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回忆录-第8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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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晚间十一时约我到其官邸一晤。见面之后，济棠便说如今大势已去，他决定一去了之，并劝我回广西缓图善后。
　　陈氏并当面书一便条，送我大洋二十万元。是晚即由广西驻粤办事处主任王逊志赴广东财政厅如数提出，交轮运往梧州。陈氏临别赠金，其情形正与民国十九年阎锡山解囊相赠相似。因两广团结数年，共同维持西南的局面，陈氏一走，便要散伙了，陈氏所赠二十万元，大概就算是”散伙费“罢。
　　（四）
　　陈济棠于七月十八日拂晓前，悄然离穗去香港，我也于同日中午包用一可乘四人的民航机迳飞南宁。登机之后，我才感觉到此事殊欠考虑。此时广东局面己解体，中央特务在港、穗一带活跃异常，万一他们事先买通该民航机师，将飞机飞往江西，我岂不立刻成为俘虏了吗？想到这里，顿觉悚然。乃默察飞机的航线，如渠真图谋劫持，我便立刻取出手枪迫其改航，嗣见渠循西江而上，才放下了心。
　　回到南宁，满以为”六一运动“从此结束，陈济棠愚不安愚，咎由自取也就罢了。因为当中央于七月十三日将陈氏明令免职时，曾附发一电令，声明广西维持现状，仍以我李、白二人分任广西正副绥靖主任，我等也已专电中央表示就职。
　　孰知我返桂后不久，中央突然变更原意，电令白崇禧立刻出洋考察，李宗仁调往中枢军委会任职。这突然的转变，据说是由于时任湖北省主席、政学系巨擎杨永泰的建议。蒋氏于七月十八日自南京飞往庐山，曾接见杨永泰作长谈，杨氏乃有”彻底解决广西李、白，此正千载一时的机会“的建议。蒋先生深然其说，遂顿食前言。
　　我们接到电令，深感诧异。因而复电，认为中央”墨渖未干，自毁信誉“，我们”殊难遵令“。不久，又接复电，改任白崇禧为浙江省主席，我本人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桂局善后则由黄绍竑出任广西绥靖主任，负责处理。白崇禧和我接电后，均觉难以从命，乃开党政军联席会议，征求大家的意见。
　　地方官吏调职，原无抗命的必要。白崇禧和我也断无割据称雄的军阀心理。我们所不服的，只为中央政府的无能。蒋先生大权独揽，遇事不以国脉民命为重，只为一己私利，纵横捭阖，予取予求。因此在中央直接管治下的省份如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河南等，都是治绩最糟的几省。中央拿省政来应付人事，在上的贪婪渎职，在下的则民不堪命。但是广西近数年来，在我们苦心孤诣建设之下，各项政绩俱有可观，全国誉为模范省。中央无片言只字的褒奖，一分一厘的援助，反而要用武力胁迫我辈离境，好让他们来糟蹋。此事不仅我李、白等人心有不服，广西千余万人民也深知苛政猛于虎，断难让蒋家势力再入广西。
　　我们和蒋先生数度电战之后，广西全省人民也激昂无比，誓死为我李、白二人的后盾。蒋先生乃一不做二不休，调集各路大军，来围困广西。顾祝同所指挥的汤恩伯、薛岳等军，自贵州向桂北窥伺，陈诚的第十八军则循西江而上，余汉谋军则自高州一带进遇桂南，何键则取道湘南向桂林一带压迫。一时大军云集，自四面而来的不下四、五十万人，剑拔弩张，遥遥向广西逼近。
　　广西军民也愤激异常，不数日，省防军已由十四个团扩编为四十四个团。弓上弦，刀出鞘，预备与中央军一决雌雄。中央方面策士知广西不可轻取，乃一面派遣高级人员如居正、朱培德、程潜等，入桂游说，一面发表黄绍竑为”广西绥靖主任“及”广西省政府主席“。更派无数特务人员，在港、穗一带活动，冀以高位厚禄，分化收买我军干部。谁知我军意志坚定，万众一心，中央策反工作完全失败，即使排长也未有被收买去的。黄绍竑也不直蒋氏所为，渠虽与我和健生（白崇禧）有旧，但迄未作片纸只字向我辈招降，更未认真在我军干部之间实施离间工作。以故我军士气迄未动摇，都愿与敌人一拚。
　　事态发展至此，蒋先生也深知战争一发便不可收拾，遂渐有放弃武力解决，并收回成命的打算。适冯玉祥自南京上庐山，乃乘机向蒋先生进言，劝毋斵丧国家元气。在冯氏缓颊之下，蒋乃决定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
　　九月初旬，局势逐渐和缓，中央声明收回成命，各路大军也同时撤围。白崇禧和我也觉不为己甚，战争不可轻启，都同意和平解决，战争才算是避免了。
　　但是广西此时已全省动员，大军十余万义坡填膺，皆勒缰以待号令。全省民众，尤其是热血青年，都激昂万分，大家认为中央向日寇妥协投降，丧地辱国，我广西军民请缨抗日，反招致”围剿“的后果，中央方面怯于御侮而勇于内战，是可忍，孰不可忍！大家非和蒋氏中央军一拚不可。
