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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百家到一家 -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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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村治学院开学，梁担任教务主任并主讲乡村自治组织等课程。他试图通过乡村建设的群众运动，借着创造根本的道德共识和精神凝聚，重整业已崩溃的乡村社区，以达到复兴中国固有的伦理社会结构、挽救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落后状况的目的。1931年，蒋冯间中原大战，河南村治学院停办。接着梁漱溟又和同仁一起到山东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最终因抗日战争的爆发而停止。
第三节 新儒学（2）
抗战爆发后，梁漱溟毅然投身于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开始他长达十余年的为国事奔走的传奇人生。1941年，他加入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致力于抗日宣传以及国共合作。由于世局多变，在1946年10月力辞民盟秘书长一职，并公开宣布退出民盟，离开政治舞台，并申明从此以后对国“只言论，不行动”。
1949年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的庄严时刻，周恩来还在天安门城楼上，颇有感慨地对各界朋友说：“今天梁漱溟先生没有来，很遗憾！”毛泽东亦有同感，并指示有关部门务必尽快把梁漱溟请到北京，共商建国大计。1950年梁漱溟应邀由四川来到北京，与毛泽东多次谈话，梁漱溟建议设中国文化研究所或世界文化比较研究所，最终也未能实现。
1953年，在当时全国展开的批判运动中，梁漱溟重农的思想和当时的总路线相左，受到很大的冲击。于是他开始潜心致力于著作，于1960年着手写哲学著作《人心与人生》。“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梁漱溟三代家藏图书被毁，参考书尽失，《人心与人生》的写作被迫中断。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梁漱溟身居陋室，面对一叠白纸，萦绕他脑际的却始终是这样的信念：“书籍烧了，但思想是销毁不了的！”正是凭着这个信念，从1966年9月21日开始，在没有一本参考书的情况下，凭其渊博的学识和惊人的记忆，用写“交代”的纸和笔，偷偷地撰写《儒佛异同论》，历时月余，全文四万余字。接着又马不停蹄地撰写《东方学术概观》。1970年，才得以续写《人心与人生》。但不久又逢“批林批孔”运动，因梁漱溟坚持“只批林，不批孔”，使写作再次陷于停顿。直到1975年此书才得以完成。正如在此书《后记》中所说，“卒得偿夙愿于暮年”，了却一桩心事，而梁漱溟的著述活动也随之基本结束。
改革开放后，梁漱溟虽在耄耋之年，毅然将自己的著作精心整理，先后出版了《人心与人生》、《我的努力与反省》、《东方学术概观》、《忆往谈旧录》等著作。尤其是1984年自费出版的《人心与人生》，历时半个世纪始完成。这是继《中国文化要义》之后，总结其一生思想的结晶之作。
思想：
在中国思想史甚至世界思想史上，梁漱溟都是一位必须以浓墨重彩提及的人物。他创立了新孔学的思想体系，同时提出了西洋、印度、中国“三路向”的文化观，他身先士卒主张中国的“乡村建设”并实践“乡建教育”，在梁漱溟倡导下，建立了“以伦理为本位”的理想社会。纵观梁漱溟整个学术历程和学术思想，“意欲”是他始终抓住并毫不放松的核心概念。从“意欲”出发，梁漱溟建构了庞大恢弘的思想体系。
1922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开启了被标志为“现代新儒家”的哲学运动，也是梁漱溟思想从佛家转向儒家的重要标志。在书中提出了现代新儒家的基本问题及其方法，也就是在中西比较的视域中“释本开新”重建儒家传统。梁漱溟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把世界文化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西方文化，第二种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中国文化，第三种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这是世界文化的三种形式、三条道路。
书中梁漱溟提出了所应持有的态度：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也不能容留。第二，对于西方的文化是全盘接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第三，批判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梁先生所赞赏的中国文化精神的“调和持中”的态度，其实也正是现代新儒家学者的普遍态度。
