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回忆录-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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⒓滩田晌�云南都督，后以云南起义，反对帝制的首功，为国人所钦仰。嗣任军务院抚军长，代行总统职权，俨然是护国运动时期的中国元首。唐氏素来自命不凡，自刻图章曰“东亚大陆主人”，志大言夸，雄心勃勃。护法之役，中山当选为军政府大元帅，继尧被选为元帅，名位仅次于中山。其后军政府改为七总裁制，继尧竟和中山并驾齐驱同为总裁。民国十二年春间，陈炯明被逐出穗，中山重组大元帅府时，曾请唐氏为副元帅，继尧居然不就。在他想来，论名位渠原与中山并肩，论实力则渠远在中山之上。他那时名义上拥有滇、黔、川三省地盘（实际只有滇、黔两省），有精兵十余万，所以不愿屈居中山之下。
　　如今中山病危，南中国一时无主，唐继尧不禁食指大动。盖中山如死，南方便无人再足以驾凌唐氏。论资望，论实力，孙死唐继，实是天经地义。
　　所以正当中山病笃之时，唐氏忽然通电就副元帅之职，并拟自淇、黔两省派三路大军，假道广西，前往广州视事。
　　那时驻在广州的滇、桂各军，对唐氏都表示欢迎。桂军总司令刘震寰且亲往昆明促驾。其他的地方实力派如桂林的沈鸿英、东江的陈炯明，盘据钦、廉、高、雷一带的邓本殷、申葆藩都暗中向唐氏输诚，表示一致拥戴。
　　不过唐氏大军入粤，广西的西江水路实为必经之途。然这条咽喉孔道则在我军控制之下，我如果和他人一样，输诚拥唐，则号称十万的滇军，不出一月便可越境抵达广州。我们若和唐氏龃龉，则必首当其冲，遭受攻击。因此我们如为个人利害着想，盯衡全局，似应和唐氏妥协。但我一再考虑，对唐氏的为人和作风，实感深恶痛绝。因唐氏封建思想极为浓厚，他的卫士号称佽飞军，着古罗马的武士装，手持长枪大戟。每逢唐氏接见重要僚属或贵宾时，他的佽飞军数百人，在五华山联军总司令部内排成层层的仪仗队，族旗招展，盔甲鲜明，传帅令，开中门。唐氏本人则着戎装大礼服，踞坐于大厅正中高高矗起的黄缎椅上，威仪显赫，侍卫如林。想古罗马帝王接见大臣的仪式，恐亦不过如是。
　　如果这样一位封建怪物，率大军进入广州当起大元帅来，恐怕正在改革中的国民党，和正在滋长中的中国共产党，以及一切工农运动，黄埔军校，乃至蒋先生等一干人物和鲍罗廷、加仑等势必被一锅煮去，什么革命，民众运动，北伐等等，将全成画饼无疑。
　　当时唯一足以为唐氏障碍的便是我们。但是我们在广西的力量和唐氏比真是螳臂当车。所以唐氏也料定我们不敢说半个不字。为使我们平易就范，唐继尧不惜威胁利诱一时俱来。早在民国十三年冬，唐氏即派一代表文俊逸前来南宁和我们接洽，可见唐氏的东来，早有预定计划。文君为保定军校毕业，和黄绍竑、白崇禧以及我们军中若干将校都有同窗之谊。文君到南宁后，住在最华贵的“南宁酒店”，挥金如土，竟摆出令人作呕的钦差大臣的气派。并携有大批名贵礼物，分赠熟识将领，与我方高级军政人员酬应无虚夕，气势颇有咄咄逼人之概。
　　文君来拜访我时，即传述“联帅”意旨。文君说联帅不久即去广东就任副元帅之职。联帅抵穗后，当和西南各省军政首要拟订北伐大计。并已缮具委任状交其带来，委我和黄绍竑各任军长之职。倘若同意，唐氏允送云南鸦片烟土四百万两（约值七百万元）以为酬庸。一俟烟土运到南宁，希望我们便通电就职，以昭信守。联帅并表示此次大军取道广西入粤，因为广西是一贫礴省份，渠无意干预省政，沈鸿英虽派使节表示竭诚拥护，但沈究系绿林出身，难当大任，故广西省政设施，一切照旧等语。文君更以“四校同学”之谊劝我说，联帅东来，势在必行，我们如踌躇不决，或妄图反抗，均属无益。言下大有“有平西王的典例在，唯执事实利图之”之概。
　　我听了他这番话之后，觉得唐氏十分可鄙。唐平时的生活方式和封建作风，我早已有所闻，其滇军以往在川、黔横征暴敛的情形，路谤犹在。况且昔日中山先生委他为副席，居然不就，今乘中山抱病北上之际，忽然就职。用意所在，昭然若揭。倘一旦唐氏野心得遂，为祸之烈，将不知伊于胡底！因此我便告诉文君说，值此中山北上之际，唐总司令忽欲率大军赴粤，恐难免不招致物议；况两粤久苦兵燹，民困待苏。唐总司令既有意北伐，何不迳在昆明召开军事会议，然后分道北伐，又何必劳师远戍，前往广东？如此则北伐未成，内哄已起，为国为民，均属下策，本人实不敢苟同。盼为复电，代达鄙意。
　　文某见我辞色俱厉，不敢多言，只唯唯诺诺说，当遵督办之意，拍电联帅，俟有回音，再来谒见，遂索然告辞。
