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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智慧-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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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分”。据说二战后中美建交前夕这本书曾摆在许多美国政治家的案头，想必它曾间接地影响过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美国最初在中国的扩张多少还有些羞羞答答，但很快它就变得迫不及待。随着美国工业的发展，美国要为本国的工业品寻找市场。海外扩张是美西战争后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1899年美国宣布的门户开放政策标志着美国对中国市场的角逐进入一个新阶段。美国人很容易在对华扩张上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较之英法等国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感，殊不知，美国这种“我也要有份”的要求，除了没有使用武力和炮舰之外，在本质上与掠夺无异。“美国向中国的扩张不仅是经济的、宗教的或民族主义的，而且是所有这些扩张性质的总和”，美国要把它自由主义的理念在中国推广，很遗憾，美国并不容易从头至尾坚持它的自由主义。这使它的言行之间总保持着令人尴尬的距离。我们很容易举出例证。当美国需要大批的廉价劳动力以满足开发西部的需求时，逼迫清政府同意向海外“移民”，加入了掠夺华工的潮流。而一旦华工构成了对当地劳动力的替代，遇到了来自美国国内排华势力的反对时，美国政府又毫不犹豫地抛出排华法案。二战中，我们同样看到美国是怎样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姑息日本，不惜放弃其门户开放的政策，容忍日本在中国拥有特殊利益的。解放战争中，美国为了保住其在中国的利益，支持国民党政权打内战。以至于“在1949年，人民共和国还没有知道它能够从门户开放中得到什么好处，就断然地把‘开放的门户’关了起来”。当代法国年鉴学派巨子雅克·勒高夫说：“拒不思考历史的民族、社会和个人是不幸的，同历史遗亡症引起的伤害相比，往昔的创伤微不足道。”但并不是谁都能坦然地面对伤痛。我们习惯于批判别人，而不敢清理自己。历史还未来得及走出太远，在共和国建国之后的对外政策中，中国又把自己的大门关得牢牢的。特别是在对美政策中，其中固然有中国内战期间宿怨深结的原因，更主要的应该是我们政策失误。毫无疑问，中国的社会革命摧枯拉朽，却终究难以拂去某些根深蒂固的皇权思想的尘埃，以至于在后来意识形态的狂热口号中，走向极端化。现代化和城市化是民族国家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中国的近代史本应是一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却被一再延误，在极“左”思路的指导下，这一过程再次断裂，中国经济重新落入封闭型的自我循环。
历史值得反复解读，因为“惟有史学家才是专业的历史社会记忆人，替国民同胞记住大家恨不得统统忘掉的憾事”。但历史又不容易被正确解读，读史一定会触及伤痛，乃至羞愧。在中美贸易史上，今天的人们真诚地希望斩断历史留下的遗憾，翻开新的一页。但这似乎不太可能。那些或使我们感到羞愧，或是曾给我们造成伤害的思维特征，仍然违背人们的意志，丝缕不绝绵延至今，并顽固地以新的形式再三重现。美国自始至终都没能走出一方面要推广其观念和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又要最大可能地谋求其经济利益的霸权心态，中国则受制于其历史上作为受害者负面影响，无法以平常心和正常心融于当代的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中美双方都需要摒弃那些阻碍我们客观对待历史的先入为主之见，以助于正确认识和对待中美贸易关系的现在和未来。
如何拓展中美贸易关系的未来
从现有的国际贸易理论来看，国际贸易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行业之间的交易，一种是以专业化分工和规模经济为基础的行业内的交易。对于前者，只要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生产部门存在着不同的相对效率，两个国家都能从贸易获得好处。按其理论，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完全能够在互惠条件下进行。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国家的经济不存在直接的相互竞争，而更多的是相互补充。行业内的贸易适用于成本结构相同的国家贸易，比如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在这种情况下，进行贸易的国家通常会生产相互较容易替代的商品。因此，我们会看到日本出口丰田车和德国出口梅塞德斯车到美国，同时美国出口福特车到这两个国家而进口梅塞德斯车和丰田车。在这种情况下，从贸易中获得的利益主要是来自较高程度的经济专业化分工和规模经济。
在经济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中，根据经济发展和成本水平，世界经济能够划分为3个层面：日本、欧洲和北美属于第一个层面，亚洲与南美洲的新兴工业国家为第二个层面，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个层面。在这样一幅多层次世界经济的景致中，它决定了中国与美国经济在本质上是互补的，两国能够从相互的贸易中获得利益。不少学者对中美贸易关系的实证研究完全证明了这一假设的现实性。
