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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4-10李敖系列之29没有窗,哪有窗外 ？-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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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生告诉他之后，他又不愿意相信和承认是一桩事实。于是他说这个医生是蒙古大夫，该杀该死。李敖击倒了许多权威，毁去了许多主义，他在摇撼我们这座古老社会的大梁；像古以色列巨人参孙摇撼非利士人的神殿一般，但李敖这样做并非像参孙是出自仇恨而是出自爱心——他想毁去古老、衰败的旧社会，然后从废墟中重建起一片清新的朝气和希望。虽然如此，他仍令无数人不谅解、不能忍受。因此，大家向他攻击，向他投“帽子”，叫他吃上了官司。
任何一个懂得“明哲保身”的人在面对着这样多敌人时一定都会知难而退。但是李敖这神经病第三期“自杀狂”却愈战愈勇，大有“占着茅坑穷拉屎”吃定了的味道。可是他没想到这年头茅坑也不能久蹲的，因为有许多“不但没屎连尿也没有的家伙”也想往里挤，好闻闻臭气过瘾。李敖赖在里头，拉个没完，他们在外头等急了一定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李敖推下茅坑，而且落井下石，让李敖不明不白的死个遗臭万年。李敖这个笨蛋，他难道不知道这些家伙的心计吗？我想李敖再笨也不致笨到如此程度，但他为什么要得罪了官阀又得罪了学阀？除了“独白”之外又不甘寂寞的选择了批评家的道路？因为他迷信着：
“严酷的批评仿佛是一个人自告奋勇，要集法庭、法官、陪审员、判决书、监牢以及电椅于其一身，他自己弟兄们的缺点全结晶浓缩了。他也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把个人的权力看得很高。他觉得人家把他抬得高高的，要他一个人来管理伙伴们，他采取的规律就是‘用结果来判断方法’。原来该造就人家的地方，他却来粉碎一切，勇气和希望应该奏凯歌的地方，他却要使人疑虑不定，自己不相信自己。（海明威《论批评家与批评》）于是李敖才会一发现下个作家的工作显得漠不关心，就同他拼命”（同上）
《文星》九十六期编辑室报告中最后一段：“只有胆怯的人才怕批评，他们见不得光，见不得热……刚强的人是批评不倒的，尤其执着真理的刚强”。为什么我们怕批评呢？为什么我们怕一个批评家的诞生呢？如果我们社会充满了正义和光明，我们的文坛不如李敖所说的是“一大片断栏朝报、乌烟瘴气鬼哭狼嚎”，我们又为什么不能容忍李敖这个新时代的“罗亭”（你们眼中只会说大话的家伙）呢？不！不！正因为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文坛散布着你所说的“一种阴暗，一种迷乱，而没有阳光”。不是李敖没有阳光，而是我们没有阳光。
李敖在为我们这个因容忍与乡愿而造成的黑暗局面制造阳光，而我们却因为在黑暗里呆得太久了，瞳孔萎靡惯了，怕被刺目的阳光灼伤而拒绝而扼杀这首先打破容忍和香橼局面的批评家呀！
许多问题要深切的反省才能觉悟，如果我们承认今日的文坛是一座象牙塔，是一间暗室，我们便该有勇气走出来。象牙塔外是什么？象牙塔外是一片光辉灿烂的世界。象牙塔外的道路该怎么走？我们应该开拓我们写作的领域，增加我们写作的题材，把我们的笔投向社会的每一阶层，每一角落，写出“除花草月亮和胆怯的爱情外”更多人生真实生活的一面。贫穷呀！死亡呀！这便是他们的生活。他们并不生活在夜总会、歌台舞榭里，他们更不会终日冥想什么花、草、月亮，他们没有忧郁，却有烦恼，烦恼今日的米粮。盟友梦却有盼望，盼望明日仍有生存的力量。对于这些有血有肉的人——那些妓女、码头苦力、住在违章建筑及低级军眷区中的女人孩子们，有谁去关心过他们如何生活？他们的灵魂也可曾得过抚慰和滋养？我们应该用文字表现出我们这个社会的阴暗和龌龊；用文字启发隐藏在我们大众生活中许多不为人重视的问题。我们的文字应该写出时代的苦难和光明；刻画群众的悲泣和欢呼。而不必如你所说的顺着小说的畅销性而用欺世的手法写那些剑侠、神怪、侦探的新神话和新童话以致令沈刚伯、朱汇森、萨孟武、赵兴中、郑振华等童心未泯的学者名流亦爱之不舍（见《中央日报》五十四年七月十二日第四版《你爱看武侠小说吗？》）。更不可用“媚世”的手法写那些远离现实人生的彷徨的、“强说愁的”、“如烟如梦幻般的”新梦话派爱情小说的，而使得广大无知的青年跟着一块做梦。
爱情故事不是不该写，要写便该放弃那些“老掉大牙”的落伍的“摸摸手便脸红耳赤”、“被他看一眼便可以回家不吃饭不睡觉想上三天三夜”的陈旧观念，而去做“大胆的爱情的描写”，多刻画灵与肉的人性问题。“肉欲的问题”并非如你所说的“放浪形骸”，而该是你所说的“深刻而严肃的问题”；“离开了肉，哪有灵？离开了欲，哪有情？”不顾肉欲而只追求灵的爱情，在同性恋者尚不易如此纯洁，何况是从亚当、夏娃犯罪后生下的子女呢？恋爱的本质便是生命与另一个生命融合在一起。这融合的力量如果不是籍着彻底的做爱又何以达到融合的境地呢？中国人说“一夜夫妻百日恩”，不经过夫妻一番，又何来百日之‘恩’呢？（在这里，我并非是提倡男女的滥交与做爱，只是想针对爱情的观念，在它的本质上作一番澄清而已。）
