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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阿斗,我不用人扶-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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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下的一番豪言壮语及汉武对自己所寄予的厚望，如今纵有百口，又如何能给自己辨个清白？此所以李陵要哀叹“无面目报陛下”的了。然而自己明明被人算计，而功业不成，如此赴死于国事无补，自己也死难瞑目。毕竟，“陵自不难刺七寸切心以自明，刎亡粉切颈以见志，顾国家於我已矣”（《答苏武书》）；一死易，不死难。不如让兵士们回去先告当朝以这里所发生的一切，自己且暂留此有用之身，待来日寻的时机再立奇功，譬如生擒或刺杀单于，到时既报家国，还朝或还能还我清白。
但李陵错了。他以为“人之相知，贵相知心”，但那是要看对象的。要汉武如此作，则实在有些过高要求了。
由于李陵所战之地离开边境不远，汉武初闻边境传来的李陵困境，为使其死战，“召陵母及妇，使相者视之，无死丧色”。但不久却传来李陵未死已降之消息，“上怒甚，责问陈步乐，步乐自杀。群臣皆罪陵”。世人但可同富贵，共享乐，欲求患难之交，则实在是难而又难矣！这时只有并算不得李陵至交的太史令司马迁出来，为李陵辩解了几句，说“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有国士之风。。。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入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於天下”，并认为李陵之不死，必是“欲得当以报汉也”。这些讲的大都是实情，李陵之败贰师也有不可推托的责任。然而狂怒中的汉武岂能听之？司马迁于是遭受了腐刑之祸。
过了一阵子，汉武冷静下来，也颇后悔当初“陵当发出塞，乃诏弩都尉令迎军。坐预诏之，得令老将生奸诈”，误听路博德之言，使李陵草率出兵，才至于此。于是就于一年之后，即天汉四年（前九七年），派李广利、路博德、及游击将军韩说兵分三路进击匈奴，同时派常败将军公孙敖乘隙深入匈奴腹地，以图救出李陵。
汉武之救李陵的诚意如何，已不可考。然而他至少十分糊涂却是肯定的。欲救李陵，却派此三员或是李陵死敌、或是无能惧死之辈，那又如何能成功呢？果不其然，三军和匈奴未触即溃，公孙敖回报却说“捕得生口，李陵教单于为兵以备汉军，故臣无所得”；汉武震怒之下“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诛”。而实际上给匈奴当教练的，乃是曾为汉塞外都尉后降匈奴的李绪。很难说把李绪当成李陵，不是李广利路博德韩说三人为推诿败绩和嫉妒李陵而施展的借刀杀人之计。李陵初降时，“忽忽如狂”，“但闻悲风萧条之声。凉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侧耳远听，胡笳互动，牧马悲鸣”，“身之穷困，独坐愁苦，终日无睹，但见异类”（《答苏武书》）；“自痛负汉，加以老母系保宫”。而今家已不复在，“陇西士大夫以李氏为愧”，自己可谓家破人亡，身败名裂。至此，李陵的最后一点退路，已经被断绝得干干净净了。
依照常理，李陵和汉武集团可谓有不共戴天之仇。如果参照当今一些先进的民运人士之做法：如只因自己曾受了共产党的一些苦－－不管是因为争民主自由，还是因为偷鸡摸狗打砸抢，或其他－－譬如住了几天牢、于是自己就可以理直气壮心不亏地跑到美国国会去鼓捣洋太君制裁中国、最好用导弹把中国从里到外轰上几遍；对比之下，李陵如果“上念老母，临年被戮；妻子无辜，并为鲸鲵”，则实在有千万条理由可以带上匈奴兵马，杀回中原了。然而李陵却终于没有这么作，反而先是冒着生命危险刺杀了李绪，为自己复仇、也为汉家清除了一大隐患；此后更带着被单于要求而娶之的其之女儿，住到偏远的地方，基本和匈奴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只有在遇到单于要决大事时，才“入与决”。因此，和现在的一些公报私仇翻脸不认祖宗的“民运斗士”相比，则李陵纵然算是汉奸，也是十分不够聪明而且小的不能再小的小汉奸了。
李陵的真正为匈奴“效劳”，是在征和三年（前九零年），在匈奴和汉军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会战中，李陵被信人不疑的单于安排协从一匈奴大将军围攻汉军。而他将和汉军会战的初战地点，竟正是最终导致他家破人亡身败名裂的与匈奴最后一战的战地：浚稽山。这是否是暝暝之中的一种安排？
“褰裳路踟蹰，彷徨不能归。浮云日千里，安知我心悲。思得琼树枝，以解长渴饥。”（《艺文类聚卷二十九·；汉李陵赠苏武别诗》）；不管怎样，他真是一点选择也没有了：而他从来似乎也很少能有自己作出选择的机会。
这实在是李陵的巨大莫名的大悲哀。
（五）
