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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宋朝十八帝-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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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官。李氏外戚恩荫之滥,是南宋建立以来所没有的。李氏家庙也明目张胆地僭越规制,守护的卫兵居然比太庙还多。李后一门获得的显赫权势、巨额财富,无疑都是其患病的丈夫光宗所赐。随着光宗病情的恶化,政局也开始动荡不安,群臣再也无法容忍这个疯子皇帝。绍熙五年(1194)七月,赵汝愚、韩侂胄等人拥立嘉王登基,是为宁宗;李氏自然也一道被遗弃,无论她如何泼悍,终归无济于事。
  宋代的酒瓶光宗此时对政权交接尚蒙在鼓里。当他知道后,长期拒绝接受宁宗的朝见,依然住在皇宫之中,不肯搬到为太上皇预备的寝宫里。他对于失去皇位的担心终于应验,病情因此又加重了。与他一同失势的李氏一反常态,对光宗不再像以前一样咄咄相逼,反而有同病相怜之心。她惟恐触动光宗脆弱的神经,常以杯中之物来宽解光宗心中的郁结,还反复叮嘱内侍、宫女,不要在光宗面前提起“太上皇”和“内禅”等敏感字眼。
  当初皇甫坦一番故弄玄虚的话,让李氏母仪天下,从此她对术士之言深信不疑。一旦她成了宫廷斗争的失败者,命运已经很难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更需要各种术士“指点迷津”,以解除苦难,得到“安静”。她听算命的说自己将有厄难,便在大内僻静之处辟了一间精室,独自居住,道妆事佛,以求神灵保佑自己平安度过难关。然而,平日作恶多端的皇后并未因此而心安理得,反而受到了更大的精神折磨。庆元六年(1200),李氏在精室中染病,却没有人来关心照顾。七月,这位昔日泼辣刁蛮而又工于心计的皇后孤寂地死去。李氏死后,宫人到中宫为其取礼服,管理钥匙的人怨其平日凶狠,拒不开启中宫殿门,结果礼服没有取到,宫人们只得用席子包裹尸体,准备抬回中宫治丧。半路上忽然有人大喊:“疯皇来啦!”宫人们一向怕遇见疯疯癫癫的光宗,一听到喊声,便丢下尸体,急忙散去。过了很久,他们才知道不过是旁人故意喊叫的时候,再回去寻找李氏尸体,尸体已在七月骄阳的曝晒下散发出阵阵刺鼻的恶臭。治丧时,宫人们只得杂置鲍鱼,燃起数十饼莲香,以掩盖难闻的气味。一代骄后落得如此结局,也是其多行不义的结果。
  综观宋代后妃,能够影响朝政者并不少见,但如李凤娘这样完全控制丈夫、大肆封赏外戚、蓄意制造皇帝父子对立的皇后,在两宋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她既无辅政之才,又无后妃之德,高宗仅凭术士的无稽之谈就选中她为恭王妃,种下了日后的恶果;孝宗始而不听黄洽之谏,继而耽于史浩之阻,废后不成,失去了补救的机会;光宗生性懦弱,对于这位泼悍的皇后除了惧怕,根本不可能制约她的所作所为;只有当新君宁宗即位后,她才随着丈夫光宗的失势而失去了往日的淫威。李氏的一生与南宋初期前后四代帝王紧密联系,从她的经历中,不难发现南宋初年政局变化的诸多诡异现象。
  赵惇个人小档案
  姓名:赵惇出生:高宗绍兴十七年(1147)
  属相:兔卒年:宁宗庆元六年(1200)
  享年:54谥号:宪仁圣哲慈孝皇帝
  庙号:光宗陵寝:永崇陵
  父亲:赵眘母亲:郭氏
  初婚:17岁配偶:李皇后
  子女:3子继承人:赵扩
  最得意:绍熙初政最失意:被迫退位
  最不幸:患有“心疾”最痛心:受制于李后
  最擅长:猜忌
 
  宁宗赵扩庆元元年——嘉定十七年
    宁宗赵扩是南宋第四位皇帝,生于乾道四年(1168)十一月九日。他的父亲光宗,在即位的第二年,不幸患上了精神疾病,无法理政,南宋一时间面临极大的统治危机。统治集团不得不抛弃光宗,另立新君,于是赵扩被选中,还没来得及立为太子,就于绍熙五年(1194)七月仓促即位,是为宁宗。
  宁宗即位的一幕颇具戏剧性。当太皇太后吴氏命赵扩穿上黄袍时,赵扩居然吓得绕着殿柱逃避,口中还大声地喊道:“儿臣做不得,做不得!”最后是太皇太后令大臣夹扶着赵扩,强行与他披上黄袍,登上皇位。新皇登基,装腔作势逊让一番者大有人在,但赵扩似乎是出于真心不愿继承皇位。史载宁宗“不慧”,也就是说他智商不高,从他即位前后的表现来看,他也的确是愚昧无能,毫无主见,听凭他人摆布。所以,他大概只想做一个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亲王,也不愿做九五之尊的皇帝,为国家大事劳心费神。继光宗之后,南宋又由这么一个皇帝统治了31年,就像一个病人,被庸医一误再误,终于病入膏肓(huānɡ)。
  理政无方:好学偏又无能的君主
  赵扩作为光宗惟一的子嗣,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光宗即位后,他受封嘉王,到宫外府第居住,光宗不仅将自己在东宫时收藏的图书全部赐予他,还亲自挑选了黄裳、陈傅良、彭龟年等一批名儒,担任他的老师。嘉王学习也非常勤奋。他即位初,曾亲自开列了10部经史书目,又开列了一张10人的名单,对彭龟年说:“朕读的书太少了,打算把讲官增置到10名,每人各专讲一书。”他选定的讲官中,既有原嘉王府的黄裳等人,更有他仰慕已久的大儒朱熹,堪称极尽一时之选。
  尽管宁宗好学,但他似乎只注重读书的数量,对书中的内容意义却是一知半解,更谈不上灵活运用了,他的理政能力未能有所提高。即位不久,群臣的奏疏就因得不到他的及时批复而堆积如山。彭龟年建议他,让负责进呈奏疏的通进司把奏疏开列一单,皇帝阅后,在单子上注明需要亲自过目的部分,其他的就可交由三省、枢密院处理,这样,处理奏章的效率就可以大大提高。对自己这位学生的天分,彭龟年深有了解,因此他干脆附上了单子的格式,以便宁宗能够照葫芦画瓢。但这番几乎是手把手的教导,不知宁宗是真看不懂,还是嫌麻烦,最终没有采纳。凡是大臣的奏章,他一律批“可”,倒也省去了不少时间,只是害得臣下们大费脑筋,两位大臣的奏章针锋相对,皇上都批了“可”,到底以谁为是呢?
