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回忆录-第1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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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式辉于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十月二日以东北行营主任身份率随员百余人专机飞往长春。抵长之后，如入敌国，被苏军招待居住于一指定的大厦内，派苏军站岗保护。式辉以本国接收大员，因恐开罪苏联，竟服服帖帖地龟缩于住宅之内，甚至连本地人民派来的欢迎代表也不敢接见，真是可耻之极。
　　俄人原即欺善怕恶，今见我方大员如此，遂更肆无忌惮，处处留难我方接收人员和入驻东北的国军。旅顺、大连已租予苏联，我政府固无法使用，甚至营口也不让我军登陆。中共乃有充分时间在东北逐日壮大。
　　更有一荒唐绝顶的事，便是陈诚在胜利后所发一连串的遣散伪军的命令。东北伪军四十万均由日本配备训练，极有基础。他们久处日军铁蹄之下，含愤莫雪，一旦抗日胜利，无不摩拳擦掌，希为中央政府效命，一雪作伪军之耻。当时政府如善加绥抚，晓以大义，这四十万伪军只需一声号令，即可保东北于无虞。无奈陈诚仰承上峰意旨，竟下令遣散。熊式辉若是一个有眼光而勇于负责的干员，未尝不可把这道命令暂时搁置。殊不知熊式辉就是一位只知做官的人物，他竟把陈诚这道糊涂命令通令全体伪军。此举直如晴空霹雳，数十万伪军顿时解体，林彪乃乘机延揽，伪军的精华遂悉为中共所吸收。迨中央发现其错误，企图加以纠正时，已来不及了。
　　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春初，美式配备的嫡系中央军才自滇缅边境由海道开来，在秦皇岛登陆，循铁路向沈阳和长春前进。但是在林彪指挥下的共军经半年的准备已相当强大，乃开始在铁路沿线与国军作战。自此而后，国军始终无法离开铁路线寻找共军主力作战。相反，国军竟逐渐蛰伏于若干重要据点，广大的东北原野遂为共军所有。至三十六年夏季，共军显然已在东北占有优势，野心勃勃的中共指挥官林彪竟想对国军主力作歼灭战。
　　是年六月底，国共双方动员起在东北的主力，在四平街发生决战。白崇禧适于其时飞往沈阳视察，乃顺便协助指挥作战。前敌指挥官陈明仁且立下遗嘱，赶至四平街前线。这本是双方为争取东北的第一个主力会战，关系东北前途极大。
　　共军指挥官林彪这次显然是过分自信，竟倾巢而来，企图一鼓将国军主力歼灭。但是国军究系美式配备，火力炽烈，阵地战经验丰富，经数日夜血战之后，林彪主力终被彻底击败，向北撤退。这是共军在东北空前的败仗。
　　白崇禧本是四平街会战的主要划策人，林彪败退之后，白氏即主张乘势穷追，纵不能生擒林彪，也必将共军主力摧毁。当时负责东北军事指挥的杜聿明虽同意白氏的主张，但未敢专断，陈明仁则认为战事瞬息万变，时机稍纵即逝，应立刻挥军穷追，结果乃联衔电蒋请示。不意所得复电竟是“暂缓追击”，共军因此能从容北撤。前敌将领得此复电，无不顿足浩叹，白崇禧亦颓然而返。
　　其时纵是嫡系将领如陈明仁、杜聿明，甚至熊式辉，均不了解何以蒋先生不许乘胜追击，任林彪所部安然脱逃。我得此消息便心中有数而暗笑。我知道蒋先生不是不想歼灭共军，而是讨厌这主意出自白崇禧，纵可打一全胜的仗，他也宁可不要。
　　蒋先生就有这样嫉贤妒能、宁饶敌人、不饶朋友的怪性格。此事说出去，一般人是不会相信的，但是追随蒋先生有年的人一定会拍案叫绝，认为这是一针见血之谈。
　　是年九月，参谋总长陈诚兼掌东北行辕，这位立遗嘱血战四平街的陈明仁即被陈诚撤职查办，罪名是利用大豆作护墙工事，乘机贪污。其实在“嫡系”将领中，贪污的何止千百人，陈明仁何以独被撤职查办呢？这可能与他和白崇禧亲近有关。
　　东北战争中还有一荒唐而有助于共军的事件，便是中央当局对滇军的分割。胜利之后，随中央嫡系部队自越南海防海运东北的尚有卢汉部一个集团军，由集团军总司令孙渡率领，共计两个军——第二军军长张冲，第六十军军长安恩溥。
　　滇军抵东北后，杜聿明便将这两军拆散。张冲一军调往吉林，安恩溥一军则驻在长沈路沿线。两军既被拆开，则集团军总司令孙渡只落一个空衔。这位空头总司令常仆仆于长、沈、京、沪之间。他亦偶自北平经过，除第一次来行辕对我作礼貌上的拜会，谈了二十分钟外，便不敢再来看我，其小心翼翼可知。但由此亦可知滇军将领对中央的情绪为如何了。其后，张冲突于吉林危急时叛变投共，旦夕之间，吉林全省便变色了。
