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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级教师教学思想录(中学历史卷)-第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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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要挖出教材背后的潜台词，要掌握教材深处的内在联系。具体地说：教
材上只是点到了一个名词、一个人名，我要看清楚他比较清晰的面貌；教材
上只讲到了某个时期某个侧面的情形，我要向前摸一摸他的过去，向后望一
望他的将来，向左向右顾盼一下他的周围；要把教材上的点连成线，线铺成
面，要铺得开，收得拢，要基本做到“竖通、横通”。
要达到上述目标，手里光有一本教材，几本教参、教案选是远远不够的。
要看很多书，包括一些原始材料。一次备课不能到位，我就来一个长计划短
安排，每节课接触一些原始材料，每学期重点备好几节课，有选择地深入攻
下几个问题。积跬步总能致千里，这是我的战略思想。
把教材由薄变厚的目的不是为了做研究工作，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
不是为了在课堂上以深奥的东西去吓唬学生，深入是为了浅出。这第二步和
第三步就是要下一番由厚返薄的功夫，也就是要针对学生的知识水平，年龄
特征，思维能力，按照大纲要求，教材内容，教学目的，以及重点、难点之
所在，浅化教材，采用学生最能接受的方法，掌握最能吸收的深度、难度（学
生踮起了脚尖正好能够够得上的高、难度）。这由厚返薄的“薄”已经不是
未深入之前的薄了，它已经起了质的飞跃。
为了使学生学得容易，学得有兴趣，我总要反复修改板书提纲，反复选
择例子和探索化难为易的途径；我推敲怎样打响开场锣鼓，导入新课，怎样
使新课煞住在一个“扣”上，做到善始善终；我准备好重要概念的文字表述；
我设计好活跃学生思维、培养学生能力的课堂提问（或谈话），甚至为了能
感染学生，提高效果，连语言和词汇的应用都是要有讲究的。。。这些是我
备课化力气最多的地方。
我老老实实地，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认真备课，即使教过
多次的课也要从头再备。事实是每次都仍会遇到新问题，产生新想法，无论
是教学内容的更新，教学方法的改进，都常常能有所超越，做到常教常新。
我知道，要让学生喜欢我的课，要使课上得更好，关键是认真备课。这里没
有捷径，也来不得半点虚假。我自知在教学上别无所长，唯“认真”二字是
我的自律。“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毛泽东的这一句话始终是我的座右
铭，鞭策着我在历史教学的大道上乌龟赛跑式地一路前进。
从50 年代起，我在各种范围，过各种类型的公开课，有些还通过广播电
台或电教馆录像，传送到了全国各地。
各种形式的公开课给我造成压力。这是一种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课。
因为这些课，除了课堂上几十名学生以外，还要对听课的教师负责，或对某
项研究课题负责，所以要拿出自己的最高水平，争取最大的成功率。为了确
保100％的成功率，便必须付出200％甚至更多的努力。有时候，经过极大努
力，苦思冥想而不能解决的一个问题，似乎已经山穷水尽，却会在“再努一
把力”的“再”字上取得成功，豁然开朗，答案找到了，问题解决了。公开
课促使我把教材摸得再深透一些，把教法推敲得再完美一些，我的许多关于
教材教法的文章，差不多都是在这些公开课的基础上写成的。
（四）“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几十年来，我在北京市、全国以及外省市历史教学研究会上做过报告，
交流过经验。这些报告或经验交流，在一定范围产生过影响。
70 年代末，打倒了“四人帮”，结束了停课闹革命的怪现象，各行各业
重新恢复正常运转，学校里也即将开始正式上课。但是，一部中国历史在10
年动乱里被“四人帮”扭曲得黑白颠倒，面目全非。当时没有教科书，许多
报章杂志还没有复刊，可以参考批判的文章也难以找到。历史课怎么上？北
京教育学院田珏教授决定举办讲座来应急。谁来主讲？他不在大学或科研单
位聘请专家教授，却偏要在中学教师中物色，由中学教师自己给自己开讲座。
我接受了讲被“评法批儒”搅得最乱的秦汉这一段历史。我讲的两讲，出现
了“爆满”，座无虚席。到第二讲时，偌大的历史博物馆礼堂里不得不加座
才勉强容纳下了超过太多的听众。原来，听讲的中学历史教师，不仅有北京
的，还有从天津、保定等地远道赶来的，此外，还有一些历史工作者也闻讯
前来听讲。在那两讲中，我根据大量原始材料，引经据典，对“四人帮”评
法批儒的种种谬论，条分缕析，——驳斥，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了过来，
并且提供了一份中学历史课具体授课提纲，解决了课堂上的燃眉之急。讲完
之后，许多教师围了上来，又谈又问。著名的古文物鉴定专家、历史博物馆