1916年发表的《究元决疑论》，最能代表梁漱溟早期崇佛的态度。在“穷元”部分，他在分析佛家本体论之法性、唯识两途的基础上，揭示出了其元哲学的三重意义：一是不可思议义，二是自然规则不可得义，三是德性规则不可得义。
在“决疑”部分，梁漱溟首先赞扬了伯格森的创化论。认为柏格森对生命和世间的理解，同佛教中有关解义极为相像。梁漱溟依此为重点，着重探讨了苦乐问题。苦乐观是人生问题的核心，也是梁漱溟自放弃功利见解后苦思冥想的焦点所在。梁漱溟认为，人的欲望无尽头，若以如愿不如愿衡量，则世间苦量远远大于乐量；而且苦境乐境因人而异，没有绝对的乐，也没有绝对的苦，所以富人不见得比穷人更快乐。就是世所向往的文明社会、大同世界，也绝对不能根除众苦。他不但不反对随顺世间，而且于出世间义，也作了不离世间、直面现实人生的探讨。
梁漱溟趣事：
梁漱溟生性冷淡，看似不苟言笑，其实也不乏幽默。1944年，多方机缘巧合，他与北师大的陈树结为夫妇。在桂林的续弦婚礼上，热闹非凡，使得仪式一时无法结束，但是让大家扫兴又不好。梁漱溟站起来说，自己喜欢听京剧《盗御马》，于是他借剧中人台词，起身说“告辞了”——（拖长声），借机扬长而去，众人随之退场。
在文革期间，作为儒家思想的倡导者，梁漱溟首当其冲的受到了严重的批判。但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他只能“腹非”，而不便“明言”。所以在政协、民主党派的学习会上，他虽每会必到，却只洗耳恭听，缄口不言。其中有一次专门针对他召开的总结性批判大会上，在主持人一再逼迫下，梁漱溟打破了长时期的沉默，将满腔义愤与坚定信念熔铸在一句掷地有声的话中：“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此言一出，满堂瞠目结舌，茫然失措。
晚年，梁漱溟苦于络绎不绝的访客，考虑到老人的健康，他不得不亲自书写“敬告来访宾客”的字条。上面写着：“漱溟今年九十有二，精力就衰，谈话请以一个半小时为限，如有未尽之意，可以改日续谈，敬此陈情，唯希见谅，幸甚。”有心人从字的颜色和笔迹上判断，那“一个半小时”的“半”字，是后来加上去的。和蔼之态清晰毕现，诚如赵朴初对梁漱溟的评价说：“观之俨然，即之也温。”
第三节 新儒学（3）
冯友兰
——新理学的创始人
人物简介：
冯友兰（1895年…1990年），字芝生，河南唐河人，是当代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和哲学教育家，也是中国二十世纪为数极少的学术大师和文化巨匠之一。
冯友兰是中国现代最富独创性的思想家，他在抗战时期完成的新理学体系是20世纪中国人自己创制的少数几个哲学系统之一。由于冯友兰本人一再声称他是接着宋明道学中的理学一派讲的，所以这个系统通常都被划归到现代新儒家的行列之中；但实际上，冯友兰思想系统是有着广泛的思想来源的。
冯友兰一生发表中、英文著作近500万字，晚年又写成七卷《中国哲学史新编》，对中国哲学与世界哲学的未来，均提出了独到见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和冯友兰是密不可分的，他的哲学思想在国内外都有巨大的影响。冯友兰一生的主要学术成就可以用他墓碑碑阴的自撰茔联来概括：“三史释今古，六书记贞元。”所谓“三史”就是指他的《中国哲学史》（二卷本）、《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本）；六书指“贞元六书”，是他的哲学创作。
蔡仲德先生曾经把冯先生的一生概括为“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我”的过程，1948年之前是实现自我，1949年到1976年，冯先生在“文革”中，参与批孔，谄媚江青，是“失落自我”，1977年以后，又开始回归自我。他一生经历了满清、民国和共产党三个不同的政权，是个名副其实的“世纪老人”，同时他的哲学思想和中国历史发展紧密相关，自成体系，终成一代哲学大家。
生平：
冯友兰于1895年出生在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其祖父名玉文，字圣征，有三个儿子。冯友兰父亲排行第二，名台异，学树侯。伯父名云异，字鹤亭。其父后来成了清光绪戊戌科进士，伯父、叔父都是秀才。在祖父教育下，整个家族成为当地的书香之家，进入了“耕读传家”的行列。
冯友兰在七岁的时候，开始在私塾读书，当时读的是《四书》。旧式的教育是以强记为主，聪明的冯友兰能从头至尾，反复吟诵。光绪三十年（1904年），冯父被委任为南昌“方言学堂”的会计庶务委员（相当于后来的总务长），举家迁往南昌。在这段时间里，他又细读了《书经》、《易经》和《左传》。冯友兰的父亲公务繁忙，教育子女的任务落到了母亲吴清芝的身上。在母亲的倡议下，家里专门聘请了教师负责教育冯友兰，开设有古文、算术、作文等功课，他的教育也逐渐步入正轨。冯父对孩子的教育也不拘泥于教条，在闲暇时常常指导冯友兰写作，也时常开导他们多接触新事物及新思想。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冯友兰的父亲意外死亡。在母亲带领下，全家又搬回了老家唐河，回到老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安排冯友兰上学。母亲主张请先生到家，教育子女打好中文底子。冯友兰母亲的思想比较开明，希望找年轻的老师让他们接受新教育，但是很难找到合适的教书先生。在母亲的建议下，他和弟弟以及堂兄报名参加了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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