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姨父-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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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员同志呀，你要去管一管，要大家心疼稻草，不要走着撒着，把稻草撒了一地，老百姓要用稻草喂牛的呀，牛没有草吃，怎么耕田呢！”半个世纪以后，姨父还记得刘帅当时说话的口气、表情和他注视着稻草的忧虑。姨父说，这个时候，一点也看不出他是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而是一位慈祥的老人。　
　　1947年12月，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站稳脚跟后，又面临蒋介石三十三个旅的围剿。大别山区回旋余地太小，供应问题严重。刘邓决定，邓小平与刚刚回到大别山的野战军副司令员李先念和参谋长李达，率主力部队留在大别山牵制敌人。刘伯承率其余部队分兵而行，跳出包围圈，到外线作战。　
　　刘伯承率总部大部分人员，随一纵向淮河以北转移，夜行军时与敌人搅到了一起。到了一个村子，刚刚住下来，刘伯承听到旁边村子里传来狗叫声，就让参谋王文贞快去看一下旁边是哪个部队。王文贞带着三个通信员到了那个村子，对方哨兵问：“谁？”王文贞反问：“你是谁？”敌人就打过来一阵排子枪。一个通信员牺牲了，一个通信员受伤了，一个通信员跟着王文贞跑回来。　
　　枪一响，就开始了一场混战。敌我驻扎的村庄犬牙交错，到处都是枪响。刘帅带着身边工作人员迅速离村，向西北方向走了。一纵一旅旅长尹宪斌急红眼了，他的任务是保护刘帅，刘帅却悄然不见了。他只身掂着驳壳枪，抓到一个营是一个营，抓到一个团是一个团，向刘帅转移的方向猛冲猛打，把敌人冲得七零八落，不缴敌人的枪，不抓俘虏兵，逢村过村，遇水过水，棉衣都湿透了，向刘帅去的方向疾进。敌人也搞不清这支队伍是怎么回事。尹宪斌从夜里一直冲杀到次日下午，才碰到司令部的一个干部急急跑过来。尹宪斌问，你是谁？那人答道，我是司令部科长张涛，“一号”命令我来和你们联系。尹说，废话少说，你马上带我走，我要亲眼看到“一号”。他拉着张涛疾走如飞，到了一个村庄，见到刘帅平安无恙，才松了一口气，叫了一声：“首长！”身子就软下来，站也站不住了。　
　　刘帅爱兵如子，下级对他，也就敬其若父了。　
　　刘伯承离开大别山的时候，姨父没有跟他走，而是由司令部调到了警卫团，跟随邓小平政委留在大别山上。十年以后，姨父终于在东湖见到了当年的“一号”首长，“一号”首长还给他留下了一封信和题词：　　　
　　3。史书以外的刘伯承（2）　　　
　　汉雄同志：您说：要我写几个字在这里作纪念。特如命写上。请收。　
　　刘伯承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另纸又写：游览武汉长江大桥百万雄师南下后，长江千丈大桥横。　
　　人民作出空前事，还只远征第一程。　
　　刘伯承记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信封上写：送陈朱汉雄同志刘伯承肃姨父指点着说，刘帅写的字，我不敢拿出去呀！刘帅那样高的威望、那样大的年纪，遇到我这么个小萝卜头，信封上还写“送陈”、落款后写“肃”，那是“肃立”、“肃静”的“肃”吧，这可使不得啊！信中还称我为“您”，还说“特如命写上”，我心里直敲鼓哇！原武汉市委书记李尔重建议我把刘帅的墨宝送到中央档案馆，我正要办理这件事。　　　
　　4。“么罗儿”现象之解析（1）　　　
　　姨父在接待工作中发现，曾长期担任湖北省省长的张体学，跟许多鄂豫皖根据地出来的老红军，一见面就喜欢说粗话，张口“罗儿的”，闭口“么罗儿”。就连已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的李先念，见了昔日在他麾下担任特派员兼保卫队长的朱汉雄同志，也要亲亲热热而又骂骂咧咧地打招呼：“罗儿的”老特务，你还没有死呀！　
　　一次，二炮部队政委、中将李仁林来到了武汉。他是张体学在鄂豫皖苏区土地革命时期的老战友。张体学工作忙，没能及时去看望他，他就在宾馆的楼梯上大发其火：“罗儿的”张体学，你算个“么罗儿”哇？架子那么大，一个萝卜刻两只眼睛！姨父深感事态之严重，急忙给张体学打了电话，提醒他快来看看这位老战友。张体学已经知道李仁林骂他，也在电话里发火说，他说我“么罗儿”呀，他算个“么罗儿”呀！不料想，张体学放下电话就跑去看望李仁林，两个人一见面，好像什么不愉快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过，还是开口“罗儿的”、闭口“么罗儿”，互相拍打肩膀，哈哈大笑，说起话来没完没了。　