由于不同成本结构和比较优势，中国与美国的经济本质上是互补的，两个国家能从双边贸易中获得巨大的利益。中国提供给美国价廉物美的消费品，而不直接与美国国内的生产者竞争。这些价廉物美的商品有助于美国人降低生活的成本，尤其是有助于美国的中产阶级降低生活的成本。中国也能够提供给美国价廉物美的中介商品，以至于降低美国生产者的成本，提高美国生产者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力。另一方面，美国能够提供给中国高技术的设备和机器，帮助中国产业的技术升级，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这正是目前中美双边关系的基本事实。在给定中美贸易关系这个基本事实的情况下，像双边贸易平衡本身的经济问题也就不会是太重要了。
当然，如果世界上只有中美两国，那么它们的贸易平衡将能确切地反映上面所描述的两个国家的成本结构及相对优势。但是世界实际并非如此简单。在给定的世界经济的环境下，为了获得中国的市场，美国必然会与欧洲和日本竞争，为了获得美国的市场，中国会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竞争。显然，与日本比较，根据已有的研究，中国10种主要进口商品所占的份额，美国在中国市场是失败的；而中国与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则是成功的。因此，如果美国想通过抑制中国的出口来改善双边贸易关系，那么这会使美国的进口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赤字只是简单地转变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赤字。人们应该认识到，中国与美国的贸易关系入超和出超并不是太重要，重要的是如何使两国都分享到其贸易利益。
中国加入WTO，在这个外贸大家庭中，所有的国家都希望寻求自由公正的贸易政策，以便加强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但这并不能保证各国双边的贸易平衡。因此，中国与美国双边贸易不平衡本身并不意味着中国方面有什么做得不好。事实上，中美其他贸易争端，如与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贸易、反倾销等等，都存在类似的相同问题。因此，在中美贸易过程中，美国政府要做的并非是要求中国政府如何按其设想而为，而是如何放弃非经济因素——比如美国人所关心的增加军备问题和以不同的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把中国看做假想敌的问题——，如何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把其贸易关系拓展和深化。
如何深化中美贸易关系的发展
1999年的11月15日下午3时50分，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和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签署了中美两国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的双边协议。这是中美贸易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刻。中国加入WTO后，中美贸易关系中的许多问题也会迎刃而解。但除此之外，中美贸易关系的未来包括了服务贸易的自由化，与第一阶段的商品贸易一体化相比，中美贸易关系将体现出新的特征。在第一阶段，国际组织的主要任务是要求降低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在第二阶段，每个国家所面临的压力是改变影响外国投资和外国服务提供的国内法律和规则。因此，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之间的界线就变得模糊不清了。例如，与知识产权保护（TRIP）相关的贸易要求一个国家以相同的国际标准保护知识产权，以便促进高科技部门的外国投资。改善知识产权保护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但是，这给一个相应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的法律诉讼制度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增加了发展中国家的额外负担。同时服务贸易也将导致许多国内法律和法规的改变。所有这一切都会导致与第一阶段一体化本质上不同的潜在的冲突。
从商品贸易中互惠互利，经济学已经有完善的理论。但是对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尤其是金融服务的自由化，经济学理论对此分析甚少。最近美国“9·11”事件及美国对阿富汗开战增加了对未来金融自由化的不确定性。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为了提供稳定的世界金融制度，金融自由化会增加国际资本的流动，而在商品贸易的情况下，零摩擦通常会被认识为最优。因此，如何建立一个稳定的国际金融秩序看来是十分重要了。而中美贸易关系中这方面的内容包括太少。
除了这些纯粹的经济因素外，第二阶段的经济一体化也意味着通过外国投资，外国金融制度的商业信用和海外的信息流的文化出口。在今天这种情况早已出现了。如，在中国大城市，你随处可见许多快餐店、欧洲时装、美国流行的停车场和欧洲式的酒店。这些即反映了生活水平的变化，也反映了消费文化的变化。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未来世界的道德价值和行为准则变化也在所难免。不同国家的老一代可能有不同的行为方式。但是，受电视、美国电影、计算机网络影响成长的新一代的行为方式将向趋同性的方向发展。尽管他们生长在纽约或北京这样不同的大都市，但是今天的年轻人都能欣赏摇滚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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