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水说论语-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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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道，也就是儒家的思想，是通过教化，是强调君主主体的道德修养，具体来讲，皇帝笃行仁和礼，带动下面的人，用仁和礼的推行教化，大家都仁了、礼了，皇权就得到维护了，国家也发展了。但是，我们知道，人性即便不是恶的，也是复杂的，仁和礼其实只能说说，真的推行，下面的人是不会真心接受的。而且皇帝的本性是要侵害下面臣民的权益的，他本人也做不到仁，如何能推行得令下面的人也笃行仁？而礼的力量，就更表面话了。
　　汉朝初期和中期等实践证明，儒家等多种学说结合使用，而且骨子里是以法家为主，会比较好，譬如汉刘邦、汉武帝、汉宣帝和曹操之类的。所有古代的名皇帝以及有名的大臣，有作为的，都是这样的杂用各种学说中可以帮助自己实现目的的成分，是实用主义者。譬如张居正就是这样。
　　而汉元帝、汉成帝纯用儒家仁政治国，反倒导致吏治腐败，矛盾丛生，因为他靠教化而不重视法家的因功授官和考核等手段，吏治所以败坏。其实重点还不在于考核，而在于任用，这些人从任用上就有问题，考核也就成了无谓的形式了。法家反对任用无功受禄的贵族，而是立功才得任用，而汉元帝、汉成帝任用外戚王氏等家族，全靠着血缘关系，王氏及其党羽占据了上上下下的官职，哪里还有考核任用的影子，这是执行了儒家“亲亲上恩”的照顾亲戚的一贯的原则。王氏等外戚，这种不按法家立功受赏而建立形成的巨大官僚集团，也根本不受考核的限制，他们像个肿瘤一样，成为西汉后期君权滑落和吏治变得乌烟瘴气直至西汉灭亡的主要原因。
　　地方上，豪强大族趁机崛起，搜刮敛财的苗头也没被及时扼杀，豪强兼并严重——你用仁政嘛，大家就钻你空子。儒家行仁政，靠教化，要对下面行仁政，就没有铲除强民的办法。也就是说，行仁义，其实也并没有让老百姓得到什么好处。好处都被中层的官吏豪强们得到了。国君对他们推仁，他们却并不往下推仁，决不会给受盘剥的基层人民行仁，宁可自己争相奢靡浪费。
　　朝堂上，君权旁落，外戚专权，使得朝政一片黑暗，民间里，豪强权贵官吏，刻意盘剥人民和兼并土地，这两个力量一起作用，西汉就亡了！
　　而外戚、豪强这两个负面力量的滋生强大，都是因为单行儒家的后果，儒家并没能实现它理论上所务求的崇君。
　　孟子说的商汤、周文王行仁义而无敌天下，可是我们看见的却是西汉后期皇帝行仁义而国家灭亡！
　　我这里并不是说不要行仁政，要行暴政。我只是说，所谓行仁政就能崇君或者强国，是不足以的，这只是在思想上起到一定作用，还必须杂取其它思想学说的多种手段。别说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单位或者企业，它行仁政，靠教化，也是注定破产或者行政效率低下的。
　　西汉后期纯行儒术的做法，即便不是西汉灭亡的最主要根本原因，也是伴随西汉衰亡的最显著特征，这对于我们破除对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功效的迷信，给了生动的案例。
　　实际上，中国历史上真正独用儒家、纯用儒术治国的时期，是很少的，西汉后期算是一个例子。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句话是西汉后期的儒生为了给自己提高地位而编造的，它很大地误导了我们，以为汉武帝的功绩和成就是靠着儒家来建立的。
　　其实那些上升的时代的君王，进取的时代，都是杂用多种学说，而守成的君主，才是崇尚儒学，使儒学极盛。而守成，往往也就是单纯靠着儒学而坐视矛盾滋生而使国家走向衰落的起点。
　　在正常的情况下，一个君王总是兼收并蓄，把有利于皇权专制的各种先秦理论集中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所以，杂王霸之道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不光君主如此，掌政大臣也是如此，而那些纯行儒家的，则被张居正讥笑为“俗儒”。汉武帝就是这种兼收并蓄的典型和第一人。当然这也导致了先秦百家争鸣的终结。皇权时代的新的“帝道”的治国观念，就在杂取先秦儒法道多种学说的基础上，互相救补，被纳入在皇权专制的框架下，混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