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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宋朝十八帝-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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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言

　　　　常有人问我，学历史有什么用？对于这个问题，估计不会有标准答案。我的回答往往非常简单：这是我从事的职业。既然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当然需要兢兢业业，认真对待。坦率地说，我个人并无成名成家的念头，无非是担心丢了饭碗而已。说得具体一些，作为一名大学教师，当然希望教给学生一些新的东西，以免误人子弟。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一直将探索历史视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且总是觉得很充实。
　　在大学课堂或是其他场合，我曾经多次说过这样的话，中国人聪明绝顶，但缺少严肃、认真的精神，很多事情，似乎都讲究“大概齐”，而不是精益求精。记得我在早稻田大学留学期间，在所住的街区亲眼见过一起车祸，一位中年妇女被汽车撞倒，交警来处理善后事宜。在测量车祸过程中各种数据时，警察们个个趴在柏油路面上，一丝不苟地测着每条线，丈量不同方位的各种距离。当时我突然想到，国内的警察通常是站着用卷尺或皮尺测量，记录相关的大体数字，就算完成任务了。与日本警察的严谨相比，中国交警可能存在很大差距。殊不知，失之毫厘，差以千里，如果有一个数字不准确，可能会影响到事故责任的判定。这件小事给我留下了异常强烈的印象，甚至是震撼。我经常用这个故事来教育学生，凡事都要认真，否则就会差以千里了。
　　学术研究同样是如此，就拿古代文献来说，很多人自认为读懂了古籍，但我敢肯定，真正落实到每个字上时，恐怕谁也不敢说自己完全可以准确地解释出来。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回避以外，恐怕就只有“大概齐”了。一篇论文中有多达数十处甚至上百处标点、句读之类的硬伤，居然还有人以为这是高质量的论文，有着“深刻”的思想和见解。诚然，这恐怕只是个别现象，但却不能不让人产生这样的怀疑，连基本史料都读不懂，难道也会有真知灼见？或许在某些人心目中是有的，但稍具学术良知和常识的人，大概是不会如此不负责任地作出判断的。“想法”固然可贵，但弄清事实本身，才是最重要的。
　　中国有文字的历史长达数千年之久，越是遥远的时代，留下来的谜团就会越多。因此，要发现历史的真相，谈何容易。姑且不说史料记载的缺乏，就算加上流传下来的实物资料和未来不断出土的新材料，似乎也不足以做到这一点。至少我们对很多事实还是不清楚的，或是知之甚少的。正因为如此，才需要下功夫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无论是好，还是坏，我们都必须将历史上出现过的事情本身尽可能弄清楚。不知为什么，我们的研究似乎都停留在两个极端，要么极好，要么极坏。举例而言，古代的政治体制通常被人为地以“专制”、“集权”等词汇加以界定，在这种体制下，腐败自然是无法避免的，这种结论无疑有其充分的合理性。但在我看来，宋代皇帝远非“专制”二字可以概括。姑且不说君主的权威能否直接渗透到社会的基层，就算在朝廷之内，皇帝似乎也不太可能为所欲为，这在宋代似乎特别明显。皇帝需要扮演多种多样的角色，在偌大的皇宫，他是一家之主，跟普通百姓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别，无非是多了些嫔妃、宦官等侍侯皇家的人员而已。因此，他必须谨慎处理“家庭”内外的各种关系，其实，这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与其他朝代相比，宋代皇帝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子嗣不昌，除了宋末二帝外，宋朝共有16位君主，其中有6人无亲生儿子继承皇位，比例高达38％左右，若加上太宗的兄终弟及，比例就更高，这在中国帝王时代恐怕是独一无二的。在父死无子继的特殊情况下，宋代的皇位传承还是相对顺利的，并未出现大的危机，这不能不让人惊讶。然而，在表象的背后，却夹杂着极其复杂的内外因素，各种政治势力暗中角力，上演了一幕幕精彩之戏。因此，在宋代，表面上看似乎罕有后妃干政、宦官擅权等现象，皇帝的“家”稳定而安静；实际上，宫廷内部的斗争异常激烈，只是表现方式不一样而已，否则就不会出现“狸猫换太子”之类的传说了。这些故事的背后显然隐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事实，这些从侧面也反映出宋代皇宫并不太平。
