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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百家到一家 -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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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核心的三教合流的趋势。
嵇康
——博学多才的音乐家
人物介绍：
嵇康（223～263），字叔夜。因做过中散大夫的职位，又称“嵇中散”。三国时魏末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
学派：
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晋书》文风严肃，极少在人物的相貌上花费笔墨，对嵇康却破例作了详尽描述：“身长七尺八十，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嵇康无论是身材仪表还是气质风度都美妙绝伦，是一个不用打扮就能倾倒天下的美男子，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才艺多面手。
生平：
嵇康的远祖本来住在嵇郡上虞（今浙江省上虞市），后来为避怨仇，迁徙到了谯国秖县的嵇山北侧（今安徽省濉溪县临涣集西15公里）。嵇康的父亲名叫嵇昭，字子远，负责督军粮，治书侍御史（掌律令），早卒。母亲孙氏，温柔慈祥。兄长二人，长兄名、字不详；次兄名喜，字公穆，曾任晋朝的徐州、扬州刺史，官至太仆、宗正卿。嵇康出生不久，父亲就过世了，由母亲和兄长抚育长大。
由于嵇康自幼励志勤学，“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这与其后来思想上的狂放不羁、不受礼法约束有很大关系。他读书的方式不是死记硬背，而是重在理解，得其要领，阅读面很广泛，特别喜欢《老子》、《庄子》，声言“老子、庄子，吾之师也”。魏明帝太和二年（228）下诏尊儒贵学，贡士以经学为先。当时嵇康才6岁，处在魏陪都谯郡这样的特殊地区，必定接受过儒学的教育和熏陶，故而有《春秋左氏传音》一类的著作，而且在现存的嵇康诗文中，可以看出，他对《易》、《书》、《诗》、《春秋左传》等经典相当熟悉，且运用自如。
嵇康可谓魏晋奇才，精于笛，妙于琴，还善于音律。尤其是他对琴及琴曲的嗜好，为后人留下了种种迷人的传说。嵇康从小喜欢音乐，并对音乐有特殊的感受能力，有极高的天赋。他擅长弹琴作曲，相传他的作品合称为“嵇氏四弄”。他在《琴赋》序中说：“余少好音声，长而习之，以为物有盛衰而此无变。滋味有厌，而此不倦。”他对传统及当代的琴曲都非常熟悉。传说当年嵇康学得《广陵散》，是由仙人所授。嵇康早年携琴去洛西游览，有一天晚上，他投宿华阳亭，当他弹琴时，忽然有自称古人的来客求见。随即两人共谈音律，非常投机。后来仙人索琴弹奏一曲，将其授于嵇康，弹前提出一个条件，学成之后，不得再传于他人。仙人随后便在琴上奏出一支美妙绝伦的曲子，嵇康听得如痴如醉。这首美妙绝伦的乐曲就是《广陵散》。嵇康非常喜爱此曲，经常弹奏它，以致招来许多人前来求教，但嵇康一直遵守誓言，从不传授他人。
博学多才的嵇康善书法，尤工于草书，墨迹被列入“草书妙品”。他诗文俱佳，文风犀利，泼辣洒脱。嵇康是“正始文学”的代表作家，一生勤奋著述，他的诗文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中有较高地位，“心写心声不失真”是嵇康诗文最突出的特点。《三国志》中记载：“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比嵇康小9岁的陈寿写《三国志》时，处在西晋司马氏的一统天下，因形势所迫，对嵇康只能这样略带一笔，分量却是很重的。从中可以看出这位接受过儒学，崇尚教育而又扬言师法老庄玄虚之道的嵇康，不只是舞文弄墨，“文辞壮丽”而已，他还有“尚奇任侠”，将理想付诸实际行动的决心和勇气。他并不怎么苟同于庄周的“齐物”（齐同万物），而是“抱玄守一”，是有所抱负、有所坚执的硬骨头。
魏明帝景初二年（238），嵇康16岁那年，写了《游山九咏》，明帝对他的文辞很感兴趣，问旁边的人：“这人在哪？我想提拔他！”就把他封为浔阳长。
第一节 魏晋时期的儒、道、佛纷争（2）
嵇康个子很高，有七尺八寸，约相当于现在的1。88米以上，“美词气，有风仪”。嵇康20岁前后，被曹操的儿子沛穆王曹林看中，把女儿下嫁给他，成了皇室的外戚，迁郎中，拜中散大夫，第七品，并无日常事务，属于散官。嵇康有了俸禄六百石、掌议论的中散大夫这个虚衔，举家迁往曹魏宗室聚集的河内郡，居住在山阳达20年之久。
正是在这豫、晋两省交界之地，在磊落雄壮的太行山环抱中，在那清幽的灵山秀水之间，嵇康与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等名士相与友善，常聚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谓之“竹林七贤”。经常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嵇康的好朋友吕安。他们摒弃礼俗，弹筝抚琴，饮酒咏诗，清谈玄远，高倡自然。东晋秘书监孙盛上距魏末已近百年，犹能感受到“七贤”之风，可见“竹林七贤”的活动，在当时的思想界、文化，影响非常之大，声誉非常之高，其中坚人物当首推嵇康。
