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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丐的历史-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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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种种人物流品都可在乞丐文化中找寻到他们的精神家园。他们中的大多数并无生理缺陷,也并非贫苦无告,有些尚有一技之长,甚或身世不凡,但他们却对乞丐的营生心向往之。其所以然者,盖因乞丐文化满足了他们的生活需求与感情诉求,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另类生活的样式,对此,清代大剧作家李渔有一段精妙的文字,李渔认为,乞丐文化具有补助主流文化缺乏的功能,所以,“即于王者之政,亦不为无助”。而这种补助王者之政的功用源自乞丐文化的“张力”。乞丐文化的张力使乞丐者流成为九流荟集之所,“从来乞丐之中,尽有忠臣义士、文人墨客隐在其中”,“至于乱离之后、鼎革之初,乞食这条路,竟做了忠臣的牧羊国,义士的采薇山,文人墨客的坑儒漏网之处。凡是有家难奔,无国可归的人,都托足于此。”故而,“讨饭吃的这条路,也还是英雄失足的退步,好汉落魄的后门。”李渔这番话,可谓是对乞丐文化张力的最好诠释。   
  四文化张力(2)   
  文化的张力除了指乞丐文化本身的行为整合作用与社会影响力外,还表现为中国古代社会主流文化对乞丐现象的宽纵与体谅,它使乞丐者流获得了一个较为松宽的文化生存空间,从而使乞丐大军源源不断,生生不息。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文化有厚德载物、民胞物与的精神,也洋溢着人本主义、仁民爱物的情怀,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对自然万物都一体看待,施以仁爱,而况作为同类的乞丐乎!在这种文化精神的关照下,社会对于贫困民众、鳏寡孤独废疾者都是寄以深切同情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成为社会赞颂的美德,解衣衣人、推食食人成为社会嘉尚的风范。这种同情、怜悯、关爱乞丐的文化态度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多所反映。汉代大文豪扬雄的《逐贫赋》,借与乞丐为邻的事例抒发作者对贫苦无告的乞儿的怜悯关爱之情,抨击社会贫富差别。此赋对后世文人影响很大,韩愈写有《送贫文》,柳宗元撰有《乞巧文》,皆步扬雄后尘。(洪迈:《容斋续笔》卷十五) 
  正是这种怜悯、同情以至宽纵乞丐的文化态度影响下,乞丐的身份被合法化,乞丐的角色形象也被理想化了。     
  五色杂处 品类不一   
  一乞丐之类型   
  乞丐的类别 
  乞丐并不是一个简单纯一的群体,它的成员来源多途,身 
  份、社会背景、人品各不相同,成员结构复杂,可谓是五色杂处、人鬼混杂。 
  在数千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乞丐从一种零散的、流动的伙众演变成规模可观的亚文化群体,从单纯的以底层贫苦民众为主体发展成各色人等荟聚混杂,乞丐文化随之形成并呈现出多元的面貌。也即是说,乞丐作为一个群体,其行为方式、生活方式、语言、习俗、规则、人生态度等等虽然呈现出某些基本的特征,并使之与社会的其他亚文化系统迥然有别,但它的同质性程度并不高,在乞丐群体内部,不同的成员结构其行为方式判然有别,文化面貌也各有不同。因此,我们要系统全面地揭示乞丐文化的总体特征,必须先对乞丐的类别作类型学的划分,于此方能按类编次,廓清源流、辨明主次。进而在分析乞丐文化时,既能揭示出它的基本文化特质,找寻到其文化的主脉,同时又能够揭示乞丐文化的多侧面风貌。 
  乞丐一经产生,就因地域环境之差异、成员社会身份的参差、行乞方式的不一、行为取向的轩轾而呈现出驳杂斑斓的面貌。他们门派众多、名目繁杂,以至于世人难以对他们的种类作出精确的分辨。就目下资料所及,我们知道,乞丐的类别划分大约有以下几种。 
  通常以“坐丐”、“叫街”、“行丐”为三种乞丐类型。 
  “坐丐”是坐某地乞讨,以各种方式博取人们的同情,这种乞丐以老弱病残为主。 
  “叫街”则是在街头表演各种技艺以吸引行人过客,以期获得酬赏。这类乞丐多为行走江湖的技艺之人。 
  “行丐”是挨门逐户依次乞讨的,这种乞丐为数众多,各类人都有。 
  丐帮中也有以乞讨性质来划分类别的,于是有“文行”与“武行”之分。“文行”指那些吹拉弹唱的响丐、诗丐等。“武行”则指那些叫街的、捉蛇的、耍把式的等。 
  由于乞丐遍布全国,其具体情形又因地而异,故而各地对乞丐者流又都有各自的分类说法。 