研究员史树青听完讲座后，激动地赶到礼堂门口等候，一定要跟我握握手，
表示他对一名中学教师的一种真挚的敬慕之情。
通过这一次以及其他多次讲座、报告，使我信心倍增，不能妄自尊大，
也不要妄自菲薄，要为中国历史教学多做一点工作。只要有心，是可以通过
努力，做得更好一点的。
为了准备讲座或报告会，我的备课触摸到了较为深层的领域。
其实，我平时备课也总要接触各种看似对当前教学用不着的东西。更深
层的东西，更广泛的涉猎，可以加深功底，可以提高素质。一课一课认真备
课是重要的，但是素质更重要。素质提高了，可以从博见广识中取其精要，
因积累丰厚而运用自如，说理用词，分寸适当。只有做到了“博观而约取，
厚积而薄发”，我们的课才能逐步向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最高境界接近。
学问是没有止境的，素质的提高也是没有尽头的。我虽然也常以“在教
中学，在学中教”自勉，却总以未能更上层楼而自惭！
学习和探索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拦路虎。自己无力排除的困难，我就
到处求教：向我周围的老师们请教；向人教社的编者们求教；也斗胆向权威、
学者请教，邓之诚、翦伯赞、齐思和、邵循正、邱汉生、邵力子等，我都曾
登门求教过；并且，我也向我的爱人——致力于教材编写、潜心于历史研究
的王剑英编审请教。
（五）言教的记录
公开课和报告会上，教师们的反映，吸引了天津《历史教学》杂志社编
者对我的关注。从50 年代末起，我开始学写关于教材教法的文章。最初几篇
习作，都是在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当时《历史教学》编辑李光霁的鼓励和指
点下发表的。
各篇文章几乎都是我各个时期教学思想的反映，教学工作的记录。例如，
50 年代末60 年代初，史学界开展史和论的讨论之后，我发表了《上好一节
历史课的点滴体会》，用具体例证表明了“寓论于史”、“论从史出”的观
点，强调中学历史教学必须言之有史，反对了当时脱离史实、空发议论的偏
向。又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历史教学各种教研活动在10 年动乱后再
度运转，我写了《以教材为依据，备好历史课》，强调教学要纳入正规，讲
课要以教科书为依据，教师要认真备课，提出了如何备课的要求和做法。1978
年夏恢复了高考，我在参加高考命题的同时，针对当时师生中不重视基础知
识和能力培养，严重存在着以猜题押题取胜的侥幸心理，以及很多新教师不
熟悉怎样进行高考辅导的实际情况，先后发表了《掌握基本的历史知识，懂
得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和《搞好高考总复习的辅导》等文，提出了必须狠
抓基础知识和基本线索的看法和做法。帝王将相在历史上的作用，是新中国
建国以来历史研究中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建国初期，在文艺界“不能让帝王
将相、才子佳人占领舞台”的呼声下，在史学界“打倒王朝体系”论调的影
响下，中学历史教材里，甚至连一些著名皇帝的名字都不敢出现了。若干年
后，舆论界、文艺界又出现了一个大的逆转，舞台上左一个皇帝，右一个贵
妃，史学界，对帝王将相的评论一味肯定。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写了《怎样
讲好帝王将相》一文，表明了要正视历史的真实，承认帝王将相的客观存在
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要历史地唯物辩证地评价各个帝王将相在历史上的作
用，具体勾画出帝王将相的不同脸谱；要透过帝王将相的言行政策来体现出
时代的面貌，社会的兴衰等等观点。爱国主义教育是历史教学的永恒主题，
我根据平时教学实践中的体会，明确提出了“寓爱国主义教育于历史知识的
传授之中”的口号，从历史教学知识性与思想性相一致的这个特点出发，提
出要挖掘教育内容内在教育因素，而不是外加一项教育内容的主张，反对“穿
靴戴帽”式，标语口号式，强调了要突出一个“寓”字的教育教学思想，并
撰写成文，公开发表。北京师范学院每届历史系毕业生，都要到28 中实习；
北京市、西城区的青年教师常常展开评选“新秀”等活动，请我去参加评议。
我从实习生以及青年教师的备课和讲课中，注意到了新走上讲台教师易犯的
通病，又分别发表了《教态、语言、板书》以及导人新课、课堂小结、课堂
讨论、教材的使用。。一系列问题的文章，指出弊病，介绍做法。
在发表过的文章中，如《上好一节历史课的点滴体会》、《以教材为依
据，备好历史课》、《寓爱国主义教育于历史知识的传授之中》、《更新观
念，探索新教法》等篇，曾被几家杂志刊登、转登过，有些地区还印发给各
校历史教师，有的地区组织教师集中讨论，得到了广大教师的认可和推广，
我感到无比欣慰。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鼓励着我继续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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