　　当时来广西响应抗日的李济深、蔡廷锴、蒋光鼐、翁照垣等，更是唯恐天下无事，坚决要求以兵力威胁中央发动抗战。先是，蔡、蒋、翁等来桂后，我曾拨出一师部队，委派曾任前十九路军师长的翁照垣为师长，仍用抗日有名的第十九路军的番号以为号召，进驻粤南的北海一带。至是，我训令翁师长将部队撤回广西，照垣竞抗不从命。九月初，并无故将一日商杀害，企图引起国际争端。李济深、蔡廷锴等也随之鼓噪，全省军民随声附和。自崇禧和我用尽九牛二虎之力，舌敞唇焦，才将此一风潮平息下去。
　　九月中旬，蒋先生飞抵广州，电召白崇禧飞穗一晤。原先，白崇禧曾与某中央访桂大员提及，如蒋先生认为有此必要，彼可前往谒见。至是，蒋既来电，白氏似有践约的必要。孰知白夫人闻讯，深恐乃夫一去不返，力阻白氏赴穗，并向我哭诉。但我认为，丈夫一诺，重于千金，白氏既不能去，至少我应代其一行，虽然我本人并未作此诺言。
　　九月十七日，我乃只身飞广州，谒见蒋先生。大家寒暄一番，未及其他。自此大家言归于好，共赴国难。不久，西安事变发生，接着抗战也就爆发了。国家的命运与个人的经历，遂又进入另一阶段。
　　第七编：八年抗战
　　第四十九章：暴风雨的前夕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夜十一时”卢沟桥事件“的爆发，实为日本帝国主义要沦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最后一击。我全国军民至此已忍无可忍，而奋起抵抗，企图死里求生，或与日偕亡。
　　日本侵华系明治维新以来的一贯政策。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五日，日首相田中义一上日皇的奏折说：”如欲征服中国，必须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便是这一狂妄政策的中心要义。然自甲午以来，中国因苟延于列强均势之下，门户开放，利益均沾，日本军阀侵华的行动，尚畏惧列强干涉而有所顾忌。直至”九一八“之后，日本才明目张胆侵略中国。”九一八“事变本是若干少不更事的日本少壮派军人冒险的尝试，尚非日本政府的有计划行动。无奈我国政府应付失策，抱不抵抗主义，而国际联盟又作壁上观，不积极制止日本暴行，遂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于是，”一·二八“淞沪之战与伪满的成立，相继发生。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日军更西侵热河，窥伺关内，迫我签订《塘沽协定》。由是意大利墨索里尼也起而效尤，派兵进攻埃塞俄比亚了。
　　至希特勒于一九三三年登台以后，竟公然废除《凡尔赛条约》，这也是国联的姑息政策所诱致。欧洲多事，列强无暇东顾，日本侵华乃益发积极。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日竟使汉奸殷汝耕在冀东组织”自治政府“，割裂河北省政权，使其成日本的附庸。而日本军阀犹嫌其政府侵华不够积极，竟于一九三六年发动”二二六“政变，树立军阀政权，退出国联，不顾西方抗议，一意侵略中国。内阁总理广田更向我政府提出制止抗日运动，承认伪满、经济合作与共同防共的所谓”三原则“，迫我接受。我政府如接受此”三原则“，即无异亡国，如果拒绝，则日本大举武力侵华将为必然的结果。在此局面之下，南京中央政府乃一味拖延，日本军阀则步步进逼。组织冀东伪政府之后，继之以进兵察、绥，组织内蒙伪政权，并企图使华北五省”特殊化“。日韩浪人更乘机在中国贩毒走私，无所不为，日本侵华方式的下流，实史无前例。局势发展至此，已无可收拾，全面抗战的爆发，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值此时期，我们在西南，便觉全面抗战的暴风雨即将临头，蒋先生和中央虽一再拖延规避，最后还是无路可走，非挺身而出领导抗战不可。所以我们在广西建设的中心目标便是准备全面抗战，但是以一个老大落后的中国，一旦全面抗战爆发，我们怎样才可以作有效的抵抗，以制暴日于死地呢？经过长时期的反复考虑和研究，我于民国二十二年草拟了一篇讨论抗日战略计划的论文，名之曰《焦土抗战论》。”焦土抗战“四字后来在抗战期间曾被广泛引用，成为一项最悲壮的抗战口号。我这篇论文便是这一口号的来源所自。
　　在这篇论文里，我特地指出，与其听任敌人蚕食而亡国，毋宁奋起而全面抗战以图存。我们虽是一个落后国家，工业建设和交通设备尚未现代化，从战略方面说，若日本侵略者实行堂堂正正的阵地战，则彼强我弱，胜负之数，不待蓍龟。故敌人利在速战速决，以迫我作城下之盟。但吾人必须避我之所短，而发挥我之所长，利用我广土众民、山川险阻等优越条件来困扰敌人，作有计划的、节节抵抗的长期消耗战。到敌人被诱深入我国广大无边原野时，我即实行坚壁清野，使敌人无法利用我们的人力和物资，并发动敌后区域游击战，破坏敌人后方交通，使敌人疲于奔命、顾此失彼，陷入泥沼之中，积年累月，则暴日必败无疑。这便是我《焦土抗战论》一文的精义所在。”焦土抗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