  如有的地方将乞丐分为“东项”、“西项”、“白项”、“红项”几类。“红项”专指那些以各种强硬方法乞讨的乞丐。如“钉头丐”、“拉破头”之类。“白项”是那些专以哀号哭诉乞食的乞丐。而“东项”、“西项”到底何指,现在已很难查考了。 
  又有按门派来划分的,如河北地区的乞丐就分为“范家门”、“唐家门”、“李家门”、“高家门”。有的地方又按乞丐行乞的技艺高下,将乞丐划分为高低有别的等级,如东北地区将乞丐分为三等,第一等是到处闹江湖的“响丐”,其中包括:1。说华相的;2。敲平鼓的;3。吃竹林的;4。碰瓷的;5。耍黑条子的。第二等叫“靠死扇的”,这种乞丐在行乞时,不唱也不哭,他们多半是编个理由请求帮助。第三等是“要冷饭砣”的,这种乞丐只靠沿街行乞散讨度日。 
  又如安徽六安地区也按乞丐们的行乞方式将其分为三种,其一曰“灰窝”,这类乞丐主要是在红白喜事上搞钱乞食。其二曰:“西行”,他们主要是打莲花落的乞丐。其三曰:“背大强”,又叫“背大筐”。他们表面上以砸乌龟卖肉为生,实则专干抢劫孤客的勾当。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二乞丐类别细说(1)   
  ①散漫放逸的庸劣之徒——普通型乞丐 
  普通型乞丐是乞丐群落的主体,他们人数众多,散布各地。通常,他们是因贫困、生活无着、天灾人祸而沦为乞丐者流。前文说过,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过程中,贫困是长期困扰社会的痼疾,广大的底层民众因社会分工的差异,生产资料的短缺,受教育程度的低下、以及封建等级制度的压迫与剥削,几乎常年挣扎在贫困之中,他们赤贫无告、求诉无门,其中许多人只好流落街头,成为靠乞讨度日的叫花子。而在古代社会中,饥馑、旱灾、水灾、地震、冰雹也是时有发生,未曾或息。由此也造成了一大批因灾害而破产的饥民、灾民,他们为逃避自然灾祸,在百无一计的情况下,只得背井离乡,流浪他方,从而成为数量庞大的“流民”,流民也构成普通型乞丐的一个重要来源。如果遇到朝代更迭、江山易改,则难免天下扰攘、战乱不休,人民罹此困厄,往往会流动迁徙、转死沟壑,幸存者除了与乞丐为伍、借乞食以资身,谅也无他出路。总之,普通型乞丐大多是因贫困、天灾人祸等原因而产生的,这些都是乞丐产生的初始原因,也是乞丐产生的“正途”。贫民、流民、灾民、难民是这一类型乞丐的主要成员。作为乞丐群落的主体,普通型乞丐的活动方式、行乞方式、生活态度、行为取向反映了乞丐文化的基本特征,代表了乞丐文化的基本趣向。 
  这些乞丐大都是流动的,他们没有固定的乞讨地点和对象,也没有专门的技艺,他们的乞讨方式大抵是散讨式的,若再加细分,则又有“路讨”、“坐讨”、“苦讨”、“骗讨”几种形式。 
  路讨,这是最常见的一种乞讨方式,民间俚语对乞丐的种种俗称,如“叫花子”、“灰窝”、“披街的”、“做街的”、“打闲的”、“叫街的”、“要冷饭砣的”、“靠死扇的”等等,大抵是由乞丐沿街乞讨、挨户求索的活动特征而概括出来的。乞丐们站在街衢两侧或街头巷尾,对过往行人连称“老爷”、“太太”、“行善积德做好事”之类话语,其状多为一手挽破篮,篮内盛一只大土碗,拄杖而往,另一手向前摊伸,哀号前行,他们对路人也不强索,有施舍者招呼则受而谢之。 
  坐讨,这种方式始为残疾专用,后为普通乞丐所效仿,渐成一种流行的乞讨方式。乞丐们通常坐于街头巷尾、闹市两侧,以种种“苦情”、“惨状”引起观者同情,或以哀号哭诉引起人们的怜悯,进而乞得钱物。路讨的典型样式是“告地状”、“脱轴头”、“打单子”、“老磨苦”等等。有关此类伎俩的详情,下文再表。 
  苦讨,即乞丐们以种种“惨不忍睹”的方式摧残自己,以此引起人们的同情,但更多的时候是引人生厌,甚至是引人发怵,于是人们只好赶紧掏钱来把这种乞丐打发走,免生麻烦。苦讨的常见手法是“以硬物击打胸脯”、“排刀”、“拉破头”、“脑门钉钉”、“吞刀”、“耍蛇”、“双鳝钻洞”、“点凤头”等等,花样繁多。 
  ②自暴自嘲的弱势群体——残疾型乞丐 
  残疾型乞丐是世人常见的一种乞丐,他们因生理缺陷而丧失生活能力,加之古代社会普遍存在的贫困、社会保障能力的低下,保障机构的奇缺等弊端,使社会中各种瘫痪、肢残、盲、聋、哑、傻人员成为没有生活保障、没有衣食来源的极贫极苦之人。他们只有流落街头,以行乞自救存身。在古代社会中各类失去了家庭依靠,失去亲朋扶助,失去了社会照顾的“鳏、孤、寡、独”通常也归于此类。此外,还有一些,原本是健全人,后经“采生折割”而致残的伤残乞丐,外加上一群混杂在残废乞丐中的“装相者”。凡此种种即是残疾型乞丐的主体成员。残废人员在传统社会中照例是应得到社会救济的,中国古代一些王朝的兴办的“六孤院”、“悲田院”、“病坊”、“福田院”、“养济院”、“乞丐处”、“善堂”之类组织大多以残疾人员为收容救济对象,但因种种原因(如财力匮乏、官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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