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间谍者-第8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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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更容易妥协。　

　　汉利是个聪明人，比弗·琼斯要高一筹，然而他却没有琼斯那种坚强的性格。我不像信任琼斯那样信任汉利。自从琼斯离开安全局以后，我就很少去办公室。安全局开始发生了变化，而在最后四年里发生的变化对我来说，意味着一种诀别。　

　　最初发生的变化是很微妙的——一些零碎杂事，例如，汉利不像琼斯那样让别人搭乘他的车——但这些微小的变化却发生了愈来愈大的影响。我们的办公室先从莱肯菲尔德大楼搬到马尔博罗街，又搬到高尔街灰黄色的公寓里。我曾向汉利建议把办公室搬到绿化较好的地方例如切尔特南，但他却坚持办公室应留在伦敦。他开始培植自己的帮派，他们年青聪明，但全是文职官员——他们比军队的人更为可靠。我开始感到我们这一代正在逐渐消失。尽管我们之间有差别，我们当中那些从事过搜索内奸的伟大事业的人，无论站在哪边，都在迅速地消失。英雄辈出的时代正在被庸人辈出的时代所取代。　

　　汉利上任后不久，就通知我去谈工作。　

　　他对我说：“彼得，我对你很信任。只要我当一天局长，你就有一天饭吃。”我知道他这话是针对我在D　处三科最后一年中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说的。　

　　他还建议我辞去K处的顾问职务，专门在他手下工作。　

　　“我让你当我的反间谍私人顾问，”他说，“你可以在我隔壁的房间里办公，并像以前那样翻阅所有文件。但我想让你为我研究些新问题。我不希望你整天陷在K　处的案件中，我要你考虑未来。”　

　　我们制定一个新的日程，其中某些部分是我喜爱的，但有些却是我不喜欢的。他要我继续负责“维诺纳”工作，并同意我们应当在世界范围内对遗留通讯进行一次全面的搜索。　

　　他要我注意北爱尔兰的情况。　

　　“彼得，你给我出点主意，”他对我说，“看看，你能做些什么……”　

　　他让我负责计算机工作小组。当时这个小组正在计划将军情五处的档案工作实现计算机化，预计在七十年代中期会出现一个飞跃。D　处三科曾使我透彻地了解到档案室在帮助查找追踪线索时的作用。汉利希望我把这些技术应用于计算机化的工作中去。　

　　开始，我以为在爱尔兰可以找到生机勃勃的新生活。我到那里去了几趟以后，却使我想起塞浦路斯，动摇不定的英国政策在那里加剧了矛盾的激化。我第一次访问爱尔兰时，英国政府正在向全世界宣称英国同爱尔兰的局势已经好转。我用了整整半个月时间，审阅了一年中的全部爆炸事件记录。我画了一张表，这张表说明爆炸事件正在直线上升。这就是好转的安全局势！同塞浦路斯一样，军队和政客们干脆拒绝面对现实。　

　　我唯一的建议就是在爱尔兰共和国的电话线上安装一个窃听系统。爱尔兰共和国通过边境的线路都隐蔽得很好，而临时共和军的重要通讯都是从共和国西海岸传送到都柏林的。我设计了一个方案，用一个小包装箱的窃听机来截取从英国驻都柏林使馆阁楼发出来的微波。尽管军情五处批准了这一计划，但外交部却否定了这个计划。当时就要签定森宁代尔协定了，外交部非常害怕有关这个计划的消息泄漏出去。我向他们指出，塞浦路斯的根本教训就在于没有一个决定性的安全优势，因而政治谈判极不稳定。但当时他们听不进去，因此后来森宁代尔协定的流产对我来说就毫不意外了。　

　　都柏林计划没有实现，我很失望。从这件事我看到，官僚们对局势的控制已经到了专横的地步，二十年前我们是可以毫无顾忌地处理这件事的。我曾建议研究一下对临时共和军安装伪装炸弹的可能性。这一计划在军情六处的协助下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正如当时我们在塞浦路斯的格里瓦斯的电话线上安装伪装接收机一样。但这次就连军情五处的负责人员也很害怕，拒绝对计划作进一步研究。　

　　“这是谋杀。”他们说。　

　　“他们每天都在残杀无辜，”我说，“你们认为英国人民会希望我们采取什么政策呢？”　

　　爱尔兰局势是使军情五处对国内问题发生决定性改变的因素之一。六十年代的学潮到了七十年代初逐渐被罢工所取代，一九七二年的煤矿工人罢工以及连续不断的汽车工人罢工对希思政府的决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收集有关国内颠覆活动的情报。　

　　这也是军情五处头儿最敏感的一个领域，需要一位有魄力的人物来保持他和整个五处的独立地位。汉利上台前后的情况说明，他事先没有应付这种压力的准备。琼斯当年一贯维护军情五处的独立地位，而汉利则决定听从上级的命令，尽量向他们提供大量的有关国内问题的情报。　

