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辩论词名篇快读_李天道-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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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接触，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

　　而且由于当时全国性、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使组织领导这些活动的救国会，迅速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股强劲的政治力量。

　　然而任何政治力量的崛起，当时都可能危及国民党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对此，蒋介石和他的谋士们食不甘味，寐不安席。

　　当时上海沪东区日资纱厂盘剥和虐待中国工人，引发了工人大罢工。救国会给罢工工人以有力支援，日本资本家损失惨重。于是日本政府借口保护日资，向国民党政府发出威胁。

　　本来就对救国会深怀不满的蒋介石，此时又受到来自日本方面的压力，于是咬牙切齿地向戴笠下达了镇压的命令……

　　1936年11月23日，如狼似虎的特务们分别闯入救国会领导人家中，非法抓走了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邹韬奋、李公仆、沙千里和史良，并准备秘密处置。

　　这就是当年震惊中外的救国会“七君子”案。

　　“七君子”案中，法庭进入辩论阶段时，律师团的辩护词由着名大律师张志让执笔，洋洋两万余言，在法庭上朗朗宣读，句句掷地有声，针对《起诉书》莫须有的指控，义正词严地逐条批驳，在提到“危害民国”时，《辩护词》指出：“以被告等爱国之行为，而诬为害国；以救亡之呼吁，而指为宣传违反三民主义之主义，实属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摧残法律之尊严，妄断历史之功罪。”《辩护词》以大量客观的事实和充分有力的论据证明被告无罪，要求法庭“依法判决，谕知无罪，以雪冤狱，而伸正义”。

　　同一天，宋庆龄、何香凝、诸青来、胡子婴等十六位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士发表了《救国入狱运动宣言》《宣言》中说：“我们准备好去进监狱了！我们自愿为救国而入狱，我们相信这是我们的光荣，也是我们的责任！沈钧儒等七位先生关在牢里已经七个月了。现在第二次开审，听说还要判罪。沈先生等犯了什么罪？就是犯了救国罪。救国如有罪，不知谁才没有罪？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要抢救这危亡的中国。我们不因为畏罪，就不爱国、不救国。所以我们要求我们所拥护信任的政府和法院，立即把沈先生等‘七君子’释放。不然，我们就应该和沈先生等同罪。沈先生等一天不释放，我们受良心驱使，愿意永远陪沈先生等坐牢，我们都为救国入狱吧！中国人都有为救国而入狱的勇气，再不应害怕敌人，再不应害怕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民国万岁！”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江苏即将失守，无法行使审判权，迫于形势，不得不将“七君子”于7月31日交保释放，但，1938年12月22日，最高法院刑事裁定：“沈钧儒等危害民国案并未了结。本案第一审管辖权转移四川高等法院第一分院。”设在重庆的第一分院接案后，告知住在重庆市第一区大梁子青年会17号的沈钧儒、史良、沙千里、邹韬奋随时到庭应诉。

　　后来，四川高等法院第一分院检察处检察官审查认为：“《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已修正在案，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并无犯罪之规定，被告等虽属组织团体，其抗敌御侮及联合各界救国各节，均与现在国策不相违背，不能认为以危害民国为目的，其行为自属不罚之列。”报经最高法院检察署核准，根据《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第248条第1款之规定，于1939年1月26日撤回起诉，“七君子”真正获释，抗日救国斗争终获全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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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　张学良在军委会法庭上的答辩


　　张学良

　　1936年

　　背景导航

　　张学良（1901…2001），字汉卿，辽宁海城人，奉系大军阀张作霖的长子。其父张作霖拥兵自重，割据东北，直奉战争后一度控制北京，人称“东北王”。1928年，日本人企图直接控制东北，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张学良遂继其位，人称少帅。1936年，在西安多次向蒋介石面陈结束内战、抗日主张，均遭蒋拒绝。12月12日，在对蒋介石作的最后劝说无效后，张学良与杨虎城共同对蒋介石发起“兵谏”（史称“西安事变”），逼蒋抗日。同时邀请中共代表周恩来赴西安商讨事变善后事宜，在全国各界的调停下，事变和平解决。此次事变结束了十年内战，促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成为扭转中国危局的关键，张学良和杨虎城为此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送蒋回南京，蒋介石言而无信，逮捕了张学良。军事法庭判张十年徒刑。旋又被蒋特赦，交军委“严加管束”，辗转幽禁于南京、雪窦山（浙江奉化）、黄山（安徽歙县）、江西萍乡、湖南的彬州和沅陵、贵州的修文和开阳。1947年春，又被蒋介石带往台湾软禁。老蒋将死，谓小蒋（蒋经国）：“此笼中虎，不可放归。”又历小蒋至李登辉主政台湾，始得自由，偕同夫人定居于美国夏威夷。多次公开表示，希望祖国早日统一，盼望回归东北故里。1993年4月受聘为东北大学名誉校长，5月受聘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名誉理事长。2001年因病在美国夏威夷逝世。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张学良为了表示自己纯洁无私的爱国热忱，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旋即被蒋软禁，并被送交军事委员会审讯。