征和三年，李陵作为汉朝的降将，大抵第一次参加了匈奴和汉之间大规模会战。由于后世有不少汉奸或试图当汉奸者，总绞尽脑汁试图从李陵的这一次参战中，提取出自己也可安然地替新主子卖命的心灵解脱的泻药，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次会战，多作一些了解。
《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单于既立六年，而匈奴入上谷、五原，杀略吏民。其年，匈奴复入五原、酒泉，杀两部都尉。於是汉遣贰师将军七万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将叁万馀人出西河（作者按：《资治通鉴卷二十二》载商丘成所带兵为二万人），重合侯莽通将四万骑出酒泉千馀里。单于闻汉兵大出，悉遣其辎重，徙赵信城北邸郅居水。左贤王驱其人民度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衔山。单于自将精兵左安侯度姑且水。御史大夫军至追斜径，无所见，还。匈奴使大将与李陵将叁万馀骑追汉军，至浚稽山合，转战九日，汉兵陷陈却敌，杀伤虏甚众。至蒲奴水，虏不利，还去”。《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汉纪十四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下》所载本乎此，惟商丘成所带兵为二万人，与汉书异，不赘述。上述所引之文清楚明了，亦不再加解释。
李陵所带的匈奴军，和汉御史大夫商丘成所领之汉兵，会战于浚稽山。浚稽山正是数年前李陵最后一次与匈奴决战之地点。那时，李陵曾“将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叁十日，至浚稽山止营，举图所过山川地形，使麾下骑陈步乐还以闻”（《汉书卷五四·；李广苏建传第二十四》），因此，他对浚稽山一代的地形，无疑是十分熟悉的。李陵自幼“有广之风”，乃一代名将，精通兵法；同时，熟悉地形要略，对于带兵打战之将而言，极为重要；因此，李陵可谓占尽地利。
反观商丘成，“（征和二年）九月，商丘成为御史大夫”（《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汉纪十四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下》）；御史大夫之职责，不是来带兵打战的。商丘成和李陵相比，更有天壤之别。同时，商丘成带兵迎击匈奴，是征和三年五月。换言之，从他新官上任当御史大夫到出兵西河，前后只有半年多一点的时间。这么短的时间要想熟悉兵权军事、上下沟通，是相当困难的。又，汉军之与匈奴兵会于浚稽山，乃是被其骑兵穷追而至的，而非如当初李陵先在彼处安营扎寨，勘探地形。对此处之地形，商丘成纵是绝代军事天才，恐怕慌乱之中也断难熟悉。如此，汉军之地利有大亏之处。
又，以兵力计，即本《汉书》，商丘成所带兵不过三万余，与李陵所带兵持平。然而李陵所引乃匈奴之精锐骑兵，战斗力十分强劲。同时，汉兵乃以远兵来袭，疲惫已极。面对的是以逸待劳之匈奴军，并被穷追猛打退入浚稽山，其战斗力实在大可值得商榷。于此点上看，则汉军实力上又有大亏之处。
再，当年李陵“所将屯边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那五千兵马还个个效命，以一当十。面对匈奴八万之兵，相持亦不过十日左右，最终是以大部战死，自己被俘，“军人分散、脱至塞者四百馀人”作为收场。商丘成之兵虽众，大概很难和李陵之兵相提并论，在中人包围仓皇逃奔进入自己所不熟悉之浚稽山后，却反能“转战九日，汉兵陷陈却敌，杀伤虏甚众”，一个御史大夫靠一堆疲兵穷卒，最终反能把由名将所带的骁勇善战以逸待劳乘胜追击之精锐骑兵打败、最终无获而归，这难道不要让人奇怪的么？
如果李陵真为了报一己之仇，全心全意为匈奴服务，卖起命来不遗余力，如吴三桂洪承畴之流一般，和当今之在各处歇斯底里地叫嚣着制裁中国的无耻蠢徒们一样，那，商丘成尚有头否？
历史就是历史，更多的诠释已全然无益。虽然说如果从纯军事的角度上讲，给出一个可以接受的解释，并非难事，然而这大抵也是毫无必要的。因为无论怎么论道，都难免有以今人之胸释先人之怀之意在。短短的“匈奴使大将与李陵将叁万馀骑追汉军，至浚稽山合，转战九日，汉兵陷陈却敌，杀伤虏甚众。至蒲奴水，虏不利，还去”这数十字，更也为后人留下了无穷的想象空间。至于有人必要以此来为自己的卖灵卖肉寻得精神慰藉，则不过是一种低级而愚蠢的精神自淫罢了。
“汉厚诛陵以不死，薄赏子以守节，欲使远听之臣，望风驰命，此实难矣。所以每顾而不悔者也。陵虽孤恩，汉亦负德。言陵无功以报汉为孤恩，汉戮陵母为负德。论语曰：德不孤，必有邻。昔人有言：‘虽忠不烈，视死如归。’陵诚能安，言陵忠诚能安於死事。而主岂复能眷眷乎？男儿生以不成名，死则葬蛮夷中，谁复能屈身稽颡，还向北阙，使刀笔之吏，弄其文墨邪？”（《答苏武书》）。后世但作此书者，可谓陵之知己也。而今之以李陵之失足来为自己的出卖民族祖先之行径辩解者，其心已为仇毒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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