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氏家族全传-第10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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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走邓颖超，宋庆龄开始对广州进一步视察。当时在广州这个几十万人口的城市，日本侵略军已经投下了10万枚炸弹。到处是残垣断壁，记载着日寇的累累罪行。而各医院的受伤难民，则更是日军侵略罪行的铁证。
　　当时宋庆龄来到中山大学附属医院，这里刚好有一个从炸死的妇女腹中取出的婴儿。母亲死了，婴儿还完好无损，嗷嗷待哺。宋庆龄非常怜惜，抱起来在他那可爱的小脸蛋上印上一记亲吻，她嘱咐医生护士要加倍关心这个小生命。于是，宋庆龄抱着这个小婴儿的照片和小婴儿的遭遇旋即见诸报端，从而对揭露日军暴行和呼唤国外支援中国抗战，起到了非常有力的作用。
　　宋庆龄还去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向先烈们敬献了花圈，并参观了黄埔港等军事设施。她勉励抗战官兵和人民群众发扬广州人民反帝爱国的光荣传统，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
　　同年9月，日本侵略者对广州的进犯加紧，为了声讨日寇罪行并争取国际援助，广州人民决定举行几万人参加的夜间火炬游行。宋庆龄在香港听到这个消息，遂决定亲往参加。当时，许多朋友再一次劝她：“广州没有足够的高射火炮，弱小的中国空军也没有足够的飞机可以升空同日机作战；而且当时广州的防空预警系统非常落后，只有等日本飞机飞过海岸线以后才能发现，而那时距广州的飞行时间不过几分钟了，人群根本无法疏散。十万人的火炬就是敌机轰炸的最好目标。这样的活动太危险了，精神虽然可嘉，冒此风险却大可不必。”但当时宋庆龄则坚定地说：“抗战必有牺牲，过去没有举行火炬游行，每天照样有官兵和平民死于日机轰炸之中。而今天的游行，实是一种力量和决心的显示。纵有牺牲，亦对国际社会必有震动，对全国抗战必有鼓励！”
　　于是宋庆龄又一次来到广州。游行的当晚，她手持一只火炬，站在成千上万群众的前排，率领大家浩浩荡荡地穿街过巷，呼喊抗日口号。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危险，她毫无惧色。这个游行示威活动，通过外国记者的笔端传向全世界，为争取世界各国人民和海外华侨支援中国抗战，再一次发挥了重要作用。
　　宋庆龄还在集会上专门对妇女同胞讲话，号召她们辛勤工作，缝制棉被和军服，并且眼光要放得长远，不限于仅仅支援在广州作战的部队，还要把这些军需品送给远在北方作战的中国军人。她要求每个妇女都要制作一条棉被或者一件军服，而且当场自己捐出了够做几十件军服的钱款。
　　当时宋庆龄为保卫广州呕心沥血，国民党政府的某些人却以为广州靠近香港，日军不敢攻占，因而不作认真的抗击准备。结果日军一来，他们只好率先逃窜，从而使广州轻易落入敌手。沦陷后广州居民大多疏散外地，以表示他们不向敌人屈服，不同侵略者合作。宋庆龄在广州沦陷前夕，也悲愤地离开这里，返回香港并全身心地投入了新的抗日救亡工作。
　　3．“中国的朋友遍天下”
　　一天清晨，孙夫人宋庆龄正在九龙岛家中用早餐，联络员李云匆匆赶来，向她报告了一个重要消息：一支由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率领的医疗队来到香港，准备到中国抗日前线参加抗日医疗工作，请宋庆龄出面给予接待。说完李云又小声地说：白求恩大夫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他这次来是受美国和加拿大共产党的派遣，因此中共中央希望宋庆龄能出面通过正当途径，安排白求恩和他的医疗队到中共游击区工作，不要让国民党安排到他们控制的地区。宋庆龄听后郑重地点点头，随后与李云一起前往白求恩大夫下榻的旅馆去看望客人。
　　当时，国民党在香港搞了一整套官办的“抗敌后援会”机构，垄断了一切海外的捐赠和援助，且一切都由他们说了算。但是当时国民党中存在大量腐败分子，因此他们工作效率极低，使许多海外捐助的款项和物资不能及时发放到需要的人手中；而且还常常违反捐助人的意志，将他们指名要捐助某地的钱物挪作他用，因而引起捐赠人的不满。再就是他们企图把一切捐赠和援助都由国民党支配，而不想分配给共同合作抗日的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对这种状况，海外捐助人很有意见，共产党也深感国民党的做法不通情、不合理。当时，中国共产党曾试图改变这种情况，由中共驻港办事处出面活动，但是国民党通过其政府外交部和特务机构双管齐下，进行关、卡、压和干扰破坏，中共驻港办事处此一方面的工作很难开展。此次白求恩大夫率领的医疗队，本是受美国和加拿大共产党的派遣，来中国帮助中国共产党抗日的。但如果不进行力争，国民党决不会轻易让他们离开国民党控制区，到共产党根据地去。因而唯有宋庆龄这样一位在国民党中有着崇高威望且又正直的人出面，才可能把事情办成。
　　那天，宋庆龄自己出钱宴请了白求恩和他的医疗队。
　　“尊敬的孙夫人，我们从加拿大到中国，为的是帮助正在前线同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的将士，我希望夫人出面，安排我们到艰苦的抗日最前线去，最好是华北方面。”席间白求恩大夫提出了要求。
