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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百家到一家 -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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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十七年（1147年），十八岁的朱熹参加乡贡，据说就是以佛学禅宗的学说被录取的。主考官蔡兹还对人说：“吾取一后生，三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初入仕途的朱熹，在踌躇满志于齐国平天下的壮志的同时，丝毫也没有中止对学问、真理的追求。他在谋求学术思想的提升与深化。在同安上任前夕，他特意去拜访了父亲的“同门友”李侗。李侗与朱松曾一同从师于程颐的再传弟子罗从彦。朱熹与李侗相见并拜其为师，决定了朱熹学术思想由儒、佛杂糅向纯儒的转变，也使他真正成为二程理学道统上的嫡传弟子。
22岁，朱熹官授左边功郎，被派往泉州同安县为主簿。他在任职期间，认真为国家催收赋税，按照儒家礼教整饬民风。他纠正了当地贫民因“贫不能聘”而行的“引伴为妻”的陋习。他还积极搜集藏书，在同安建立了“经史阁”和“学宫”，招收生徒进行讲学，并以《周礼》、《仪礼》和唐、宋礼制为蓝本，绘制了礼仪、器用、衣眼等图，教授学生习用。此外，也协助当局镇压过一次饥民暴动。
绍兴三十年（1160年），三十岁的朱熹决心要向李侗求学，为表诚意，他步行几百里从崇安走到延平。李侗非常欣赏这个学生，替他取一字曰元晦。从此，朱熹开始建立自己的一套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理学。
1170年，朱子41岁，他的母亲祝氏夫人去世。朱子在母亲的墓地筑寒泉精舍，一则以服三年守丧之期，再则接纳求学诸子，三则潜心著述。寒泉精舍的数年，是诸子学问大进、著述丰收的数年。
首先，他完成了自己理学体系中的哲学基本理论框架的构建。《太极图说解》、《西铭解》与《通书解》的成书与出版，是这一构建完成的标志。
其次，他开始编著《四书集注》，着手重建儒学经典体系。
第三，他完成了标志着自己独特的理学家史学体系的历史巨著──《通鉴纲目》、《八朝名臣言行录》及中国学术史上第一部学派、学术源流的专著《伊洛渊源录》。
第三节 程朱理学的发展（3）
第四，他与吕祖谦合作，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哲学选辑《近思录》。这是一本理学的阶梯与入门读物，也是朱子寒泉精舍著述几年思想的总结。在这本书中，他借用周敦颐、二程、张载的语言，表述了自己的理学体系，简明精巧。这本书后来成为朱子学最基本的教科书。
1175年（淳熙二年），由大学者吕祖谦主持，朱熹与当时著名的学者陆九龄、陆九渊在江西铅山鹅湖寺相会，双方就理学本体论和认识论展开讨论，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理论和陆氏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发生分歧，产生了后来的“理学”学派和“心学”学派。这就是著名的鹅湖之会
1181年朱熹解职回乡，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广召门徒，传播理学。为了帮助人们学习儒家经典，他又于儒家经典中精心节 选出“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刻印发行。这是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四书”影响深远，后来成为封建教育的教科书，使得儒家思想更进一步全面地控制了中国封建社会。
1193年朱熹任职于湖南，不顾政务缠身，又主持修复了四大书院之一的另一著名书院──岳麓书院。使之与白鹿洞书院一样，成为朱熹讲学授徒、传播理学的场所。书院在南宋发展盛行，几乎取代官学，这种盛况是与朱熹的提倡直接有关的。
庆元元年（1195年）朱熹在朝廷的支持者赵汝愚受韩胄排挤被罢相位，韩势盛极一时。韩因朱熹曾参与赵汝愚攻击自己的活动，发动了一场抨击“理学”的运动。庆元二年叶翥上书，要求把道学家的书“除毁”，科举取士，凡涉程朱义理不取。监察御史沈继祖指控朱熹十罪，请斩。朱熹的得意门生蔡元定被逮捕，解送道州。一时理学威风扫地，被斥为“伪学”，朱熹被斥为“伪师”，学生被斥为“伪徒”。宁宗一改旧态，下诏命凡荐举为官，一律不取“伪学”之士。
庆元六年（1200年）三月初九，朱熹终于在家里忧愤而死，享年七十一岁。临死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可见他是如何矢志于树立自己的理学，然而生前终未如愿。
朱熹的思想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远承孔、孟以来传统儒家思想，继承和改造了“北宋五子”——周敦颐、程颢、程颐以及张载、邵雍的学说，建立起了庞大的理学思想体系。这一体系博大精深，在中国思想史上罕有其伦。它论证细密，条理清晰，代表了当时民族思维的最高水平。从宋末开始，朱熹思想影响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数百年之久，直至辛亥革命。十三世纪，朱熹学说先后传入朝鲜和日本，一度成为两国的统治思想。稍后，朱熹思想在东南亚地区也产生了深刻影响。近代，朱熹学说传入欧美。这样，作为东方文化的重要内容，朱熹的学说已经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学说。
