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间谍者-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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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没有及时进行调查。朗斯代尔的身份就更神秘了。我们过了一年才知道他的真名叫科南·特罗菲莫维奇·莫洛迪，父亲是一位著名的苏联科学家。他本人是一位富有经验的克格勃官员，冒名戈登·朗斯代尔，真正的朗斯代尔则是芬兰籍的加拿大人，一九五五年就病故了。　

　　我对朗斯代尔的案情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并向通讯总部要了一些涉及秘密无线电广播的苏联间谍档案，比如像朗斯代尔案件的档案。他们向我提供了一百份活页材料。这些材料首先列出了间谍的个人详细情况——何时开始间谍生涯、何时结束、目标是什么、为哪个部门服务等等，而后详细概括了间谍的通讯计划，最后是间谍接收从莫斯科发来的电讯清单，其中包括次数、组数、使用密码系统的各种细节，以及改变密码的日期等等。　

　　我对这些材料进行了整理，并将它们分为两类：一类是克格勃，一类是格鲁乌。然后又按照各种间谍的种类进行细分：分为单人、长期潜伏者、积极联系一两个助手的非法间谍、以及非法间谍组的常驻联络官等。分完这些材料以后，我吃了一惊，发现不同种类的间谍有各自不同的通讯方式。我们从他们各自使用的无线电通讯上可以判断出他是哪种间谍。换言之，我们还可以通过分析他们电讯中的组数和电文长短来判断出他们是哪种间谍。例如，单人潜伏间谍所收到的电讯很少，格鲁乌单人间谍所收的电讯也不算多，收到电讯最多的是克格勃常驻非法分子。间谍中最重要的一种类型就是克格勃常驻非法分子，他们收到的电讯总数可达每月五百组到一千组之多。　

　　很快我就看出，朗斯代尔一案同我所研究的其他案子完全不同：这一案件的通讯方式多，有时两种，有时甚至三种，而其他案件则没有这么多。但向朗斯代尔和克罗格一伙提供情报的却都是一个人——霍顿。的确，霍顿的地位非常重要，他能够收集到英美潜水艇探测系统的重要情报，但他为什么不直接用朗斯代尔却要通过克罗格夫妇呢？　

　　单从表面上看，这桩案件就会涉及到其他间谍。克罗格夫妇住在美国空军基地附近的鲁斯利普，我们发现，朗斯代尔曾在东方研究学校读过书，他所学的那些课程正是英国军官和军情六处的实习员所学的。　

　　毫无疑问，朗斯代尔是一名在英国的常驻非法间谍。于是我对他十月份从莫斯科回到伦敦后所收到的电讯进行了认真的统计。他平均每个月从莫斯科收到三百组到三百五十组电讯。这使我感到疑惑不解。其他常驻非法间谍每月平均收五百到一千组电讯，而且一般总超过五百组，那么朗斯代尔所收的电讯为什么这么少？少在哪里？朗斯代尔的呼号是三位数，如果广播有电文，就包括一个“1　”，如果没有电文也就没有“1　”了。我向通讯总部询问，他们是否可以找到与朗斯代尔八月离开英国以后和朗斯代尔十月回到英国以后所收到的长度相似的电文。通讯总部找了一段时间，终于找出了一个称为“连续性”时期的电文。那是在六年前，当朗斯代尔刚刚踏上英国土地的时候。　

　　这段时期的电文的组数是五百到一千，这正是常驻非法间谍所收到电讯的组数。一九六0　年八月，电讯突然中止了，因为朗斯代尔回莫斯科去。我们没有找到那时的密码本，因而也就无法破译他的电文了。但如果朗斯代尔的电讯量是五百组到一千组之间，那么为什么他回来以后突然减少了呢？这仍然是个谜。　

　　然后我又去研究克罗格夫妇的通讯。他们的通讯更加令人费解。他们所收到的大部分通讯都是与他们自己有关的，他们似乎仅仅是朗斯代尔的助手，同其他任何间谍没有联系。但很明显，他们替朗斯代尔保存了某些通讯，例如他们的密码本几乎同朗斯代尔的一模一样，也藏在打火机里。我又计算了密码本里的组数，发现正好与朗斯代尔十月份回国后少掉的那些电讯组数相等。看起来，苏联人在朗斯代尔回来以后就把发给他的信号分开了，而“伊朗国王”（霍顿）电讯仍在原先的线路上，我们已经破译了这种电讯。至于其他的电讯——也许也包括下达给霍顿手下的间谍的电讯——都划分到克罗格夫妇的线路上了。苏联人认为这样不仅安全而且能在拍发消息时使用高速发报机，从而躲过我们的监听范围。　

　　这种变化说明，朗斯代尔已经知道，他在白色公寓的套间里用打火机里的密码本收听莫斯科电讯的事情已经败露，但如果他感到害怕，那为什么不用新的密码本呢？而且，如果苏联人担心他已暴露，又为什么不让他回国呢？　

