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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4-生活中的智慧-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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鋈嘶蚱笠怠Ｋ谴诱种幸缘图刍竦猛恋兀缓笥职颜庑┩恋氐孤糇盟恕５诙钦Ｕ唤鐾ü舻卦黾悠洳普杖耄曳康夭姆⒄估钡卣鯣DP和税收的增长，一箭双雕，一石三鸟，何乐不为？三是银行、各种中介机构等。而房价持续大幅度上升或表现出强烈的刚性，消费者的福利自然减少，广大消费者成为最大受害者。寻根溯源，“温州炒房团”的行为并不是这种市场结构的始作俑者，把目前房地产市场上的诸多矛盾都归罪于炒房行为，这没准儿是一种误导公众转移视线的障眼法。但过度投机的炒房行为的确会进一步加剧上述受益受损的利益分配格局。
有人认为，“温州炒房团”能够搞活当地的市场，增加该地的GDP与税收等。一般来说，这种说法自然没有错。房价的上升，GDP与税收也会随之增加。但是，我们的市场活跃与经济发展又是为了什么？难道是为活跃而活跃、为GDP而GDP、为税收而税收吗？如果是这样，这种经济活跃又有什么意义？正如中央政府提倡的科学发展观所指明的那样，所有的经济发展都应该是为了服务于人，都应该是为了提高整个社会民众的福利水平。“温州炒房团”的行为仅是让少数食利者大获其利，而让大多数民众的福利水平受损，让民众的财富轻易地流入以不正当手段暴富者的腰包。这不仅与科学的发展观背道而驰，而且是对社会所追求的公平性的一种肆意嘲弄和讽刺。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当房地产市场出现过度投机时，政府也会迫于公众压力，及时出台抑制投机的措施。如果这个道理不错的话，“温州炒房团”的行为无论是投资还是投机，其实质也就不言自明了。
“温州炒房团”的行为即使在程序上是合法的，我们也不得不考虑其社会后果。“温州炒房团”的行为所需资金从哪里来？如果是用他们个人的财富积累去炒作，那么盈亏责任自然完全由炒房者个人来承担。但是，实际情况则不是这样。正如目前的房地产业把其产业的风险都集中在国内银行身上一样。“温州炒房团”的炒作也需动用银行贷款，方可调动杠杆，以小搏大。在这种情况下，假如市场行情稳定上扬，轻松获利自是易如反掌，所获收益当然落入个人荷包；如若房地产市场大起大落导致炒作失利，造成个人无法承受的损失则将由银行来承担。这种对收益与成本严重的不对称，巨大的风险向信用机构的过分集中将带来极大的隐患。在我们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以至我国部分地区，前些年房地产市场经历过度投机直至泡沫崩坏之后所呈现出来的种种恶果实为前车之覆，可谓殷鉴不远。
总之，在目前的情况下，“温州炒房团”的行为当然不是一种可以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行为。在垄断的市场格局里，它只会对房地产市场的垄断起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种作用不仅加速了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降低了一般民众的生活福利水平，挤压住宅市场的中低端消费者，也不利于房地产企业致力于提高效率，同时也会加剧信用风险。因此，政府对“温州炒房团”行为不仅要设置种种限定——尽管这属于治标之策，但也合乎规范市场运作的要求，而且要对目前住房供给的垄断与开发商的价格合谋进行管制，以便降低房地产业的垄断程度，鼓励开展公平有序的竞争——这才是治本之策。
在这里，到底应该给温州炒房团发什么奖章呢？在个别人看来，假如温州炒房团该发铜牌的话，银牌大概就应该发给把房价抬到最高的开发商。至于无本万利、空手套白狼的倒地皮者，则最有资格站到最高的领奖台上，戴上金光闪闪的冠军奖牌，俯视那些仅为谋得立锥之地就得如工蚁一般劳碌终身的芸芸众生们。按照这种规则颁奖的地方，大概就是某些投机家们梦寐以求的“市场经济”的天堂吧——而那必将是所有诚实劳动者的人间地狱！
（2004年4月）
第五部分 生活中的智慧第40节 资本驱逐动物？
本文与张群群合作。
5月27日，看到《南方周末》刊出的《北京动物园“迁”动人心》一文，不禁为之愕然。一个好端端的动物园为什么要迁走？一个沉淀了近百年文化与传统的历史遗产，为什么要让它在瞬间毁灭？这仅是“谁有权决定动物园搬迁的程序合法性”问题吗？要知道，在政府权力范围内，要确立这种合法性简直是易如反掌。这仅是涉及动物园当事人的利益被忽视的问题吗？不难想像，如果有人存心要收买相关决策者，那也并非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其实，这不仅是要不要落实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的大问题，而且是在中国整个城市化进程中如何兼顾历史传承与现代发展、如何保护民族遗产、如何维护社会大众的公共利益的大问题。如果不明确这一点，在当今中国全面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就可能会重蹈当年北京古城墙被拆后万劫不复之旧辙。这不仅会损害大众的公共利益，也会降低政府在民众心中的威信。
