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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回忆录-第9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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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我三十一军在津浦南段运用的得宜。南京弃守之后，我军利用地形，据守明光至四十余日之久，使我在鲁南战场有从容部署的机会。到了敌我双方在明光消耗至相当程度时，我便命令三十一军对敌的抵抗适可而止，全师西撤，让开津浦路正面，但仍保有随时出击的能力。孰知敌人竟误认我三十一军已溃败，乃将主力北调，一举而陷我明光、定远、蚌埠，拟渡过淮河，直捣徐州。而我自青岛南调的于学忠的第五十一军，适于此时赶到，予以迎头痛击。敌方主力正预备渡河与我死拼之时，我又命令三十一军配合新自江南战场北调的第七军，自敌后出击，一举将津浦路截成数段，使敌首尾不能相顾。敌不得已又将主力南撤，与我军胶着于津浦沿线，减少我军在淮河一线的威胁，使我可以抽调原来南下赴援于学忠的张自忠部，转头北上，向临沂增援，充分发挥内线作战的优越条件。
第二，当板垣、矶谷两师团齐头南下时，我守临沂的庞炳勋部，适时赶到。以最善于保存实力的旧式军队，竟能与其私仇最深的张自忠部协力将板垣师团击溃，阻其南下与矶谷师团在台儿庄会师。临沂之捷，实为台儿庄胜利的先决条件。而庞、张二人先国难而后私仇的胸怀，尤有足多者。台儿庄战后，蒋先生曾惊讶地向我说：“你居然能指挥杂牌部队！”似乎真使他莫测高深。其实作主帅的人只要大公无私，量才器使，则天下实无不可用之兵。
第三，此点也可能是最重要的条件，便是我违背统帅部的意旨，毅然拒绝将长官部迁离徐州。
先是二十七年初，当韩复榘不战而退，津浦路正面无兵可守，徐州顿形危急之时，中央统帅部即深恐第五战区长官部临时撤退不及，为敌所俘。
二月初，蒋委员长就在每日会报中提出此问题，交军令部研究。后即指定河南的归德和安徽的亳县，让我任择其一，俾长官部迁往该地办公。但是我却大不以为然。因此时敌人南北两战场的重心，正集中对付第五战区，且敌我的态势也已为我军形成了天造地设的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为争取空间和时间起见，徐州的保卫战必须不惜任何牺牲，以期粉碎敌人速战速决的野心。然后才可达成掩护武汉，使其有充分时间部署保卫战的重大任务。
再者，徐州铁路四达，尤为电话、电报网的中心。长官部一旦迁往亳县或归德，一切命令与情报全须凭借无线电。而无线电每日拍发电报有一定时间，如此司令长官真等于耳目失聪，如何能指挥作战，更谈不到赴前方督战，鼓舞军心了。况司令长官部的迁移，必然影响民心与士气。重心一失，全盘松动，将不可收拾了。
但是军令部既有此建议，徐州各中央机关都人心思迁，即长官部若干职员也作同样的主张，我也未便公开反对，自想唯有拖延的一法。乃令成立“设营小组”，前往察看归德与亳县的形势，以及长官部和各机关驻地如何分配等情，嘱其详细具报。如是，往返费时半月，台儿庄的局面已紧张万分，值此背城借一之时，长官部自然更不能迁移了。这一点实在是台儿庄之战的最大关键。当时我如遵从中央命令将长官部迁出徐州，则此后战局便面目全非了。
第四，便是敌人本身战略的错误。日军在南北两战场将我百余万抗战主力扫荡之后，骄狂无比。我五战区内区区十余万残兵败将，根本不在敌军指挥官的眼里。南北两路主将都以为攻打徐州也不过是旅次行军。到了南北两路同时受挫，敌人仍不觉悟，满以为只要认真作战，仍可一举攻下徐州。南北诸将，彼此贪功，不待各路配合便冒险前进，以“先入关者为王”的心情向徐州单独进攻，这样便坠入我所预设的陷阱，被各个击破。
总之，敌人此来，是以“利人土地财宝”的贪兵来向我进攻，犯下了“骄兵必败”的大忌。我军人数虽少，装备虽差，但是我们是保国卫民与侵略者作殊死战的哀兵，我们在士气上已享有“兵哀者胜”的心理条件。加以我们在指挥上对本军量力而用，上下一心，对敌情判断正确，击其所短，可说是知己知彼，发挥了内线作战的最高效能，故有台儿庄的辉煌战果。综观台儿庄一役的战史，固知制胜之道，初未可幸致也。
第七编：八年抗战
第五十三章：徐州会战
（一）
日军在进攻台儿庄受挫后，原攻临沂败退费县附近的板垣师团，获知其友军矶谷师团残部被困于峄县、枣庄、临城一带，也舍去临沂战场而将主力向西移动，与矶谷残部会合，死守待援。同时敌方统帅部也深知徐州不可轻取，非调集重兵自四面合围，断难打通津浦线。四月间，敌方遂自平、津、晋、绥、苏、皖一带增调十三个师团，共三十余万人，分六路向徐州进行大包围，企图歼灭我五战区的野战军。