　　宫廷之外，皇帝为一国之君，治国安邦是他们的首要任务。然而，单单依靠一人之力，无论如何是不能完成的。因此，宋代皇帝必须集合各方面的力量，才能将国家机器运转起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调动各级官员的能动性，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无疑是不现实的。毕竟，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他们能否为君主效力，取决于复杂的因素。正因为如此，作为万人之上的帝王，需要协调各种利害关系，如君民、君臣之间的关系，等等，而这恰恰是最难的环节，稍有闪失，恐怕就会危及江山社稷。这是历代君王所必须小心谨慎应对的，宋朝皇帝自然也无例外。
　　自古以来，学术便带有浓烈的贵族色彩，通常情况下，似乎只有社会的精英层才有可能成为从事学问者。先秦以前，就有所谓“学在官府”的传统，然而，如果单纯地将这句话理解为官府控制学问，恐怕是片面的。大体说来，应该是社会上有身份、地位之人掌握学问，这种解释大概是有一定道理的。由此看来，学问是高高在上的。正因为如此，才会曲高和寡，也难免有高处不胜寒之感。
　　以宋史研究为例，最近数十年来，出版过数量众多的著作，这些书大概都只有社会精英们才会去阅读，或者是确实对宋朝历史感兴趣的人才会有雅兴去仔细品味一番。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其实，历史研究不应该是庙堂之上的学问，更不是专门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抑或是大学课堂上的教材和参考书，而是应该让每个中国人都能了解历史，至少从事研究的学者有义务朝着这样的方向努力。任何国家、民族，如果对自己的历史都缺乏基本认识，恐怕是难以持续发展的。
　　事实上，大多数人的历史知识很多来源于电视、网络之类的强势媒体，特别是古装戏。坦率地说，我很少看这样的电视节目，因而无权加以评论。然而，从去年以来，受国家广电总局委托，我审阅过一些电视剧本，由此不得不看一些还没有进入拍摄阶段的历史剧。应该说，剧本创作人员下了相当的功夫，但从历史专业的角度来看，很多东西的把握、定位还是不准确的，甚或是错误的，更不用说细节了。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几乎所有古装戏中，臣子千篇一律地称呼皇帝为“陛下”、“皇上”，而皇帝则称呼臣子为“爱卿”。至少在宋朝，口语中通常称皇帝为“官家”，而“爱卿”在很多场合是称呼妓女的，皇帝显然不可能以这种极不雅观的称谓来称呼自己的下属。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兹不赘述。由此可知，人们从电视、戏曲等所获得的知识和信息与历史本身是存在相当距离的，这种状况无疑需要加以改变。
　　一直以来，我都有一种奇特的感觉，我们的教育似乎过于功利，即倾向于培养人的专业素养，其实这仅仅是教育的目的之一而已。在笔者看来，民族整体素质的改善和不断提高才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惟一出路。记得我曾经跟一个日本朋友谈过关于人口素质的话题，我当时以半开玩笑的口吻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中国参与世界竞争的人口比例能够达到日本的一半，中国肯定比日本要发达。不知大家是否同意这种看法，或许是我有感而发吧，毕竟中国的人口基数要比日本大得多。正因为如此，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希望为中华民族素质的提高尽一份儿心，出一点儿力。

　　太祖赵匡胤建隆元年——开宝九年
　　　　赵匡胤见众官已被收服，立即赶往皇宫，迫周恭帝逊位。文武百官就列后，发现尚未制定禅位诏书。哪知，翰林学士陶穀（gǔ）却拿出早已准备好的诏书念给百官听。赵匡胤换上龙袍，接受群臣朝贺，正式登极为帝。由于其所领归德军在宋州（河南商丘），于是定国号为“宋”，改元建隆，定都汴京（河南开封），赵匡胤便是宋太祖。太祖即位后，封柴宗训为郑王，母符太后为周太后，迁居西京，终生奉养，其后代也受到宋朝历代皇帝的照顾，据说这是赵匡胤亲自立下的规矩。
　　赵匡胤做了皇帝，很多关于他是“真命天子”的说法便流传出来。道士陈抟（ｔｕáｎ）骑驴出游，听人说赵点检做了天子，高兴得从驴上摔了下来，拍掌欢笑说天下从此太平了。甚至连赵匡胤的出生和幼年经历，人们都附以传奇色彩。据说赵匡胤出生时体有异香，三日不散，其父便给他取了个乳名叫“香孩儿”。赵匡胤、赵匡义兄弟幼时随母亲杜氏逃避战乱，因年幼，便被杜氏放在箩筐里担着走，被陈抟见到了，不无感叹说：“都说当今没有真龙天子，却将天子挑着走。”事实上，这些都是后人的附会之说。赵匡胤之所以能代周建宋，是与五代乱世和他个人的才能分不开的。
　　杯酒释兵权：皆大欢喜的结局
　　面对新政权，后周旧臣中识时务者则俯首称臣，但也有不甘任人摆布者，尤其是昔日与宋太祖一样手握兵权的将领们。周世宗去世后，怀有帝王野心的人又何止赵匡胤一个？只是赵匡胤捷足先登，使其他人失去机会，但并没有打消他们的念头，他们仍在等待时机去实现自己的帝王梦想，李筠和李重进便是其中代表。
　　李筠镇守潞、泽、沁等州达8年之久，他为人骄横跋扈，连周世宗都不放在眼里。宋太祖继位后，曾遣使者去封李筠为中书令，欲用高官宋元通宝
　　厚禄来笼络这位后周老臣。李筠竟下令将使者拒之门外。经过幕僚反复劝说，他勉强接待了使者，但却在招待使者的酒宴上挂起周太祖的画像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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