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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丽血时代 - 两晋南北朝的另类历史-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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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墙伏祸连踵至(3)
王恭之所以有恃无恐,两次起兵,全赖其属下南彭城内史刘牢之。
刘牢之这个名字,在淝水之战中给人大有横空出世之感。正是他率五千“北府兵”一举击溃苻坚手下名将梁成两万之众,临阵斩杀梁成及数名前秦大将,极大鼓舞了东晋将士的必胜信心,奠定了东晋在淝水大战最终大胜的坚厚基础。淝水之战后,刘牢之又率兵北伐,进屯鄄城,“河南城堡承风归顺者甚众”。后来,后燕慕容垂与苻坚在北方开战,东晋又派刘牢之驰援苻丕(政治就是这样,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东晋、前秦双方相互击刺矛头的鲜血未干,现在又变成盟友共同对付鲜卑人)。王桥泽一役,晋军因争抢辎重,军伍散乱,为慕容垂所击败,“(刘)牢之策马跳五丈涧,得脱”,完全是刘玄德小说演义的翻版。此败之后,刘牢之冲天煞气似乎一下子消失殆尽,后来,竟因为不救廪丘被围的友军,坐畏懦免官。
王恭出镇一方后,为讨王国宝,又重新任用刘牢之。但王恭自以累世高门,又是今上亲舅,待刘牢之没什么礼数,只以爪牙武将遇之。“(刘)牢之负其才能,深怀耻恨”。
司马道子世子司马元显知悉此事后,这个少年阴谋家大喜,忙派人劝说刘牢之抛弃王恭,并答应事成后以王恭的职位转授予刘牢之。同时,司马道子也卑辞下意写亲笔信给刘牢之,“为陈祸福”。
刘牢之在得到会稽王父子的利诱之初,还有些犹豫,就与自己的儿子刘敬宣商量:“王恭受先帝大恩,又为今上亲舅,不仅不奉戴王室,却数次举兵向京师。克捷之日,他难道会屈于天子和会稽王之下吗?现在,我想奉顺讨逆,反击王恭,你以为如何?”
刘敬宣明白老爸心思,忙说:“朝廷虽非尽善,也无大恶。王恭自恃兵威,暴蔑王室,诚为逆子贼臣。大人您与王恭亲非骨肉,义非君臣,虽然有一段时间共事,关系并不融洽。反戈讨之,有何不可!”刘敬宣一席话不无道理,但也有亏心之处。假设王恭不起用刘牢之,恐怕这位英雄就一直荒废蹉跎了。
父子帐中密议,岂料窗外有耳。王恭的参军何澹之手下探知此事。何参军马上密报王恭。
恰巧,“何澹之素与(刘)牢之有隙”,王恭也一直知道这两位手下常有磨擦,就认为是何参军诬告刘将军。不仅不信何澹之,王恭还摆酒宴请刘牢之,并于众中“拜(刘)牢之为兄,精兵坚甲,悉以配之”。此举确是死催。王恭平时对刘牢之大大咧咧,只以部曲手下态度轻待。听了何澹之的报告,王恭竟一反常态,又拜刘牢之为兄,天上地下,倒会使刘将军更加疑惧,反而促成他的速反。
王恭派刘牢之与帐下督颜延一起出征。没走几里,刘牢之就斩杀颜延,向朝廷(其实就是会稽王一方)投降。同时,他又派其子刘敬宣和女婿高雅之率劲兵驰还,直捣王恭大营。
王恭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和军事准备,当时正在城外检阅军队,忽然就见穿着本军军服的兵骑杀到面前,登时军溃,他只得单人独骑向曲阿方向奔逃。这位大名士不会骑马,颠了数里就把大腿两侧磨得鲜血淋漓。幸亏曲阿有个从前的老部下殷确,不忘旧情,划着小船载上王恭,准备送他去桓玄处“避难”。半路,遇见殷确的仇人钱强。钱强曾被殷确因偷税“处理”过,心怀怨恨。今见殷确船中有人,就估计到是王恭,马上向政府军告发,王、殷二人均为晋廷抓获,押送都城建康。
王恭未及入城,便被会稽王司马道子下令在建康东北郊的倪塘斩首。
王恭此人,本性抗直,美姿仪,善清谈,以天下为己任,但志大才疏,不恤下情,崇信佛道,疲劳百姓。北府任上,他调役民夫,大修佛寺,士庶嗟怨。《世说新语》中,“濯濯如春月抑”的美誉,称赞的正是这位王大人。年青时,王恭身被鹤氅裘,涉雪而行,当时的名士望见,皆大叹“此真神仙中人也”。不过,王恭毕竟中看不中用,选人不当,误用刘牢之,最终自取灭亡。
无论如何,这位东晋名士也算条汉子,临刑之时,犹诵佛经,自理须鬓,神无惧容,并对监刑者说:“我暗于信人,所以至此。原我本心,确实忠于社稷。百代之下,希望有人知我王恭真心!”