　　按照传统，K处一直在军情五处享有最高的威信，而F处则是军情五处的一个穷亲戚，有能力的官员都不到那儿去。F　处的工作一向不负责任，而且主持F　处的是个整天乐呵呵的酒徒。汉利上台以后，对K　处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却对F　处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此，我们就失去了包括迈克尔·麦考尔在内的一大批功绩卓著的反间谍官员。　

　　然而这一变动的潜在危机出现在我退休以后。一九八一年约翰·琼斯爵士被任命为局长，他是汉利的新组织中F　处的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终于在最高宝座上立稳了脚根。他是继霍利斯以后的第一个没有反间谍工作经验而获得成功的局长。他是一个十足的F　处官员，他的任命充分说明军情五处中心力量的决定性转折。　

　　汉利上台后不久，曾召集A处和F处的高级官员开会，讨论怎样确定军情五处变化中的首要任务。会议一开始，汉利就作了关于国内颠覆活动情况和他称之为“广泛的左派势力”问题的报告。他说首相和内政部要求我们把主要精力用来对付这个目标。然后，他又让F　处的一名叫做戴维·兰塞姆的野心勃勃的青年起来发言。他简略地汇报了一批左翼团体，如工人革命党、社会主义工人党等组织的结构和活动情况。　

　　汉利很喜欢搞讨论会，这个会几乎开了整整一天。F　处要求放宽对窃听电话和截查信件的限制，并希望同邮局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由于敌人是分散的，他们必须依靠通讯来建立联系，因而依靠通讯来找问题是惟一的方法。约翰·琼斯善于鼓动。他宣称，F　处所需要的技术资源应由K　处来做主，因为指挥间谍已经不能作为掩护的主要手段了。首先他不能让他的官员们打入这些左翼团体，因为他们大都生活淫荡，军情五处甚至连一个官员也不愿意为国家作些牺牲。换言之，如果招募间谍，必定要冒社会生活和丑闻的危险，因此，惟一的办法就是使用技术手段。看来，汉利是同意琼斯的。　

　　但我却从另外一个角度谈了间谍的价值。　

　　“如果你想监视这些团体的话，应当使用间谍，”我后来私下对汉利说，“如果你把所有技术经费都用于对付他们的话，将来就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对邮局终究不能像对自己人那样信任，邮局是肯定会出差错的。”　

　　我对于计算机工作小组的看法也一样。我很快明白了F　处对计算机小组有兴趣主要在于建立广泛的计算机网络，主要是同纽卡斯尔全国保险计算机公司的网络。过去我们总是可以从全国保险记录中得到材料，只要我们真正需要的话。我们在那里有几个秘密工作人员，一旦我们需要什么资料，就可以和他们联系，然而这与他们所要建立一个直接的计算机网络完全是两回事。　

　　我并不是唯一被这些变化搅得心烦意乱的人，在老的反苏情报官员中还有不少人也对此不安。我们看出，以前的辛勤劳动将在追踪这些无足轻重的左翼团体中丧失得一干二净。再者，向计算机时代进军意味着降低情报人员的价值，以后我们将成为数据处理员了，只要按一下键盘，就可以扫掠成千上万的姓名。　

　　在最后的几年中，我愈来愈多地听到人们感叹“情报工作的乐趣已经消失了”。　

　　汉利却没有意识到他将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说出来会让人相信的，当我们闯入苏联外交人员的住宅时，公众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但我们在大范围内搞监视活动，则将引起不堪设想的后果，人们会说我们在搞“专制主义”。　

　　D　处的老一辈官员认为工人革命党、社会主义工人党和核裁军运动等团体与该处的宗旨关系不大。诚然，我们应当注意他们的行动，这样我们也就满足了，因为他们并不是克格勃的主攻目标。克格勃的主要目标仍是情报部门和文职部门，而六十年代，工会和工党也日益成为他们的目标了。　

　　六十年代以来，军情五处的档案里有一大批有关克格勃对工会和工党进行渗透的材料。这些材料主要来自两个捷克叛逃分子：弗罗利克和奥古斯特。他们列出一批工党政治家和工会首领的名字，说他们是东方集团的代理人。他们当中有些人确实被挖了出来，例如议员威尔·欧文一案。欧文承认曾在十年当中向捷克斯洛伐克的情报人员提供了情报，他因此而得到成千上万的英镑。然而在一九七0　年起诉时，则因为欧文没有接触过机密，而那个捷克叛逃分子又没有在欧文受审时提供文件证据，因而欧文被无罪释放。　

　　汤姆·德赖伯格是另一名被捷克叛逃者所提到的议员。我要亲自见他，他最后终于承认他财迷心窍，正在为捷克上司提供情报。后来我们又对德赖伯格盘问了一阵，他除了提供了一些有关工党某些人的桃色新闻外，再没有提供我们感兴趣的事了。　

　　德赖伯格所提供的情报中值得一提的是，他曾把他的公寓借给一位内阁部长，以便这位部长能和他的情人幽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