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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2006年第3期-第9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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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我在检查中就讲过：拍了那么多的毒草影片，“坐几辈子的监狱，也还不清我欠人民的债！……
（《你是怎么想的》荒煤１９９１）
他不止一次地想给总理写信，谈谈自己真心认罪，决心在实际工作中好好改造的想法，每欲下笔又感到无比的沉重和矛盾，他终于没有写成，想等自己工作有些成绩时再写，但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就是他和周恩来的最后一次见面。
１０月，张昕终于带着两个女儿来了（大女儿在外地上学没有来），她的关系从北京电影学院转到了重庆话剧团。他们的家就安在了“怡园”。那里解放前曾经是马歇尔的公馆，后来不知为什么一直没有人住。深深的庭院长满了半人高的荒草，雕刻精美的鱼池干枯着，整个庭院里除了守门人的房子，只有一栋西式的小楼，三层，房间讲究，有西餐厅，地下室还有一条暗道一直通往不远的嘉陵江边。刚搬来时小楼里还有一户人家，不久他们也搬走了，偌大的院子里就只剩了他们一家人。孩子们很快就习惯了，她们在院子里疯跑着玩闹，张昕却感到心里空落落的，特别是夜晚，当秋风吹过，荒草发出一阵阵沙沙的声响时，她就不由地感到一种不安。
工作的忙碌和家人的团聚使荒煤的心境渐渐地放松下来，他在大客厅中安装了乒乓球台，闲时便找人一起打乒乓球。还在张昕没来时，他就开了“戒”，他一个人住的离电影院太近，晚上按捺不住寂寞就跑去看电影了，后来他对张昕感叹：现在才真正是看电影，别人笑我也笑，纯粹是享受了！可是看了几次，他又忍不住了，回来议论说这个细节应该这样处理更好，那个导演没有发挥出他的长处……张昕打断他的话说：你不是说再也不管了吗，电影和你有什么关系！荒煤戛然而止，以后再也不提电影的事了。
然而，要真的斩断关系是很难的，事情还会找上门来。一次荒煤遇到罗广斌、杨益言，他们说，江青要他们再写一个《红岩》的电影剧本，写完后希望荒煤能看看，过了些天剧本果然送来了。并附信说希望能听到荒煤的意见，但希望保密，因为这个任务只有市委领导知道。后来市委宣传部长何正清见到荒煤也说请他帮忙看看。荒煤给罗广斌、杨益言回了信，说剧本可以看，但因为自己犯了严重错误，意见只供他们参考，倒是希望他们一定要为自己保密，千万不要对人提他看了剧本。看过剧本后，荒煤和他们谈了一次，提了两点意见，一是要写出解放前夕残酷斗争的历史背景，二是觉得写江姐不死在山上打游击是否有必要？这样改不如小说生动。罗广斌说江姐改不死是江青的意见，为了反映革命乐观主义、浪漫主义精神，小说也要大改。荒煤依然认为小说创造的江姐形象已经在群众中有了很深的影响，这样大改，恐怕不宜。最后说意见只供参考，还是听任书记的吧。
又一次，重庆话剧团排了一个写钢铁厂工程师的多幕剧，打电话希望荒煤去看。他去了，提了意见，后来作者又找来谈了一次。正好天马制片厂有人来看他，问重庆有什么可以拍的题材，他就推荐了这个剧，几次弄下来，他又想起了自己的老行当，回家连连对张昕叹道：真是本性难移啊！不能管，坚决不管了！
电影界的人并没有忘记他，陈强、谢芳、李百万等路过重庆打电话找他，还有人就直接到家里来看他。他为大家对自己的惦念而感动，不论多忙都要赶去见面，一面又告诫自己不要多发表意见。使他格外高兴的是叶以群来过，中学时代的老朋友董启翔来过，沙汀还到重庆住了几天，他陪着这位老哥到温泉去散心，他们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在一起了，见面仍然有一种非常亲近的感觉。沙汀劝他什么也不要管，放下包袱重新写小说，他正是这样想的，他想把１９４５年在济源的生活写成小说，还想写一部工业题材的长篇小说，和沙汀说起来禁不住浮想联翩。一面笑自己是不是不肯退出“历史舞台”。
日子就这样飞快地过去，他喜欢上和工业打交道的生活，单纯许多，也学到许多不懂的东西。２月，和任白戈一起到西南铁路工程现场去，感触很深，觉得多年来搞文化工作脱离实际。回来不久，他就带了工作组到綦江一建筑工程公司搞“四清”去了。
山城毕竟和北京隔着千山万水，与阶级斗争气氛好像离得很远。一天，突然通知他去看《舞台姐妹》，他因为有事没有去，事后听看了的人说不错。他很奇怪，怎么又上演了，是不是片子改好了，还急忙写信给张瑞芳询问。直到一天，他看到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批判《舞台姐妹》的文章公开点了自己的名字，才知道一切并没有过去，北京也不会把自己忘掉。
