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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回忆录-第1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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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说：“他们已经在各街口埋伏了二百多条枪……李主任，你千万要制止他们，否则这一场屠杀是万难避免的了。”
何思源的口气不像是危言耸听，我乃立刻打电话给马汉三，叫他务必即来行营见我。马汉三来了，我便问他道：“听说你们今天要制造血案，是不是？”
马汉三道：“报告李主任，学潮愈闹愈不像话了。我看不牺牲几个人恐怕镇压不了。”
我说：“你的意思是要打死几个学生？我告诉你，这事千万做不得。你以为打死几个学生和教授就可把风潮压下去吗？”
马说：“他们是受共产党煽动的。”
我说：“你打死了学生，不是更替共产党制造反政府的借口吗？无论怎样，你务必速将派出去的便衣队撤回！你必须马上就办！”
马汉三闻言颇有难色。我声色俱厉地告诉他说：“你务必照办！上面的事有我李主任完全负责！”马汉三仍然默默无言。
我说：“你如不听我命令，我今天便扣押你，把特务便衣队全部缴械。以后特务如和学生有任何冲突，唯你马汉三是问！”
于是马说：“我听李主任命令就是。”说毕便唯唯而退。
当日午后2时，果然又是一次学生大游行。北平城门关了，城外学生爬城而入，情绪激昂，但终没出事。不久，游行也就散了。
事过之后，何思源又来看我，拍手称庆道：“要不是德公当面严令马汉三，那就糟了。打死了几十条人命谁能负责？”最奇怪的是马汉三也来向我报告说，幸好李主任吩咐，否则打死了学生，他也担当不了的。言下之意，他似奉有南京方面的密令，如没有我坚决阻止，他何敢擅自撤销呢？
这场血案虽幸避免了，但是北平的军统局特务后来仍然午夜爬墙进入师范大学宿舍捉人，秘密严刑审讯，间有杀死，投尸于城外沟渠中的事。各大学负责人遇有学生失踪，总是来向我请求营救。其实特务横行，既不是奉我的命令，他们也从不向我报告，不过出了乱子，则责任必然是我的。不仅特务系统如此，其他中央驻平的军事机关、宪兵团也莫不如此。他们皆独断独行，根本不向我报告，我也管不着他们。
最令人不解的是我下属的更调，北平市市政府与河北省省政府和行辕近在咫尺，而每次更换首长时，连通知也不给我一个。例如何思源被调职时，我适在南京开会，翌日飞回北平，有人示我以当日报纸说，何思源市长闻已被撤职。我说，根本是谣言，因为我昨日刚自南京回来，行前还见到蒋先生，他并未提及此事！
孰知不到三天，消息便经证实：何思源调职了。北平市可说是北平行辕的直属机关，北平市市长撤换（后来天津市亦复如此），我身为行辕主任，连事先知道的权利都没有，我的实权如何，也可想而知了。我这行辕主任对部下人员撤换的消息还不及一个CC系报纸的新闻记者灵通，蒋先生硬要我顶这个空名义，又何必呢？所以我说，我任北平行营（辕）主任三年，实在是吊在空中，上不沾天，下不着地呢！
第八编：从全盘胜利到彻底溃败
第六十二章：竞选副总统的动机与筹备经过
（一）
民国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国民大会开幕制定宪法。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年）元旦遂由国民政府公布施行。政府并声称从速召集“行宪国大”，选举正副总统，好让国民党还政于民。
直至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行宪国大”开幕之日这一段期间，国内战局表面上似乎政府军尚占优势，但是我则深知此局面的不可久。
就政治上说，最高当局的私心自用和各级行政部门的贪污腐化正与日俱增，毫无改善的可能。从军事上看，东北国军如陷入泥沼，不能自拔，正在各个据点为共军逐一消灭。一九四七年八月中熊式辉去职，由陈诚兼东北行辕主任，但是东北败征已见，全部沦陷只是时间问题，任何人不能起死回生，陈诚更不是能够挽狂澜于既倒之才。关内战局也日趋恶化。国军于三月间虽曾一度进占延安，但这是毛泽东有计划的撤退，国军知道中计旋即退出，故对整个战局并无决定性的影响。华北平原泰半已入中共之手，并无斗志的国军所占的仅系少数大城市。华北终将为东北之续已可预见。