　　我又对逮捕前周末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作了分析。从逮捕前那个星期五开始，到下一个星期一的中午，我一直派人监听苏联使馆内的外交接收机。使馆最后一次发报的时间是星期六上午十一点，这是在逮捕之前。下一次的发报时间是星期一上午九点。虽然我们粉碎了一个重要的间谍网络，在伦敦的苏联间谍显然没有同莫斯科取得联系。当然这只能说明苏联人事先已经知道我们要下手了。　

　　另外，我还查核了苏联在伦敦的情报官员周末的活动。星期日傍晚，当这伙人被捕的新闻在电视上第一次报道时，一个叫柯罗文的克格勃常驻非法间谍和克格勃常驻合法副主任卡皮柯夫正在一起吃晚饭。探针话筒录下了他们谈话的全部内容。从话筒中，我们可以推断出他们正在聆听这则新闻，既不评论，也没有同使馆联系。　

　　接着我重新回想了案子刚开始的情景，并发现了一件惊人的事，它使我相信苏联人事先一定听到了风声。案子开始时是由D　处二科主办的，当时我们还在怀疑朗斯代尔是个波兰间谍。我查对了各种记录以后发现D　处二科没有一个人知道“筏夫”行动，他们不知道苏联人正在窃听我们监视队的无线电。因此在这个案子移交给阿瑟之前，他们仍然使用监视队在七八两个月里对朗斯代尔进行了十七次跟踪。　

　　自从“狮子胡须行动”以后，军情五处就对所有监视队的通讯进行了录音。我曾做过一次试验。我曾把二科第一次跟踪朗斯代尔时监视队的通讯录音带交给了阿瑟手下的研究员伊夫琳·麦克巴尼特，同时还交给她一本监视队用的伦敦地图册，要她根据他们的无线电通讯在地图上标出监视队的行动路线。麦克巴尼特过去从未做过这种工作，也没有分析通讯信号的经验，但她只用了三个小时就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而且一点疏忽也没有。既然她都可以分析监视队的电讯，那么对经验丰富的苏联人来说当然就更容易了。他们肯定是在我们开始对朗斯代尔进行盯梢时就知道了。　

　　我写报告的时候，“狙击手”已经安全到达华盛顿附近中央情报局的一幢保安楼了。他说自己在波兰情报局工作，真名叫迈克尔·戈林涅夫斯基。在他提供的情报中有一条非常模糊的线索，使得朗斯代尔一案在人们心中留下了一个疑问。他向中央情报局透露，七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里，波兰情报局的一位高级官员告诉他，苏联人在中央情报局里有一个代号为“猪”的间谍。戈林涅夫斯基还说，他最初的任务是协助查找这个间谍，但他已经察觉到有人正在怀疑他，于是便在圣诞节时叛逃了。　

　　“七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狙击手”在汇报中这样说。我反复琢磨这句话，想从中找到隐藏在它背后的意思。这句话看起来普普通通。我又重新查阅了有关材料。军情五处第一次发现朗斯代尔与霍顿会晤是在七月二日。十一日，朗斯代尔的身份得到确认。十七日我们就开始了跟踪。消息传到苏联人那边，需要一个星期，然后再传到波兰情报局又要一天。正好是七月的最后一个星期！　

　　在我所起草的文件中，朗斯代尔案件的报告算是最头痛的一份了。我的成功就要变成泡影。我还记得一九六一年五月间，我把这个报告呈上以后，在我的家乡，埃塞克斯郡附近的黑水河里驾船游玩的情景。呈现在我眼前的是一片宽阔的平原，晴空万里，白云朵朵，清新的空气和优美的景色使我暂时忘却了烦恼。但无论我怎样划船，无论我怎样调整船桅，总逃不了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苏联人一开始就知道我们要对朗斯代尔动手了，但为什么他们把他叫回去以后又要派他来呢？　

　　惟一的解释就是有人泄密。如果苏联人在军情五处有内线，那么他一定会向他们报告“狙击手”的情况。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戈林涅夫斯基在七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里受到了如此大的压力。诚然，苏联人和我们一样只能假设“狙击手”的真实身份。这样才能解释苏联人为什么会知道我们在银行的行动。一旦朗斯代尔暴露以后，苏联人就得把他召回莫斯科，但在我向上级报告了“狮子胡须”情报和琼斯开始调查以后，那个内线非常害怕，于是马上同苏联人进行了联系。这样苏联人必须在朗斯代尔和那个内线之间作出选择：是掩护朗斯代尔还是掩护那个内线。使军情五处停止对内部奸细进行调查的最好办法就是叫朗斯代尔回国。他们这样做，是希望在我们逮捕这些人之前能从霍顿那里榨取最后一点情报。在他回到英国之前，苏联人为了确保那个内线的安全，便把朗斯代尔手下的其他间谍转为由克罗格夫妇代管。如果真是这样，那苏联人就大大低估了他们的对手——新D　处的先进程度了。虽然苏联人在许多方面占有优势，但最终还是失败了。我们俘获了他们最重要的补充成员克罗格夫妇。那个内线呢，很可能就在军情五处的高级官员中，并可以肯定，他不在监视队，也不在其他辅助部门。苏联人不会为了一个低级内线而付出朗斯代尔这样宝贵的人。在破获朗斯代尔案件时，总有人在干涉。这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