“五一六通知”他是在“四清”的工地上看到的，看过后感到迷惑，连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也成了修正主义，简直有些不可思议。他对工作团的同事说了自己的想法。接着，建筑局就通知要组织干部工人写批判“三家村”和坏电影的文章，他居然没有同意，理由是要搞“四清”，生产任务又完不成，怎么能组织他们写文章，再说也写不出好文章。一次，公司党委在开“四清”工作大会前提出要租《兵临城下》组织群众批判，他也没有同意，说要集中力量开好大会。后来，工地上的青年人开始贴大字报要参加运动，他向市委请示自己是否要检查，市委回电说：你是代表市委的工作组，不能随便检查。再呆下去，他肯定会成为对抗“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所幸市委担心涉及到他的问题不好处理，赶紧把他调了回去。
回到市里，他才看到江青搞的《纪要》，这篇东西提出了“文艺黑线专政”论，声称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荒煤知道问题越来越严重了。接着，市委通知他要准备在党内干部会上作检查，他一边准备一边想，这些问题在重庆怎么能说清楚呢……形势越来越紧张，一天回到家中，张昕把一张《重庆日报》转载北京批判他的文章拿给他看，看过之后，他心情沉重地对张昕说：看来我是要回北京了，你们怎么办呢！
很快，荒煤就接到要他立即回京参加集训班的电报，任白戈安慰他说：大概开什么会，个把月就回来，你带点换洗衣服就行了。荒煤觉得恐怕没有那么简单，除了换洗衣服，还带上了笔记本和过去写的一些材料，捡了一个小箱子。６月１８日，荒煤穿着双凉鞋，拎着这只装着简单衣物的小箱子上了火车，此时，他已经没有什么顾忌，倒觉得还是回北京说清楚好，免得给重庆市委找麻烦，有人已经说任白戈包庇他了。他作了在北京搞他几个月的准备，却没有想到这一去就是九年！
北京和他走的时候已经大不一样，荒煤一到文化部就被送进了位于西郊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集训班”里集中了好几百文艺界的精英人物。管理干部都是肖望东从部队调来的，一位军人找他谈话，“你知道你是来干什么的？”荒煤回答“不知道，市委告诉我开两个礼拜会就回去。”那位军人神秘地笑了一下。几天后，肖望东在对“牛鬼蛇神”的动员报告会上说，“文化部是上海的‘四马路’，非彻底清扫不可，要‘犁庭扫院’，有人说他来开两个礼拜会就回去，不行！问题不查清楚，两年也回不去！”——后来形势的发展证明他也缺乏远见，荒煤不仅是两年没回去，而是九年后才押送回重庆的。
一场噩梦就这样开始了。开始“集训班”的生活还比较宽松，有小卖部，可以买到西瓜吃，也可以串门谈天。很快，形势紧张起来。为了肃清文艺界一条“又长又粗又深又黑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集训班的黑帮们天天学习开批判会，黑帮审黑帮，小黑帮批大黑帮，还有父子都在集训班的就出现了儿子揭发父亲的情景，这在开始还很轰动，大家还很不习惯，很反感，但在军人的监督下又谁都不敢不积极。齐燕铭、夏衍、荒煤在整风中已经名誉扫地，在集训班就成为头面人物，必须在大会上交待。荒煤本来说话声音就低，交待时越说声音越低，底下的黑帮们听不清就大声喊道：大声点！大声点！荒煤好像猛地从梦中惊醒，赶紧提高了声音说话。
集训班办了两个月就宣布解散，这种方法已经远远落后于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变化的形势，被指责为起了保护黑帮的作用，肖望东等人也很快被打倒，加入了“文艺黑线人物”的行列。此时，社会上到处都是大字报、大标语，大大小小的批判会、斗争会遍及机关、学校、街道以及每一个角落。狂热得失去控制的人们到处奔走、呼号，一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暴风骤雨正以不可阻挡的趋势席卷全国。各单位造反派纷纷到集训班把自己的人揪回去，许多人就在拳打脚踢中被带走了。
荒煤被拉走前还来得及去看望蔡楚生。《中国电影发展史》突然成了大毒草，荒煤罪责难逃，程季华等人深受其害，善良忠厚的蔡楚生更是在精神上承受着“原子弹”般的巨大压力。直到这时候，荒煤还尽可能地保持着冷静，他和蔡楚生默默相对，半晌也没有说一句话，最后荒煤握着蔡楚生的手，强颜欢笑（他觉得作为一个老党员自己必须这样做）道：“反正，我们都好好检查吧。你可要注意身体！”蔡楚生脸上泛起一阵苦笑，用干涩的嗓音回答：“变天账可交待不清啊！……”他们从此再也没有见面，蔡楚生被揪回去饱受凌辱，他原本就有肺病，造反派停了他的药，到生命垂危时才被送到医院又遭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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