王恭五个儿子、王恭弟王珣以及王恭一个侄子皆同日被杀,唯独一个庶子当时年幼,寄养在乳母家。王恭从前的下属把小孩子偷送至桓玄处,得以抚养,唯留此一脉。直至桓玄执政,王恭才被平反。告发王恭和殷确的钱强以及抓捕二人的捕吏也被腰斩。
再说回晋廷会稽王方面。司马道子父子确实没有食言,封刘牢之为都督兖、青、冀、幽、并、徐、扬州晋陵诸军事,完全取代王恭的职位。
王恭虽死,殷仲堪、桓玄、杨佺期等人并无摧折,已经分路逼近芜湖和石头城,纷纷上表为王恭诉冤,要晋廷诛杀刘牢之。
刘牢之理直气壮,卒北府劲率驰赴京师,于新亭扎下大营。桓玄、杨佺期见“北府兵”来,皆惊惧失色,忙退至蔡洲(距建康数十里)。殷仲堪数万大军倒没怎么为刘牢之吓倒,仍向京师不慌不忙逼近。
京城内纷扰之时,左卫将军桓修出来,替司马道子出主意。桓修是桓冲之子,桓温之侄,桓玄的堂兄。中国古代政治就是如此纷杂,同宗同族甚至亲兄弟也站在不同的营垒,互相琢磨算计。
萧墙伏祸连踵至(4)
桓修认为:“桓玄、殷仲堪等人,一直以王恭为主。现在王恭死了,军中夺气。如果朝廷予以桓玄、杨佺期二人高官厚爵,二人心内必喜,与殷仲堪离意,到时,我们可先除掉殷仲堪。”
司马道子依计行之,以朝廷名义,援桓玄江州刺史,召郗恢回朝任尚书,以杨佺期代郗恢为雍州刺史,以桓修为荆州刺史,黜殷仲堪为广州刺史。如此阴险的离间计还真成功。殷仲堪得诏大怒,下命桓玄、杨佺期进兵。桓玄二人都“喜于朝命,欲受之,犹豫未决”。
殷仲堪惭怒,知道此行已无成功的可能,马上拔军自芜湖南归。但老殷也来招毒辣之计,他派人向屯于蔡州的桓玄、杨佺期手下兵士们散布言论:“你们这些人不归顺随我,我回江陵后,把你们的家属全部杀掉!”这一招极灵,杨佺期部下立马就有两千人开逃,桓玄也惧兵变,立即引兵西还,追及殷仲堪,陈说自己没有二心。
既然大家又聚在一起,就又称兄道弟,饮血酒为盟。同时,殷仲堪、桓玄、杨佺期三人又再共同上书,为王恭诉冤,替殷仲堪的降职抱打不平,并指斥桓修。
司马道子确实是个瞬息万变的庸下之才。惮惧之下,他又把为他出主意的桓修罢官,恢复殷仲堪的荆州刺史职务,“优诏慰谕,以求和解”。桓修枉作小人,被朝廷指斥“专为身计,疑误朝廷”。
殷、桓、杨三人看似铁板一块,但经过此次战事,心中各怀疑虑,皆起相图之心。杨佺期为人骄悍,桓玄自恃才地,对这个寒人出身的武将总有不屑之意。于是,杨佺期就暗劝殷仲堪杀掉桓玄。殷仲堪不是不想杀桓玄,只是暗忌杨佺期兄弟勇健,怕杀了桓玄就没人牵制杨氏兄弟,所以一直没下手。最终,三个人“各还所镇”。内心深处,三人各自都想除掉对方以后快。
虽又化解了一次重大政治危机,但会稽王司马道子数日惊悸,染上重病,但仍以酒当药,狂饮不止。司马元显深知其父“朝望去之,乃讽朝廷解(司马)道子司徒、扬州刺史”,并自代扬州刺史一职。大醉数日之后,司马道子酒醒,才知自己已丧失实权,“大怒,无如之何”。
司马元显时年十八,深谋老到,又有庐江太守张法顺这个官场老油条为他出主意,常常有出人意料之举。不久,司马元显又任录尚书事。时人称司马道子为东录,称司马元显为西录。父子分府,西录车骑盈门,东录门可罗雀。政治场中的趋炎附势,于此可见一斑。
司马元显年纪虽轻,也就今天刚上大学的年纪(十八岁),但本性苛刻,残暴好杀,征发诸郡刚刚免除奴隶身份的大族附荫民户,把这些人全都强迫迁至京城附近充兵役,号为“乐属”(意思是自己愿意为兵被政府统辖)。这批“乐属”,元显想用来自己直接控制,因为北府军和荆州军皆不是他自己的嫡系。但是,元显强迫征发的这些青壮劳力,本来祖父为奴,自己刚刚获得自由农身份,新近有田耕有家室,在浙东一带夫耕妻织刚过上小日子,忽然又变成了“兵籍”(而旦东晋那种世世相袭的“兵户”,社会地位低下),心中怨恨,可想而知。同时,大地主大世族对此也极为不满,因为晋廷的命令使他们丧失了许多荫附的佃客,经济利益受到极大打击,由此,也对司马元显恨之入骨。正是这一极不得民心的举动,使得江东诸郡人民痛心疾首,纷纷思叛。
江东鼎沸晋祚摇(1)
——孙恩之乱时的东晋政局
东晋朝廷的内忧外患刚刚消停了几个月,就又传来天大的坏消息。安帝隆安三年(399)年底,贼人孙恩因民心思动,乘机起事,自海岛出兵,杀掉上虞县令,直攻会稽,又杀了书圣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及其诸子。
孙恩之乱,非朝夕猝发之事。琅琊孙氏,也是世家大姓,几辈子下来都信奉“五斗米道”。孙恩的叔叔孙泰一直师事钱塘人杜子恭,学了不少相当于今天魔术的“方术”,以此浮狡小计,诱骗百姓子女钱财。“(百姓)愚者敬之如神,皆竭财产,进献子女,以祈福庆”。
当年,王珣曾向会稽王司马道子陈说孙泰以妖术惑人,就把此人流放广州。广州地方官又被孙泰的“幻术”迷惑住,竟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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