芳在前段时间苦苦练习绘画给予总结，认为“大有进步”。吴湖帆提议让画竹兴趣正浓的叶玉虎与梅兰芳合开一个展览会。其他画家也提议由梅、叶合画梅竹或“岁寒图”，再找人在画心上题词，以壮声势。梅兰芳知道这些老朋友是为他帮忙，鼓励他开画展。于是他在以后的八九个月里，积极作画准备展览。　　　　

　　1945年春，在上海成都路中国银行一所洋房内“梅兰芳、叶玉虎画展”开幕了。画展中包括佛像、仕女、墨竹、花卉、翎毛、松树、梅花及二人合作的梅竹等。有几幅画上吴湖帆写有题词赞许。这次展出的一百七十几件画作，售出十之七八。连照样复定的画件在内，可以说全部售出。这次画展不仅使梅兰芳的经济情况有所改善，也使他对作画加深了自信。　　　　

　　　　　　　

　　　　　　

　　　　


社会活动·国际交往“甲午同庚千龄会”

梅兰芳一生交友待人诚恳，平易近人，最难得的是他的“弘”和“毅”。所谓毅，就是一种坚持到底，锲而不舍的力量；弘则是不固执己见、宽大和能容。能毅的往往不能弘，反之也是如此。梅兰芳则是毅与弘兼有的人，他专心致志于戏剧艺术，抓得紧，一步不肯放松，但同时又能虚心接受别人意见，择其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