　　“非常感谢你们前来帮助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我尊重你们的意愿，一定尽力帮助安排！”宋庆龄也动情地说。
　　“　OK！”医疗队员一齐举杯，向孙夫人致谢。
　　后经宋庆龄同国民党驻香港“抗敌后援会”极力争取，终于，白求恩率医疗队到达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然后又去延安，再碾转到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通过办理白求恩医疗队事宜，宋庆龄痛感在香港需要成立一个正式的团体，处理国外援助事宜，再不能让国民党政府的官办机构来垄断国外的对华援助了。
　　宋庆龄在认真地思考着。
　　当时，日军攻占广州，封锁了中国的东部海岸线，但是因为它暂时还不敢向英美等国发难，因此香港这个英国殖民者统治下的自由港，一时成了中国与海外联系的唯一通道，也成为那些热心抗战且对蒋介石独裁统治不满的党团和爱国民主人士进行抗日活动的据点。出于英国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港英当局当时对在这里进行的抗日活动并不干涉，甚至还给予同情和支持。这些条件，使香港成为宋庆龄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殊才能，为抗战服务的用武之地。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宋庆龄决定成立一个不从属于国内政党的团体，专门从事向国外进行抗日真实情形的宣传及在海外进行摹捐；并根据捐助人的意愿和国内战场最紧急的需要，来分发这些物资。经过与一些著名人士的磋商和广泛征求意见，宋庆龄把这个团体的名称确定为“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以与早年成立的“民保盟”相区别。
　　1938年6月14日，一批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先后来到九龙岛宋庆龄寓所。“保卫中国同盟”成立会议，今天要在这里举行。
　　香港医务总监司徒永觉的夫人克拉克女士最早来到，她仔细察看了宋庆龄的住处。她发现这位中华民国开国总统夫人的住处竟是那么简陋住房不大，客厅更小；正面墙上挂着孙中山生前手书的一副对联，上联是：“大道之行”，下联是：“天下为公”。中间是一幅二尺多宽的中山先生故居的油画。随即克拉克女士又来到宋庆龄的餐厅观看，当时正值酷暑季节，宋庆龄的餐厅里却连个电风扇也没有。在厨房里，克拉克女士又看到一坛腌萝卜，询问之下才知道是宋庆龄自己亲手腌的，说是准备过更艰苦的日子。
　　顿时克拉克女士感动了，她那双大大的蓝眼睛里闪出了少见的泪花。中华民国前总统的夫人眼下过的这种生活，不要说与外国政要夫人相比，就是与当时在香港的国民党一般官员的生活比起来，也是十分清贫的；甚至一些内地逃到香港的“高级难民”，也比她的生活要好许多。当时，克拉克女士激动地说：“从孙夫人的日常生活，就可以推知孙夫人廉洁勤政的品格。国外捐助中国的款项物资，交到这样的人手里管理，人们是绝对可以放心的。”
　　会议开始后，宋庆龄简要介绍了保盟的任务，即在“需要者（即中国人民）”与“资金、物资捐赠者（即国外有关机构与保盟支部）”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一方面让国际朋友知道中国战区和敌人占领区人民的真正需要，一方面把捐款和物资送到真正和迫切需要的人们手中。
　　当时，宋庆龄以宏大的政治家气魄团结了一大批中外著名人士，直接参加或者支持保盟。他们中的一些人由于担任要职，当天未能出席这个成立会议。但是他们都发来了电报或信函，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并准备担负保盟分配的任何任务。会议经过认真磋商和选举，决定了保卫中国同盟的领导人。他们分别是主席宋庆龄，会长宋子文（当时亦是国民党政府要员），保盟中央委员会委员有孙科（时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长）、冯玉祥（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印度国民大会党领导人尼赫鲁、美国议员罗伯逊、德国知名人士托马斯曼、美国报业巨子卢斯、中国出席国联大会首席代表颜惠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及美国著名作家赛珍珠等。克拉克女士自告奋勇，担任了保盟的名誉秘书，香港大学教授法郎士任名誉司库，中共驻香港办事处人员邓文钊任司库。原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和新西兰作家贝兰任保盟中央宣传委员，廖梦醒、王安娜、邹韬奋、金仲华、陈君葆、许乃波等人也都参加了保盟中央的工作。而宋庆龄的亲密战友、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何香凝则亦是保盟的积极支持者。
　　保盟成立后，宋庆龄始终注意坚持保盟的宗旨和原则立场，她把中国人民的斗争和世界人民的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反复强调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意义。当时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