经济的彻底崩溃更是致命伤。法币贬值，日泻千里，城市里的工商界、乡村的农民以及靠薪金度日的公教人员均无以为生。这一根本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军事当然就更无从谈起。三十六年七月下旬魏德迈将军衔杜鲁门总统之命以特使身份来华，八月初旬飞抵北平，曾与我长谈。魏氏问我关于挽回目前危局的意见和如何运用美援问题。我便坦率地告诉他说，目前问题的中心是经济问题。我希望美国政府能贷款助我政府稳定币值，安定人心，至于军火倒是次要的。魏氏颇以我言为然。
在这种环境中，我既无补时艰，便时时想洁身而退，但是蒋先生又偏不让我辞职。不特此也，当东北局面于三十六年夏秋之交已不可收拾，熊式辉在东北人士攻击之下，势在必撤的时候，蒋先生竟异想天开，要我兼任东北行辕主任。陈诚为此曾数度衔蒋先生之命来北平“促驾”。由于我竭力推辞，蒋先生才打消此意，改由陈诚出马。
我虽幸免于介入东北，但坐困北平也终非了局。因东北一旦失守，华北便首当其冲，共军必自四面向北平合围。我属下的将领泰半系“天子门生”，真是“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万一我为共军合围于孤城之内，我将何以自处？低头印障蚬簿督德穑看耸露戏俏依钅橙四茏龅贸隼吹摹Ａ偈碧幼呗穑课沂鞘赝劣性鸬姆饨罄簦扒碧樱晒āＪ录蓖糖棺圆寐穑课沂稻跣挠胁桓省Ｒ蛭宜湮本罡叱す伲沂率瞪衔茨苄惺刮矣τ械闹叭āＨ绻鼻樾蔚呐闶怯捎谖也庞胁患茫蛞凰酪员ü跃跷藓丁＝裨蚴实闷浞矗本值牟豢墒帐翱赡苁怯捎谖胰κ芪蘩硐拗疲瞬荒芫∑洳胖隆Ｈ绱硕疑鄙硌持埃比挥谛牟桓省�
在这进退维谷的境地，经过了千思万虑，我自觉只有两途可循。第一，作积极的打算，不顾艰难，以天下为己任，挺身而出，加入中央政府，对彻底腐化了的国民党政权作起死回生的民主改革，以挽狂澜于既倒。因为抗战之后，由于我本人洁身自处，作风比较开明，所以尚薄负时誉，党内外开明人士都把我看成国民党内民主改革的象征。我如加入中央政府，领导民主改革，自信可以一呼百应，全国改观。第二，作消极的打算，不能兼善天下便独善其身，摆脱这种于国于己两无建树的政治生涯，离开故都，解甲归农。正当我为这两种矛盾心理所困扰不得解决之时，发生了副总统竞选的事。使我想到如果参加竞选，便一举而了结上述两项矛盾。幸而获选，我便可作积极的打算；不幸失败，则正可乘机表示消极，告老返乡，息影林泉。因此我就决定参加竞选了。
（二）
三十六年冬季，国共和谈已完全决裂。为统一华北军事指挥系统，中央于十二月初明令裁撤保定、张垣两绥署，成立华北剿匪总司令部，以傅作义为总司令。十二月六日作义在张垣就新职，不久即迁来北平办公。
傅作义是一位卓越的军事领袖，华北军事既由他统一指挥，行辕更可不必多管。此时各地国大代表已纷纷选出，中央也已明令规定于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召开第一届“行宪国大”，选举正、副总统。蒋先生并口头申明，本党同志可以自由竞选。经此鼓励，我原有的理想便进入实行的阶段了。
我既决定竞选，遂将私意告诉老友白崇禧、黄旭初和甘介侯三人。白君时任国防部部长，长住南京；黄任广西省省主席，常在桂林；介侯时在清华大学执教，在平无住宅，所以长住我寓，时时叙晤。
黄、白二人知道我这项企图后，竟一致反对。白崇禧且特地请黄绍竑、程思远、韦永成三人先后飞平来劝我打消此意。这批老朋友们竭力反对我竞选的心理是不难想像的。在他们预料中，我如参加竞选，蒋先生必定不会支持，我就必然要落选。我如果不顾蒋先生的意旨而硬要竞选，势将引起我与蒋之间的严重摩擦。我与蒋先生摩擦起来，则向来被目为“桂系”首脑的一白二黄，势必被卷入漩涡，而遭池鱼之殃。故与其听我知其不可而为之，以致牵累大家，不若早早断念于未萌之时，免惹多疑善忌的蒋先生不快。
再者，这批老朋友且预为我作了一项退路的安排。当三十六年秋广西选举监察委员时，他们替我竞选，我就当选为广西籍监察委员。他们认为，在必要时，我可以竞选那位尊而无所事事的监察院院长，以免与蒋先生发生抵触。他们这项安排也可谓煞费苦心。
因此黄绍竑到了北平便劝我说：“既吃不着羊肉，何必惹一身膻呢？”所以他劝我竞选监察院院长，因为于院长春秋已高，可能要退休了，我去竞选，一定是轻而易举的事。
我回答他说：“季宽，我的看法与你和健生的看法不大一致。你知道国民党政权在现在人民眼光中已反动透顶，因此大家都希望我们党内有像我这样比较开明而敢作敢为的人出来辅佐蒋先生，换换空气。此次竞选，蒋先生和CC系不反对我便罢，他们愈反对，我自信我获选的可能性便愈大。
至于监察院院长，我是不做的。因为我如做了监察院院长，我可不能像于右老那样只拍苍蝇不打老虎呀！我要行使起职权来，恐怕首先遭受弹劾的便是蒋先生。蒋先生如不服弹劾，那事情就闹大了，可能你们更要遭受无辜的牵累了。”
我虽然不好把我竞选的消极动机告诉他，但是黄绍竑辩来辩去还是无法说服我，更没有动摇我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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