　　姨父觉得自己上了“么罗儿”的当，好像这是他们老战友之间特有的套近乎的语言，“罗儿的”愈是骂得响，愈是说明感情深，有点像俄罗斯人互相使用“阿廖申卡”或是“娜塔洛契卡”那样的“爱称”。我以“罗儿的”以及“么罗儿”之准确定义问题就教于湖北籍的朋友，朋友笑道，“罗儿”本应是“卵儿”，念转了，就成了“罗儿”，这是分泌雄性激素从而产生男性刚健、威猛之特征并为人类的繁衍提供种子、名叫睾丸的东西呀！“么罗儿”的“么”是“什么”的意思，“么罗儿”可用于质疑——你算个“什么罗儿”呀？亦可用于感叹——你是“多么的罗儿”啊！　
　　“罗儿的！”也成了上下级之间进行率真的交往而不必虚拘礼仪的一种语言方式。在创建鄂豫皖苏区的革命战争中，李先念是张体学的老首长。李先念担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以后来湖北视察，张体学又陪他到革命老区大悟县了解民情。一到大悟县，张体学张口就是“罗儿的”，跟大悟县县长吵起来了。他说你该缴的粮食为啥没缴够？县长说你要的粮食太多我缴不起！省长跟县长吵得不可开交，把副总理丢在一边了。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朱汉雄同志插不上嘴，不好劝架。没想到，副总理十分平静地等他俩争吵结束，也跟老部下算起了旧账：“罗儿的”张体学，你的老脾气改不了哇？你记不记得打仗的时候，你一来见我就骂老子“罗儿的”，一骂骂了十几里路！　
　　张体学向徐海东大将表现红军时代的幽默感的时候，也充分带有“罗儿的”文化特征。徐海东在战争年代曾九次负伤，身上留下了十七处伤疤，还少了两颗门牙。他骑着战马驰骋沙场的时候一头撞在树上，就把两颗门牙不可挽回地嵌在树上了。在鄂豫皖苏区，徐海东是红二十五军军长，张体学是徐海东的“手枪队”队长。徐海东住在东湖百花二号养病时，张体学一有空就来看望徐海东，跟老首长逗乐。他说，嗨呀，“罗儿的”，我们那个时候哇，妇女不能进营房，也不能进入军部首长的住地，这是有严格规定的。我们“手枪队”站着岗，不叫她们进去。手枪队就是警卫队，火力很强，都是驳壳枪、快慢机，哪个敢进去呀！何况这是我们军长亲自立下的规矩。可是，我们军长没想到自己也要谈对象呀。一天，军长从外边回来时穿着大衣，把大衣一裹，就把他的对象裹到大衣里面了，大衣上面只看见一个头，大衣底下能看到四个脚，那四个脚走着走着就走到军长睡觉的房间里去了。徐海东笑得喘不上气来，赶紧插上鼻管吸氧。徐海东当时的对象就是现在守在身边的老伴周东屏。周东屏笑弯了腰说，张体学，你瞎说！张体学说，“罗儿的”，么儿子瞎说，是哨兵向我报告的。哨兵说，报告，首长大衣底下有四个脚！张体学说得活灵活现，周围站了一圈服务员，都笑得前仰后合。　
　　姨父非常欣赏这种毫无顾忌地使用粗犷、率真的语言进行幽默表现的上下级关系，好像是在血里、火里一起滚爬出来的人才可能具有这样的关系。他说，武汉军区副司令员韩东山也是李先念在红军时代的老下级，一次，李先念离开武汉，韩东山到车站送行，和李先念握手时，李先念就顺势把他拉上了火车，韩东山就跟着他走了。韩说：“罗儿的，你也不事先讲一下，我没带衣服，也没给老婆汇报哇！”与他们的语言风格相适应，韩东山还有一根不可须臾离开的旱烟袋，是竹根做的烟杆、黄铜包的烟锅。“文化大革命”时，他给红卫兵作报告，就是摇着这个旱烟袋，骂了一百多个“罗儿的”。他去世那年，姨父又去看他，他的病已经很重了，还叼着旱烟袋说，“罗儿的”，你还没有死，我不行了呀！　
　　但是，“罗儿”得太过分也就变成耍蛮了。姨父遇到过一个难题，就是给张体学开车的司机从来不把他手下的交通警看在眼里。姨父说，他算个“么罗儿”呀？他以为给省长开车就不得了喽，不管到了哪里他都是天王老子，车子想停到哪里就停到哪里，交通警管不了他。好吧，你开到省政府大院、开到省长家里去我管不了你，你到了我管的地方，我就要管管你。可管管他的决心也不是好下的。张体学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视若兄弟，只要大节牢靠，小事情是不管不问的。你要管要问，说不定他会偏袒身边的人。比如，张体学亲口讲过，他在鄂东根据地时，他的警卫员年轻英俊，且穿得干净体面，背着驳壳枪十分神气。一进村，他去借锅借碗，姑娘、媳妇们都喜欢跟他打交道，又说又笑。张体学放心不下，担心这小子晚上出去犯错误，铺稻草睡觉时，就对警卫员说，你给我睡里面，叫我睡外面。心想，我把着门，你小子出不去。可他一觉醒来，伸手一摸，警卫员没有了。张体学大笑说，妈的，还是叫他跑了。他回来时，张体学问，罗儿的，你跑到哪里去了？警卫员说，我屙尿去了。张体学就不再追究，一翻身，我睡我的觉。姨父认为，你那个警卫员是不是屙尿去了我管不了，你这个司机我得替你管着。一天到南湖机场迎接客人，眼看着张体学坐的汽车开过来，司机照旧不听交通警的指挥，直奔他自己挑拣的位置。姨父说，好，我来治他，就凛然站在省长汽车的前边，把眼睛瞪起来，打着手势指挥他，往后倒，再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