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氏家族全传-第9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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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时，抵新城大楼……移时，绥署之“特务营”营长宋文梅来，孙铭丸以护卫之责交付于宋而去。
　　1936年12月12日傍晚，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联名通电全国，申明“西安事变”逮捕蒋介石理由，其电文内容大致如下：
　　“东北沦亡，时愈五载，国权凌辱，疆士日蹩，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进谏，屡遭重斥……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作最后之诤谏，保其平安，促其反省。我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
　　七、切实遵行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前述电文内容，就是后来以“八大纲领”著称于世的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政治主张。大约与此同时，张、杨二位将军也将“西安兵谏”的情况及其“八大主张”，通报给了时驻陕北保安的中共中央。
　　同时，张学良还专门致电蒋夫人宋美龄，申明自己“生平从不负人，耿耿此心，可质天日……”并请宋美龄放心，他绝不会加害蒋介石。
　　随即，张学良又召集“西北剿总”全体将领训话，陈明他与杨虎城此次发动“西安兵谏”的缘由。当时张学良情词恳切地讲道：
　　我内心不愿作剿匪工作，在外侮日近的时候，用枪来打自己的人，我万分的难过！我曾同蒋委员长讲过几次，可惜我的嘴太笨，总未能尽其辞……我们对蒋委员长绝对没有私仇私怨，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而是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
　　从前面张、杨二位将军一系列电文内容以及张学良的讲话内容来看，他们发动“西安事变”的本意，的确是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忠心耿耿，“可质天日”。然而，在当年那样一个黑白颠倒、暗无天日的社会里，好人却实在是太难做了。面对张学良和杨虎城的一片磊落和赤诚，蒋介石及其当时南京政府的众多宵小们，最初却作出了极其令人失望的反应。先是蒋介石，于“西安事变”发生后煞有介事地写了一份“遗嘱”，要张学良转交其夫人宋美龄。“遗嘱”中蒋介石写道：
　　美龄吾妻：余决心殉国，经国、纬国吾子即汝子，望善视之。蒋中正。
　　1936年12月12日晚间，南京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会上以冯玉祥、孙科、李烈钩等人为一派，主张谈判解决西安发生的事变，并认为任何针对西安的军事行动，都可能首先危及蒋介石的生命。而另一派则以戴季陶、居正、吴稚辉、何应钦等人为主，坚决主张以武力讨伐西安所谓的“叛逆”。当时，双方针锋相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但最终还是主张“讨伐”的一派占了上风。最后，会议作出了以下决定：
　　一、张学良应先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
　　二、张学良背党叛国，送中央监察委员会议处。
　　三、行政院由副院长孔祥熙负责。
　　四、军事委员会常委改为5至7人，并加推何应钦。程潜、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为该会常委。
　　五、军事委员会由委员长及常委负责。
　　六、关于指挥调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常委兼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
　　自12月13日开始，在何应钦力主下，南京政府开始调动军队准备西征。何自任“讨逆军”总司令，并四处叫嚣“不惜玉石俱焚”也要“征讨”西安所谓的“叛逆”。同时，国民党空军亦开始在渭南、华县一带实施轰炸。不惟如此，南京政府当时还将发自西安的一切消息都封锁了，并唆使其御用宣传机构大肆制造谎言。于是，西安的真实情况被掩盖了，张、杨二位将军的“八大救国主张”也鲜为人知，西安“兵谏”方面与南京政府之间，再度陷入僵局。一时间，中原大地密布战争阴云，中华民族再一次面临空前的战争威胁。
　　当此之际，力主和平的宋美龄及宋子文兄妹，相继返回了南京。