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名士”们，逍遥于林泉之间，狂放不羁，固然与汉末以来的个性解放思潮有关，但更为切实的原由是躲避司马氏集团的笼络、威逼和利诱。而司马氏集团恰恰是名士们的克星。特别是司马师，不仅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且颇有才学，几乎与正始清谈的领袖人物何晏、夏侯玄齐名，他代父掌权之后，更是加紧网罗人才，“礼”、“法”并用，软硬兼施。山涛、王戎、阮籍等相继走出竹林，但嵇康始终不与司马氏合作，并且坚决与之斗争，展现出他思想、性格任性的一面。
司马昭曾想拉拢嵇康，可嵇康政治上倾向曹氏集团，对于司马氏采取不合作态度，又锋芒毕露，公开发表“非汤武而薄周孔”的言论，因此颇招嫉恨。司马昭的心腹钟会想结交嵇康，受到冷遇，从此结下仇隙，常在司马昭面前说他的坏话。嵇康的友人吕安被其兄诬以不孝，嵇康出面为吕安辩护，钟会便诬陷嵇康“言论放荡，害时乱教”，即劝司马昭乘机除掉吕、嵇。问斩的消息传开，群情激奋，学子三千人联名上书，为他请命，许多人甚至愿意随他入狱。这些救援嵇康的行动，加速了嵇康的死亡。这样一个拒不合作而又广有影响的人物不杀，司马昭心中总是不安，当场决定：处以死刑。
临刑前，嵇康以一曲《广陵散》来表达他的心绪。曲调反复哀怨地进行许久，终于戛然而止，然后嵇康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袁孝尼一再要向我学这支曲子，我始终不肯传授给他，《广陵散》从今绝矣。”一代名士，终究难逃权臣魔掌，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年仅四十一岁，留下广陵绝响，千古遗憾，蒙上一层悲剧性的浪漫色彩。
嵇康思想：
玄学是三国、两晋时期兴起的、以综合道家和儒家思想学说为主的哲学思潮，故通常也称之为“魏晋玄学”。随着司马氏集团夺取政权，各士族集团内部的斗争日趋激化，玄学思潮内部也出现了“贵无”与“崇有”、“任自然”与“重名教”等各种争论，并出现了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名教不合自然”的“异端”倾向，他们与司马氏集团在政治上不合作，强调“名教”与“自然”对立，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轻视礼法。
嵇康身处魏末玄学兴盛时期，虽家世儒学，但学不师授，对玄理有自己的见解，他崇尚老庄之学，称“老子、庄周，吾之师也”。
在政治思想上嵇康“托好老庄”，排斥“六经”，强调“名教”与“自然”的对立，主张破除礼法束缚。他的哲学思想基础是唯物主义自然观，坚持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他认为“元气陶铄，众生禀焉”，肯定万物都是禀受元气而产生的。他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说，厌恶儒家各种人为的繁琐礼教。
嵇康在思想上基本属于道家一派，同时又研练名理，信仰神仙，提倡养生术。他把道家的外荣华、去滋味、清心寡欲、遗事坐忘等保性全真之术当作导养以尽性命的主要手段。他在阐发这种具有独特内容的神仙思想时，又显示出对现实政治的激烈、尖锐的批判精神。
他又认为，神仙禀之自然，非修炼所能致，然而如导养得法，常人也能够长寿，与流行的服食飞升神仙之说有所不同。他著有《养生论》，强调“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等精神上的自我修养功夫。他所提倡的养生术的理论基础是老、庄思想。他更自觉地以老、庄来与儒家的“世教”、礼乐相抗衡，甚至直接表示“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这一点上，他是与王弼、何晏等玄学家以老、庄来解释儒家学说的态度和做法截然不同的。这也流露出他政治上鲜明的批判姿态。
《声无哀乐论》中，也渗入进了嵇康的玄学思想。在这篇论著中，他首先提出“声无哀乐”的基本观点，即音乐是客观存在的音响，哀乐是人们被触动以后产生的感情，两者并无因果关系。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心之与声，明为二物”。他又进而阐明音乐的本体是“和”。这个“和”是音乐的形式、表现手段和美的统一。它对欣赏者的作用，仅限于“躁静”、“专散”，即它只能使人感觉兴奋或恬静，精神集中或分散。音乐本身的变化和美与不美与人在感情上的哀乐是毫无关系的，即所谓“声音自当以善恶为主，则无关于哀乐，哀乐自当以情感而后发，则无系于声音。”
站在反对派的立场，嵇康攻击了那种不管自己政治的好坏，拼命反对民间音乐的儒家正统思想。反对他们以音乐的哀乐为借口随便给音乐加上“乱世之音”、“亡国之音”的罪名。他指出，“郑声”是美妙的，而对美的喜爱又是人的天性，所以它能使人迷恋，但与“淫邪”无关。有的音乐之所以“淫邪”，那是“上失其道，国丧其纪”的结果，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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