敌军这次所抽调的，均为其中国派遣军中最精锐的部队，配备有各种重武器。全军按计划构成数个包围圈，逐渐向徐州轴心缩小包围圈，以期将我徐州野战军一网打尽。
在敌方这种有计划的大规模歼灭战的部署之下，雄师数十万，复辅以飞机数百架，装备窳劣的我军断难与之抗衡。无奈台儿庄之捷鼓起了我方统帅部的勇气，居然也调到大批援军，想在徐州附近和敌人一决雌雄。
我方首先抵达徐州的援军为周碞的七十五军和李仙洲的九十二军。我命令周、李两军自台儿庄向东延伸。因此时矶谷残部尚死守峄县待援，敌板垣师团已舍弃临沂战场而向西挺进，与矶谷会合，企图对台儿庄卷土重来。我周、李两军向东延伸，正拊其背。
四月二十日，樊崧甫的四十六军和卢汉的六○军也奉调到徐。我乃调该两军到运河两岸，加强这方面的防御兵力。不久，李延年的第二军和晋军商震部的一师也到徐，乃加入东线。谭道源的二十二军也尾随而至，加入徐州西北微山湖一带的防线。接着石友三的六十九军抵达鲁西，冯治安的七十七军、刘汝明的六十八军也先后到徐，我即令开拔南下，增强淮河北岸的防御力量。
因此，不到一个月，我援军抵徐的，几达二十万人，与本战区原有军队合计不下六十万，大半麇集于徐州附近地区，真有人满之患。而白崇禧从汉口军令部打电话来，还高兴地对我说，委员长还在续调大军向我增援。
我说：“委员长调了这么多部队干什么呢？”
白说：“委员长想要你扩大台儿庄的战果！”
我说：“现在已经太迟了！”
此时我已判断到敌军向我合围的新战略，我方集大军数十余万人于徐州一带平原地区之内，正是敌方机械化部队和空军的最好对象。以我军的装备，只可相机利用地形的有利条件，与敌人作运动战，若不自量力而与敌人作大规模的阵地消耗战，必蹈宁沪战场的覆辙。当徐州保卫战时，我军元气已有限，类似上海的会战，断不可重演。因此当大军云集之时，我深感责任的重大和内线作战无能为力之苦。
统帅部也深知此役关系重大，不久，白副总参谋长即率统帅部参谋团的刘斐、林蔚等到徐州筹划防御战。
敌军自攻占宿县与蒙城两个重要战略据点后，除以少数部队固守宿县外，竟放弃津浦路正面，而循西侧的地区，与蒙城之敌相联系，分途向北推进。
四月中旬，津浦路北段之敌在土肥原等指挥之下，开始自濮阳、寿张分两路强渡黄河，进入鲁西，分别陷我郓城、菏泽、金乡、鱼台，自西北方面向徐州推进；东北方面之敌，则由海道自连云港登陆，占海州、郯城，与进占台儿庄和峄县之敌相呼应，自东北方向徐州进迫。
五月上旬，津浦路南面敌人为排除其侧翼常被我军突击的危险，乃以其主力配合大量装甲部队和飞机，向西部闪电挺进，攻占合肥，压迫李品仙十一军团的三十一军西撤，退守大别山外围的六安县，然后转向我据守淮河中流一带的廖磊二十一军团军第七、第四十八两军防线猛烈攻击。我防守淮河两岸和田家镇、凤台县、寿县、正阳关等重要据点的部队，为避免被敌包围集体歼灭计，乃稍事抵抗即自动放弃，实行化整为零的游击战术，与敌人纠缠，使其疲于奔命。不幸敌人不入我军的圈套，而以其第三、第九、第十三等师团和井关机械化部队，配属大群飞机，作战斗开路先锋，然后循涡河地区向蒙城迈进。同时，蚌埠南岸附近的敌军也已抢渡淮河，向北急进。至此，于学忠之五十一军和冯治安的七十七军忽遭受敌军优势力量的压迫，乃星夜东向皖苏边境撤退。刘汝明的六十八军原奉命南下增援，师行到夹沟，而战局面貌已非，我遂令该军迅速西向涡阳，突出重围。是时，廖磊总司令见徐州以南津浦路防线已完全洞开，乃调二十一集团军总预备队，师长杨俊昌与周副师长各率步兵两团，驰赴扼守南宿县和蒙城两个据点。不料周副师长赶到作仓促布防之际，敌人也已跟踪而至，将蒙城团团围困得水泄不通。敌机械化部队和机群整日冲击、轰炸。城中房屋火光烛天，变成一片焦土，五月九日蒙城遂陷。后来据少数突围士兵的报告，当敌军猛烈进攻时，周副师长曾数度奋勇反攻，期望冲破重围，无奈敌人火网严密，未能成功。除二十一名士兵乘黑夜蛇行逃出，幸免于难外，其余官兵、夫役、马匹等，则一概为国牺牲。至杨俊昌师长，率所部扼守南宿县，因城垣被敌炮摧毁，被迫撤至郊外，损失虽重，尚未全部牺牲。
北上之敌随即切断我陇海路于徐州以西的黄口车站。蚌埠之敌约三个师团，于攻破宿县后也自津浦路的西侧平原向徐州迫近，形成对徐州四面合围之势。
我军为避免与优势之敌作消耗战，也于5月初旬作有计划的撤退。敌军此次来势甚猛，构成数重包围圈，志在将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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