迁移是一个社会过程，即便是针对动物的迁移，也是如此。在城市改造过程中，把动物园从老城区迁走，表面上体现的是人为了自身的发展争夺动物的居住空间，体现了人对动物的排斥关系，深层次上体现的则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社会排斥关系。动物园的拆迁，只不过是社会把对待人的态度强加于动物身上。在动物园中面临拆迁的动物们的处境，恰恰成为所有城市中被强制拆迁的居民们所处境地的一个准确而生动的隐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2004年第1期中文版的《国际社会科学》杂志把陷于搬迁、贫穷与发展困境中的强制移民对象称为“移动的靶子”。
据报道，政府官员认为北京动物园迁出的理由有三：一是动物园置于城区，会对公共卫生安全造成威胁；二是动物园地处繁华地段，庞大客流恶化了本已糟糕的西直门交通状况；三是动物理应到大自然中去，以提高动物福利。
仔细想想，这些理由实在是荒诞无稽。正如有的专家所指出的那样，从200多年动物园发展史来看，没有先例表明动物园是疾病的传播地。按此逻辑，如果动物园因可能成为疾病源而要迁出的话，那么医院也可能成为医源污染的源头，是不是北京所有的医院都应搬出北京城区呢？！
至于交通状况的问题，任何交通秩序的好坏，并不在于该地繁华程度及客流多少，也不在于该地繁华后有多少空间来支持，而在于既定约束条件下如何对该地做好交通规划与管理。在香港的中环、铜锣湾、旺角等地，其繁华程度、人流密度、空间拥挤程度，北京的西直门地区是根本无法比拟的，但香港这些地区的交通不也是畅通无阻吗？其原因正在于香港能够在现有约束条件下促使目标最优化。但我们的相关职能部门不从自身规划设计能力、交通管理上找原因，而一味强调外因。这是否说明，我们的某些职能部门既不能够问责，也做不了分内应当做好的有效率的事情。这样的职能部门难道不该深刻反省、好好整顿吗？
对于什么提高动物福利之类说辞，那真是无稽之谈。什么是提高动物的福利呢？是让动物园的动物生活条件更好吗？是要寻求国际动物保护协会所要追求的目标吗？如果是这样，让动物园中的动物都彻底放生、回归大自然，岂不更好？何来动物园的搬迁呢？其实，在人类社会中，动物园的首要职能到底是什么，是为动物服务还是为人服务，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如果考虑到环保主义者对于动物福利的理性诉求，整体搬迁动物园，摧毁园中动物久已熟悉的生存环境，这种做法的冠冕堂皇理由就更值得怀疑了。面对造成生活环境急剧变化的拆迁，动物远远比人更加凄惶无助，更加难以适应新的环境。
动物园的设立既然是为人服务的，为园中动物创造良好的生长条件与环境，目的就在于如何便于动物园的管理，降低这项公益事业的管理成本，提高社会效益。那么，动物园的搬迁，其成本是增加还是减少？如动物搬迁的过程、新园址的建设、新环境的创造、动物在新环境的适应等，哪一方面不是在增加成本呢？而这新增加的成本除了纳税人承担之外，谁还会来承担呢？加上迁入新园对民众造成的不便，更是把搬迁动物园的直接成本和社会成本转嫁到广大民众身上。如果有些动物在搬迁过程中死亡、有些动物因无法适应新环境而骤然丧命，这种管理成本的增加更是超出了人们的预计和想像。这绝非危言耸听，因为在西安、昆明等地就曾出现动物搬迁而死亡的例子。可见，这种做法既损害人的福利，也损害动物的福利。
更为重要的是，北京动物园既是这座城市里居民们的动物园，作为我国文化古迹的明代皇家园林的一部分，也积淀了中国近百年的动物园文化的传统，其价值不只是政府出让几块土地收到一些土地出让金；或者是动物园搬迁要花费40亿元这些数字就可估算的，它是无价之宝。这种无法复制、不可再生的文化财产如若在我们手上毁于一旦，我们必将会遭到子孙后代的唾骂，就像北京古城墙被拆那件事一样。
在这点上，我们的政府为什么不多学习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有益经验呢？看看美国纽约曼哈顿的中央公园，从三十几街到八十几街（曼哈顿总共有一百八十多街），其面积之大，占地之广，其土地之价值，北京动物园那块地方怎可与之相比？但是，寸土寸金的曼哈顿中央公园，从来就没有人会想到把它摧毁用以大兴土木的。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伦敦的海德公园，世界上发达地区的哪一座大城市，其中心会没有大公园呢？北京市本来就公园稀少、绿地稀缺，北京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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