　　东北战事至三十七年暮春已发展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国军于三月九日自动放弃永吉，整个东北只剩下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据点和若干重要交通线。当时美军顾问团——最早连美国特使马歇尔都曾向蒋先生建议放弃东北，将数十万精锐之师全部调入关内，以解决长城以南的共军，再缓图规复东北。无奈蒋先生置若罔闻。长春此时与外间交通已断，守军全赖空运补给，自无法长期维持。
　　至三十七年九月，林彪发动大军二十余万围攻锦州，锦州危在旦夕，蒋先生乃飞往沈阳亲自指挥。此时负东北全局指挥责任的为东北区“剿匪”总司令代行辕主任卫立煌。
　　卫氏盱衡全局，认为国军在沈阳一带孤立为不妥，乃向蒋先生建议，将沈阳一带国军主力南移救援锦州，并打通北宁线，必要时则放弃沈阳，以北平为后方，与共军在辽南一带决战。蒋先生闻言，未置可否。卫立煌遂将国军主力十二个师沿北宁路南调，尚未到达锦州，而锦州守将范汉杰已兵败被俘。迨国军到达，共军已放弃锦州，扑了一个空。共军自锦州撤出，埋伏于北宁路西北侧山地，准备居高临下与国军战斗。蒋先生因判断错误，认为共军撤出锦州，志在转移目标，乘虚袭取沈阳。时共军不但扬言会师沈阳，且确有一小部分兵力向沈阳以西一个战略据点作佯攻，做出来势极猛的姿态。蒋以沈阳若不守则东北即非我有，乃电令卫立煌自锦州全师东返，救援沈阳。卫立煌则认为共军主力仍在锦州以东北宁路北侧一带山地，对沈阳只是佯攻以吸引国军的注意力，故不同意蒋的主张。蒋先生见卫立煌与己意相左，竟直接电令各军各师，限于接到命令后立刻星夜回援沈阳。各军长、师长得令，遂自锦州一带纷纷东撤。此时已有若干铁路、桥梁为共军所破坏，大军拥挤于铁路线上，争先恐后，混乱不堪。共军主力遂自西侧山地突出，一举将国军截成数段，首尾不能呼应，为共军分段截击，大军七万余人瞬息之间即为共军消灭。
　　十月十五日锦州失守，十九日长春守将郑洞国、廖耀湘等见突围无望，遂向共军投降。蒋先生见东北无救，乃离沈南飞。卫立煌因沈阳已无兵可守，也于十月三十日乘最后一班飞机离沈。国军在东北最后据点的沈阳遂为共军所占。
　　综计东北之战前后三年，国军精锐调往东北的不下三十余万人，到沈阳弃守时，除少数高级将领由飞机撤出外，其余官兵悉数被俘，可谓惨极。
　　事实上，东北在大势已去之后原不应死守，而蒋先生一意孤行，下令死守到底，实犯兵家大忌。最后锦州之战，如蒋先生从卫立煌以北平为后方之议，不胡乱越级指挥，则国军在关外精锐不致丧失净尽，华北亦不致随之覆没，则国民党政权在大陆或可再苟延若干时日。蒋先生不痛定思痛，深自反省，反将全部战败责任委诸卫立煌一人。立煌不但被拘禁，几遭枪决。直至蒋先生下野后，我才下令将卫立煌释放。卫氏感激涕零，特来向我拜谢。一夕长谈，我才明白东北最后战败的情况，原来如此！
　　（二）
　　东北陷共之后，林彪所部不下百万人马，迅即越过长城进入关内；对平、津作大包围。傅作义部寡不敌众，被迫退入平、津两市，被重重包围。天津终于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被攻破，守将林伟俦等被俘。傅作义见大势已去，为保存故都文物，不得已与共军言和，北平遂于一月二十二日为共军和平占领。
　　当东北战局紧张之际，山东战局亦急转直下。守兖州的前伪军吴化文部因被围，山东省省主席王耀武拒不援救，乃降共。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九月中旬共军陈毅部已逼近山东省会的济南。二十五日城破，王耀武被俘，山东除青岛外，遂全部失守。
　　苏北、鲁南一带的战事原由汤恩伯指挥。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秋，汤恩伯奉令率中央嫡系若干残部撤往江南整补，以刘峙、杜聿明分任徐州“剿匪”总司令、副司令。原属汤氏指挥的黄伯韬所部粤军和川军则尚留于苏北、鲁南一带，与共军周旋。后又征调中央嫡系美械部队，暨徐庭瑶、蒋纬国的装甲兵团集中徐州，准备与共军决一雌雄。旋因刘峙不孚众望，调京任战略顾问，遗缺由杜聿明、邱清泉升任。到了山东全部瓦解，共军陈毅、刘伯承两部主力南下，不时向徐州外围挑衅。内战重心乃自华北移向黄淮平原。
　　所以国共之战发展到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九、十月间，共军已奄有东北、华北的全部。政府方面仅有陇海路东段若干据点，终必陷落无疑。不过政府辖区，此时尚有淮河以南、豫南、豫西、长江流域的全部和西北各省。因此国共战争的前途将全视双方在黄淮平原一带的胜负了。
　　为指挥这一方面的战事，蒋先生曾于三十七年春初召开战略会议，决定以白崇禧兼任华中“剿匪”司令长官，驻节武汉，与徐州形成犄角之势。我闻此讯息后，即向蒋先生建议将黄淮平原划成一个战区，由白氏统一指挥。因为在战略上说，黄淮平原西至潼关、宜昌，东达滨海岸，本是一个地理单位；更有陇海、平汉、津浦三铁路纵横构成一交通网，调遣部队和指挥作战均极方便。无奈蒋先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