　　1936年12月31日，张学良在军委会法庭上受审，审判长为李烈均张学良对有关自己和家庭的问题都未作答，直到李烈均触及事情的实质时，他才开始回答。

　　辩词精选

　　李烈均问张学良：“你知道犯的是什么罪吗？”

　　张答：“我不知道我犯的什么罪。”

　　李烈均翻开陆军刑法有关胁迫统帅的条款给张看，并对他说：“陆军刑法的前几条都是你犯的罪。你怎能如此胆大妄为？”

　　张学良态度从容，理直气壮地说：“我对委员长实行兵谏，完全出自团结御侮抗日救国的要求。”

　　李烈均：“我们向你提出的几个问题，要你逐条回答，你愿意先看看这些问题吗？”

　　张学良看完后，李烈均继续发问：“你身为军人，为何劫持长官，进行叛变？”

　　张答：“这个问题实在重大，一切经过的详细情形，蒋委员长知道得很清楚，请审判长问蒋委员长便可明白，在此地我不能随便说，但我绝对不是劫持委员长，而是爱护委员长；我也决不是叛变，相反我是爱护我们国家和民族。我迫不得已实行兵谏，完全是为抗日救国而发。眼看我中华民族，党已不党，国将不国，兵连祸结，政以贿成。满心期望通过兵谏，委员长能受到震动，反躬自问，没想到我一片赤忱却落得这个下场，耿耿此心，天日可以作证。我在委员长面前陈述过我们的意见，表示我们的主张，怎能说是叛变呢？如果说是叛变的话，请问审判长，蒋委员长不是安全回到南京，我张某人不是跟随他到南京了吗？”

　　李烈均问：“你胁迫统帅，是受人指使，还是你自己策划的？”

　　张答：“我自己的主意。一个人做事一人当，我所做的，我自当之，我岂是任何人所能指使的吗？”

　　张学良继而问李烈均：“我有一句话，请教审判长，可以吗？”

　　李烈均说：“当然可以。”

　　张学良问：“民国二年，审判长曾在江西举兵申讨袁世凯，有无此事？”

　　李烈均答：“有这件事。”

　　张学良：“申讨袁世凯是否为了反对他的专横独裁与称帝？”

　　李烈均：“正是。”

　　张学良理直气壮地说：“我在西安的行动，为的是谏止中央的独断专行。”

　　李烈均斥责道：“胡说，委员长人格高尚，事业伟大，怎能与袁世凯相提并论？你在西安搞事变，是自寻末路，又能归罪于谁？”

　　朱培德、鹿钟麟两审判官见审判长李烈钧和张学良僵持不下，遂请审判长宣布休息片刻。

　　顷刻之后，继续开庭。

　　李烈均正颜厉色地说：“你在西安所为的根本目的究竟何在，是否有颠覆政府的意图？应该据实招供。否则，将会对你不利。”

　　鹿钟麟也插言：“汉卿，审判长待人诚恳宽厚，你非不知，幸勿失此良机。”

　　张答：“是，是。”

　　李烈均继续问：“委员长勋业彪炳，待人宽厚，你何以会出此大不韪的举动？是否受外党的播弄？不然何以糊涂至此。望你抓紧时机，从速实告。不然求一生路亦不可能。机不可失，君其毋悔！”

　　张学良直言不讳地说：“我在西安发动事变，确有改组政府的意图，而根本目的仍无非要求委员长团结御侮，抗日救国。”

　　李烈均追问：“既然如此，又为何亲送委员长返京？”

　　张学良答：“我在事变中，看到委员长的日记，从日记中看出委员长被国民党内的顽固派及恐日派等分子所包围，其本人还不是没有团结御侮抗日救国的想法，且委员长又答应了我所提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团结御侮抗日救国的目的既达，个人得失，在所不计，特随委员长来京待罪，请给以应得的处分。”

　　李烈均：“你将中央和地方大员统统拘留起来，这不是叛变吗？”

　　张学良答：“审判长，您不提这班大员倒也罢了，您定要提起他们，我只好直说。这班大员平时穷奢极欲，把国家大事丢在脑后，我国糟到今天这种地步，他们是有责任的。这班大员勇于营私，怯于抗战，一点为国家民族牺牲的思想都没有，难道这班人也值得受人敬佩吗？比如陈调元身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在西安扣留期间，还有心情调戏万耀煌的姨娘，这种老而好色之徒，您还认为值得敬佩吗？”

　　李烈均急忙制止说：“此事与本案无关，不要说了。”

　　张学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