灵的追求其最后目的必为肉的结合，就像我们囤积食物的目的不外乎吃它而已。没有人会积满了食粮却宁可饿死而不吃它。当然，也没有为了灵的纯洁宁可自洁而不肯双方合作一下的道理。
至于蒋小姐你举出“多少社会新闻的主角在这种关系下演悲剧”的例子，推其原因，那是因为我们社会观念不够开放，一般人心理不够健康——许多人把非婚姻关系的性结合视作一种罪恶，而忽视了婚姻本身不过是对爱情的一种保障而已。过分重视婚姻的形式，而忽略了它真正的精神所在，因此不但扼杀了许多为未婚男女所应享的灵肉一致的爱情，逼使他们养成自淫的习惯。更促使许多既有婚姻关系的人非法经营他们的爱情。（那些金屋藏娇，红杏出墙的男女，如果不因为背负了婚姻的枷锁又何至于如此偷偷摸摸？如此神秘？）在我们这个社会里，离婚视为是不道德的事，而结婚往往又得除了当事人双方的爱情外另需具备学问、金钱、地位——种种与爱情本身风马牛不相及的客观因素方能完成的大事。在这种观念下，我们真能禁止“爱情的走私”和悲剧的继续发生吗？
另外，一个女孩子面临选择时，要遭遇“父母心中乘龙快婿长是女儿眼中的凡夫俗子”的矛盾，可能这是导致悲剧发生的另一主要原因；如果对于一个女孩子“父母基于爱而加以管束而引发的行为”其后果是如此不智，为什么“无论如何是无可厚非”的呢？如果一个女孩子“肤浅到不能体念父母的爱心”而追求到了她真正的幸福，“我相信只要是一个有理性。有良知的人”永远认为是可以同情的。（我实在不懂你基于何种想法永远认为不可同情？）
理性！理性！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父母欠缺的便是它。我们的作家，我们的读者该追求的也就是它，记起法国大革命时代罗兰夫人的那句名言“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你之名而行。”不由得让我们警惕那些错用和滥用“理性”的你们将带给我们何样悲惨的命运！一个不能分辨是非、曲直、真伪、善恶的真貌，观念模糊、思路不清的人是没有资格站在群众中间讲话和写作的。蒋小姐，以及更多的作家们，我劝你们都学李敖，先读历史，再读哲学，更学会许多思索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澄清你们的观念，抛下你们那支软弱无力的笔，锻炼刚强不屈的臂力。否则，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历史将为你们替盲目大众所造下的恶果，记上一笔永远无法逃避的谴责了。
历史是时代的一面镜子，文学是人群生活的写照，历史家的笔和文学家的笔应该同样为人类文明担负起承先启后开展光明远景的责任，一部《飘》一部《战争与和平》一部《双城记》……不知写出了多少人类奋斗的血泪和群众的心声，写出了人性的尊严和光辉。为什么我们的作家仍不肯放弃大刀阔斧，动人心魄的几笔呢？难道你们愿意永远让李敖一个人靠他的“酸臭文章”、“暴得大名”洋洋得意。而你们却忍气吞声的躲在“象牙塔”里的一方“暗室”中吗？出来吧！蒋小姐，更多的作家们，如果你们都肯走出“窗外”，舍弃黑暗走向光明，我敢担保李敖这个好管闲事“乱写文章，妖言惑众”的“文化太保”，一定心甘情愿的去做“文化白痴”，悄声敛迹的醉死在他的酒杯里。你说是吗？酒鬼李敖？
上面三篇文字，都因为我写的《为有窗，哪有？》和蒋芸写《象牙塔外是什么？》而起按说我该把蒋芸的文章收做附录才对。可是蒋芸后来变成我的知己，她的看法，已有很大转变，她一定赞成我把她这篇文章代为作废了。
（一九八○年四月廿七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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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窗以后（李敖）
《没有窗，哪有？》发表后，引起原子弹的效果，四面八方，反映太多，我把骂我的部分反应，引证在下面，以示雅量。
《没有窗，哪有？》发表后第二十一天（五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有“官”方面的《中华日报》对我展开攻击，该报副刊上有王集丛的《“反派”小生》，提到——
李敖写文章把今日中国文坛分为“十派”，并且补充说还有“漏网”的一派，就是“春宫派”。其实这一补充，也就是用来烘托前“十派”的，用意是在加强其“乌烟瘴气”、“鬼哭狼嚎”的程度。
不过这种分派者忘记了他们自己也是一派。虽然他们只有三两个人，是少数，可是他们似乎也有一个立场，就是专门和人家唱反调。你说男女内恋爱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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