　　2．宋庆龄的最初斡旋
　　蒋介石西安被扣，全国人心大快，一时间许多地方群众上街游行庆祝。
　　多年来一直同蒋介石反动政策作着英勇斗争的宋庆龄，当时正在上海，但她的寓所立刻也成了紧连风暴的又一个中心。
　　当时，宋庆龄的外国朋友格雷尼奇和妻子格雷斯很快来到宋庆龄家里。他们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时期的战友，曾一起同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迫害革命者的罪行作过英勇斗争；也因此受到过蒋介石的迫害，特别是几年前杨杏佛被暗杀，使他们共同遭受了极大的伤害。此时格雷尼奇兴奋地同宋庆龄谈论着蒋介石被抓的消息，并且提议为此干一杯。宋庆龄欣然同意：“好，我们为此干一杯。不管下一步事态如何发展，这都是一件大好事。张学良和杨虎城舍得个人一身剐，把蒋介石抓起来，必能推动全国抗日大趋势的形成。”
　　而此时，蒋介石的心腹爪牙们，则像输红了眼的赌徒一样，疯狂地要到处杀人，制造混乱。
　　一天，歹徒们给宋庆龄寄来了一封恐吓信，信里竟是几粒闪着寒光的子弹。
　　宋庆龄当即轻蔑地一笑：“流氓！”
　　女仆战战兢兢地问：“夫人，我们怎么办？”
　　宋庆龄昂起头道：“不必理它2　如果几粒子弹就能把人吓倒，蒋介石早当皇帝了，还会被抓起来？”
　　宋庆龄此刻的脑海里，正进行着一场也许是有生以来最激烈的思想斗争。
　　宋美龄又打来电话，哀求二姐无论如何帮助挽救丈夫蒋介石的生命。在电话里，宋美龄不禁声泪俱下。但究竟怎么办，她还一时拿不定主意。倒是后来宋美龄谈到南京的一些情况，引起了宋庆龄的深思。
　　电话中宋美龄说，南京政府要员们在商讨如何处置“西安事变”时，有人认为张、杨的主张有道理，表示赞成；甚至有人主张为了蒋介石的安全，应该考虑答应张、杨的八项要求。但也有一伙亲日派却打着营救蒋介石的幌子，主张对张。杨进行武力讨伐，甚至派出飞机要去轰炸西安。这明明是要置委员长于死地，或者逼张、杨加害委员长，甚至可能让委员长死于自己空军的炸弹之下。当时宋美龄说，她曾痛斥那些主张讨伐的人，谁知那些以往在她面前像孙子一样乖的人，比如何应钦，眼下竟然翻脸无情，侮辱她头发长见识短，只知有丈夫不知有国家。真是世态炎凉呀！危难之际各种人的真面目都暴露出来了。倒是有些老蒋过去对不住的人，肯为他说话。宋美龄说，南京现在已乱成一锅粥，各种势力都在蠢蠢欲动，尤其是亲日派的行动令人担忧。宋美龄承认，要只从以往观点考虑，蒋介石的生死固不足惜；只怕蒋介石一死，南京政府中亲日派的力量崛起，中国可就要亡于日本人之手了……
　　正是宋美龄讲到的南京政府中亲日派的活动，引起宋庆龄的警觉。要说像蒋介石这样的人，其生也罢死也罢，本是无足轻重的。只是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对中国虎视耽耽，随时都可能发动大规模侵略。要是蒋介石的生死问题被人用来做另外的文章，以此为借口挑动起中国军队内部的混乱和对抗，从而让异族的敌人尽得渔翁之利，那此时蒋介石就死得不是时候了，倒不如……
　　宋庆龄第一次感到，眼下这个问题竟如此令人头疼：感情、理智、姻亲、恩怨、民族、国家，纠纠缠缠，竟是那般地复杂和绞扯。
　　就在这时，宋庆龄收到第三国际的电报，电报中要求宋庆龄做工作，保证蒋介石的生命安全。虽然措词的语气令人难于接受，但宋庆龄结合宋美龄谈到的南京情况，猜想也许他们掌握国际间更多的情报。那么就不能让蒋介石一个人的死再给国家民族带来灾难。于是，宋庆龄在和中共中央联络后，渐渐定下心来。她决定以国家利益为重，把以往的恩怨放下，自己出面进行斡旋以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并借机推动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
　　宋庆龄在13日作出了去西安的决定。胡子婴听说宋庆龄要去西安，不免有些疑惑不解地问：“这个时候，夫人何必要亲自去西安呢？张、杨既然把蒋介石捉了起来，还处置不了他，还怕他跑了不成？”
　　“不，我到西安，是要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宋庆龄知道胡子婴刚才没有明白自己的意思。
　　而胡子婴更奇怪了：“夫人一贯鄙视蒋介石。自从他背叛革命以来，百折不挠地同他斗争了10年，今天张学良把他抓起来，这也是我们的胜利，夫人应该高兴才是，为什么反倒要去救他呢？”
　　“是的，为了营救‘七君子’，我要求张学良对蒋介石做工作，甚至也敦促他采取一些实际行动。张学良这样做，是符合我的本意的。但是现在情况又有些不同了，何应钦等亲日派唯恐中国不乱，正阴谋发动更大规模的内战。如果现在张、杨二位将军杀了蒋介石，不但同红军的战斗不能停止，全国的军队都可能被卷人内战。那样，日本侵略者就会长驱直人。如果要付出那样的代价，现在杀一个蒋介石就不值得了。”
　　胡子婴终于明白了宋庆龄的良苦用心，她立即表示愿意随宋庆龄一同到西安去。
　　于是，她们先到了拉斐德路何香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