  即使是临朝听政,臣下们也难得听到宁宗自己对政事的看法。负责记录皇帝言行的起居舍人卫泾,曾经描述了他亲眼目睹的宁宗上朝情形:“陛下每次面见群臣,无论群臣所奏连篇累牍,时间多长,陛下都和颜悦色,耐心听取,没有一点厌倦的样子,这是皇帝谦虚,未尝有所咨访询问,多是默默地接受而已。”宁宗耐性很好,但这并不能帮助他解决实际问题。他既没带脑子也没带嘴,只空带了一双耳朵去上朝,大臣们的论奏听完了就完了,既不表态,也不决断,进奏者已经口干舌燥,最后却仍然不得要领。如此听政,身为臣子的卫泾只有以“谦虚”来为宁宗辩护,料想他心里也在怀疑当朝天子的智力水平吧。
  批阅奏章,临朝听政,这些都是皇帝表达自己意旨的正常途径,而宁宗也许是不愿意受到任何约束,所以选择了一条非正常的理政途径——御笔。御笔由皇帝在内宫批示,不经过三省等中央决策机构,直接下达执行。这种做法失去了对君权的制约,是不合制度的。传达御宋代杂剧图笔必经宦官和近幸之手,如果皇帝是精明强干之君,尚不致酿成大患,但宁宗却是个理政能力不强的皇帝,滥用御笔只能为权臣专政制造可乘之机。他们通过勾结宦官和后宫,或对御笔的批示施加影响,或在御笔的传达过程中上下其手,让御笔成为自己利用的工具,甚至假造御笔,代行皇帝之权。一次内廷宴会,一名伶人扮演买伞的顾客,他挑剔卖伞者,说雨伞只油了外面:“如今正(政)如客人卖伞,不油(由)里面。”巧妙地以谐音暗指政事不由内(宁宗)做主,而观剧的宁宗却懵(měnɡ)然不晓何意。面对这样的皇上,权臣自然是有恃无恐,更加肆意妄为了。
  虽然宁宗对政事少有自己的主见,但他对台谏的意见却是十分重视。宋代的台谏官有纠正帝王为政疏失、弹劾百官的权力,他们的议论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的公众舆论,历代宋帝都非常重视台谏奏议。宁宗严格遵循祖宗之法,曾对人说:“台谏者,公论自出,心尝畏之。”殊不知,台谏的公正性是建立在帝王有知人之明的前提之上的,只有正直的士大夫入选台谏,才能使台谏发挥正常、良好的作用,而宁宗却缺乏辨别人才的能力,居心叵测之辈因而可以大肆引荐党羽进入台谏,控制言路。宁宗一味认定台谏之议代表公论,不可不听,至于台谏官到底是君子还是小人,却不闻不问。结果,原本受到士大夫尊敬和向往的台谏职位上,充斥着败类,他们打击异己、讨好权臣,是权臣用以控制宁宗的又一有效工具。
  宁宗不仅头脑简单,而且身体也不好。史载,宁宗走到哪里,都有两个小太监扛着两扇小屏作前导,一屏上写“少饮酒,怕吐”,一屏上写“少食生冷,怕肚痛”,可见他体质羸(léi)弱。健康状况也影响了宁宗处理政务,他整日深居内宫,下情难以上达,要蒙蔽他也就更加容易了。
  当然,宁宗为人尚不失仁厚,对民间疾苦颇为关心和同情。即位前,他护送高宗灵柩去山阴下葬,路上见到农民在田间艰难稼穑的场景,感慨地对左右说:“平常在深宫之内,怎能知道劳动的艰苦!”即位后,宁宗几乎每年都颁布蠲免各种赋税的诏书。在个人日常生活上,宁宗也力行节俭。他平时穿戴朴素,并不过分讲究,饮食器皿也不奢华,使用的酒器都是以锡代银。有一年元宵夜,一个宦官见宁宗独自端坐在清冷的烛光下,便问:“上元之夜,官家为什么不大摆宴席庆祝一下?”宁宗愀然答道:“你知道什么!外间百姓没有饭吃,朕怎么能有心思饮酒呢?”时人评价宁宗在位期间,“无声色之奉,无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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