　　文某去后，我以此事关系重大，乃飞电梧州黄绍竑速来南宁会商大计，并先召集在南宁的高级干部密议。会上，我首先痛斥唐继尧的封建与腐化；继述其乘中山北上，图谋攫夺本党领导权的不仁不义，我们断难听任其野心得逞。说了遂分请到会各人各抒己见，不必隐讳。
　　我首请参谋长白崇禧发表意见。白参谋长对我批评唐氏的话完全同意，至于如何应付唐氏，他感觉兹事体大，不愿轻作主张。以下将官发言最多的是俞作柏。作柏主张纵令我们不受唐氏委任，可否先取得他的四百万两烟土后，然后决裂。因为本军饷糈支细，七、八百万元的巨款，对我军实有莫大的裨益。其他将领有赞同俞的意见的，也有反对的，莫衷一是，会议无结果而散。所幸黄绍竑已在来邕途中，我拟俟黄氏到后，再开会决定我们或迎或拒的大计。
　　不料刚过四天，这位文代表又来见我，说已奉到联帅的复电，接着就把唐继尧的电报高声朗诵给我听。大意是说：“本帅大计已定，师行在途，未便中止，仰该代表即转饬李宗仁、黄绍竑知照”等语。电文十分傲慢，似乎我们已经是他的囊中之物一般。而这位文代表更是神气活现，说的一口极重的云南土音，开口联帅，闭口联帅，力促我勿庸迟疑，迅速表示态度，拥戴“联帅”，以免引起干戈，作无谓的栖牲。同时，他说四百万两烟土已在运桂途中，并将电报交我阅看。
　　这时我为正义感所驱使，深觉头可断，志不可辱。我如再和他敷衍，必然夜长梦多，足以动摇军心而偾大事，不如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段，立刻和他摊牌。当文某还在说他的联帅、联帅之时，我顿时把桌子一拍，骂道：“什么联帅、联帅，唐继尧这东西，乘中山北上，企图趁火打劫，不仁不义，到了极点。一个封建军阀，不自度德量力，不知悔过，居然想承继做大元帅，还想拖我们革命军人和他同流合污，实属无耻之尤。……”语毕，我立刻招呼副官，把这姓文的代表拘押起来。
　　这时，文代表已吓得面如土色，浑身战栗，跪到地下哀求说：“自古两国用兵，不斩来使，还清督办饶恕我罢！”我对他坦白地说，我们谊属四校同学，并且这事也非你之过，我绝不加罪于你。不过你既是军阀唐继尧的代表，今后你在南宁是不能有行动自由的。语毕，副官便带了卫兵数名，把文某押回南宁酒店，看管起来。这一来，整个南宁都为之震动。因为文某初来之时，气派十足，谁知昨日的座上客，今朝忽为阶下囚，外界不知底细，街头巷尾，议论纷纷。
　　文某被扣押的当日下午，总值日官忽来报告说：“广州大元帅府胡代帅有代表来见。”我闻报便招呼“请进”，同时即自办公室走到会客室的门口，以表示欢迎。那位代表正由总值日官陪同，向我迎面走来，距我尚有数丈之地。大概副官已告诉他我就是李督办，所以他一见我便笑逐颜开，高举双手，大声说：“李督办，我这次来，不辱君命！不辱君命！”热情洋溢，大有不胜雀跃之概。
　　这位代表名董福开，是江西人，携有胡汉民给我的亲笔信前来看我。他到南宁已有好儿天，也住在南宁酒店，但是只开了一间三等房间。他看到唐继尧代表文某那一股仆从如云，往来冠盖不绝于途的“钦差大臣”气派，以为我们已接受唐继尧的委任，故尔不敢暴露身份。今晨忽然见到文某房前站着卫兵，被看管了起来，不免喜出望外，立刻到督办署来看我。
　　据董君说，此次胡代帅原拟请林森（子超）先生为代表前来看我的，但是林子超先生殊觉为难。他告诉胡代帅说，此次去南宁的目的是要稳定李氏，使不受唐继尧的诱惑。然欲李拒唐，无异以卵击石，我们如要强人所难，至少应予李督办等以相当接济，才能要人家去牺牲。今日我们不持无一枪一弹的接济，即少数稿赏款项也无法筹措。我一人空头跑去，于情于理，俱有不合。因此子超先生不愿担这个任务。
　　胡代帅不得已，才改派董君。董君也是同盟会老同志，追随总理有年。据董君说，那时大元帅府同人伙食都成问题，他动身前夕，旅费尚无着落，最后胡汉民向私人借了两百元，才能让他成行。然胡代帅以中央对我们无丝毫接济，故不好意思明白地要求我们作“螳臂当车”式的牺牲。所以在胡氏致我的亲笔长信中，只将当前局势及总理的革命理论阐扬一番，并将宵小想乘火打劫的困难环境，作概括的诉苦，并征询我对时局的意见，希望有所条陈。
　　董先生到南宁后，原拟悄悄住下，如事不可为，他便打算潜返粤垣。谁知出其意料之外，他的使命竟然全部完成，其喜可知。
　　我们谈话之间，董君对我的断然拒绝唐氏，不计今后成败的魄力与作风，佩服得五体投地。当时我所以断然出此，多半是出于青年军人的血性，尤其是受到中山先生革命理论的薰陶使然。一心只觉得唐继尧作风下流，不仁不义，非和他拚一下不可，结果如何，却未遑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