朱熹哲学的核心是“理”。朱熹认为，“理”不仅是宇宙万物的本源，而且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原则。“理”必须借助于“气”而“造作”，依“气”而“安顿”。“理”借助于“气”派生万物之后，又通过“格物穷理”的认识方法，使本体“理”自我结合，从而复归到“理”。朱熹以程颢、程颐的“天理”为基础，对周敦颐的“太极”说、张载的“气本”论进行了总结与整理，发展和完善了自己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观。他认为理是形而上之道，气是形而下之器。理进入生物体便是性，性有人性与物性之别。人性又有“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差异。前者纯善，后者善恶相混，所以须用前者变化后者。“天命之性”即理，“气质之性”含欲。理欲之间，以理制欲，存理灭欲。
朱熹明确提出“理”是生物之“本”、“气”是生物之“具”的命题来构建其宇宙本体论。把“理”作为生命存在的本源，正是他的哲学被称为理本论的原因。朱熹对理作了多方面、多层次的阐述。
理首先是“所以然”者，就是万物之所以为万物的存在的根据，理是存在之源。同时，理又是“所当然”者，就是万物存在的价值标准，理是价值之源。前者是“事实如此”，后者是“应当如此”。在朱熹看来，二者是完全统一的，且贯穿于“天地鬼神之变”、“人伦日用之常”乃至“鸟兽草木之宜”等所有存在当中。“变”、“常”、“宜”表现出来的是自然变化中的一种生命目的，这就是“太极”之理，即生理。因为它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所以又称为“自然之理”。这里，朱熹进一步提出天地有心、无心的问题。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朱熹认为他只说对了一半，即只说出了天地无心的一面。朱熹以为，还有另一种情况，试看春暖花开，枯木欲生的样子，这正是天地有心之处。所以说，“天地以生物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孟子集注》卷二）这种在天地万物中普遍表现出来的“生理”，就是生命目的，同时具有价值指向。此价值指向就是道德人性，即由“不忍人之心”所表现出来的“仁”。此“生理”就是“太极之理”。朱熹认为，太极作为理之“一”、理之“全”的最高本体存在，本身就具有价值标准的意义。“极”即“至极”，是最高标准，所以说太极是“天地人物万善至好的表德”（《朱子语类》卷九十四）。这是朱熹从“理”即形而上的层面对宇宙万物所提出的看法。而形而上之理是无形影、无情意、无计度的，是“净洁空阔”的，所以说“无极而太极”，即“无形而有理”（同上）。它虽然是天地万物的“使之然者”，但却不会“造作”。它要在实际上发生作用必须与“气”、即形而下的“生物之具”发生联系。这就涉及到理与气、形上与形下的关系。至此，问题复杂化。
在理气关系问题上，朱熹有和他的理本论贯通的一面，强调理是本、是体，气是末，是用，理作为形而上的本体存在是“不杂”于形而下之气的。这就保证了理作为形上存在的超越的、纯粹的意义。阴阳之气的造作、化生万物，正是太极之理的体现。朱熹的理在气先的看法就是我们站在形上立场上所做的合理推论。所以说，“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还有这理在”。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理只能与气一起发生作用，理是“不离”于气而存在的。此“实际情况”就是形而下的角度，依此，朱熹甚至以为“事物又为体，而其理之发见者为之用”（《答吕子约》，《朱文公文集》卷四十八）。这样，阴阳之气成为造化之本，而理只能依附于气而发生作用。其实，“理”的意义在这里已经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作为存在之本、价值之源的“生理”即“性理”，而是自然气化中所表现出来的一定规律，即所谓“条理”、“文理”，也就是“物理”。关于这两种内涵的“理”，朱熹没有作明确的区分，表现了一定的含糊性、矛盾性。不过，前者始终是朱熹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而且他的“气化”论的提出，并不是为了解释、发现自然规律，即物理，而是为了说明现实人性，即已经由张载引出的“气质之性”的问题。前面我们提到，朱熹从形而上的层面肯定了以“理”为本的万物的存在与价值的统一，但事实并非如此，气作为形下的存在并不能保证这种形上的统一最终得以贯彻。此即所谓“气强理弱”。其目的在于说明同时作为形下存在的人性的种种复杂内容。
在认识论方面，朱熹主张“格物致知”说，认为“人心之灵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尽管“心”中包含着“万理”，但“心”却不能直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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