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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4-生活中的智慧-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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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科斯最终通过了获得工商学士学位所需要的第二部分课程考试。不过，由于科斯已经在契尔伯文法学院学习了1年，而伦敦经济学院校方规定在能够授予学士学位之前，要求在学校住校3年。因此，科斯决定必须在这3年住校期间做点事情。在科斯为第二部分课程学习的过程中，他发现他对工业法的课程学习最有兴趣。因此，科斯决定以工业法为专业。毫无疑问，如果他这样做的话，他将成为一名律师。但是那件事并没有发生。当然，这完全是受普兰特影响的结果。
当科斯完成了他的商学士学位课程的学习的时候，他对会计学、统计学和法律的知识了解还是知之甚少。尽管他在伦敦经济学院没有选修经济学的课程，但他自己也选读了一些经济学的原著。科斯在此期间，迷上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Robbins）介绍给他的两本书，弗兰克·奈特的《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和菲利普·威克斯蒂德（PhilipWicksteed）的《政治经济学常识》，这两本书激发了科斯非凡的才能，使他能对受限制的选择进行分析而无须求助于高等数学。如果说，普兰特专题讨论班给了他基础的入门知识，广泛阅读开阔了他经济学的视野，那么科斯的许多经济学知识或思想则是从与同学的讨论中获得的。在他的同学中；科斯的主要朋友有福勒（RonaldFowler）。科斯上伦敦经济学院的第一学年时，福勒已经享受卡塞尔旅行奖学金去了法国。不过第二个学年时，福勒已经回来并与科斯选修了同样课程，也参加了工业组讨论班的学习。福勒具有很好的分析能力，他们之间的讨论对科斯是大有裨益的。伦敦经济学院当时是一个相当小的学校，科斯认识一些以后成为经济学专家的学生并与他们一起讨论问题。特别是与维拉·史密斯〔VeraSmith（后来称维拉·卢茨；VeraLutz）〕，阿巴·勒纳（AbbaLerner）和维克托·埃德尔伯格（VictorEdelberg）等人的讨论更是获益匪浅。
科斯和福勒都对成本和成本曲线结构特别感兴趣。然而，期终考试之前的最后几个月里，对经济学的讨论并非科斯主要感兴趣的科目。而吸引科斯的是生产制度结构——不是生产的组织结构，而是奥地利的生产资本结构。这是因为１９３１年２月；哈耶克（Hayek；FA）正在伦敦经济学院讲授公共课，他的讲课把学院的教师和学生都迷住了。哈耶克讲课时，教室里堂堂爆满。后来其讲课内容收集在他的《价格和生产》一书中。正是这种自由的学习、讨论以及听课，似乎科斯没有进行正规的经济理论训练，但是后来证明却是一大优势，因为这就使科斯不需要训练应该思考什么，反而也就不会忽略什么。这就给科斯处理经济问题有了许多自由空间。在期终考试，科斯的考试成绩并不十分理想，不过他还是获得了１９３１～19３２年伦敦大学授予他的一笔欧奈斯特·卡塞尔爵士（SirErnestCassel）旅行奖学金。科斯打算用卡塞尔旅行奖学金到美国研究工业组织中的经济问题，可以在伦敦经济学院住校一年。这是因为科斯在伦敦经济学院只读了两年的时间，而学院要求住校3年才能获得学位，科斯也只能在１９３２年获得商学学士学位。也正是这些偶然的事件使科斯真正走上了成为一位经济学家的道路，而不是成为一位篮子编织工、一位历史学家、一位化学家、一位工程师或一位律师。
到美国旅行，发现经济运行的真谛
科斯提出利用他的卡塞尔旅行奖学金到美国去研究美国工业组织中的水平一体化和垂直一体化的经济问题。无疑，科斯选择这个课题是普兰特促成的，普兰特谈到过组织产业的不同途径。普兰特在他的讲演中曾以不同的方式讨论了工业组织结构的问题，但是这些讨论好像缺乏理论来解释，为什么工业组织中存在差异性问题。科斯就是带着这些问题开始去寻找新的理论，登入经济学的奥堂的。当然，在科斯的思想中还存在着与他的主要规划中相关的另外两个问题。普兰特在他的讨论班中讲到了经济体制是通过定价机制来协调的，并对当时鼓吹的对英国的一批产业实行合理化的计划管理进行了批评，特别对用不同运输工具的协调的建议进行了批评。普兰特就这个课题于１９３１年向运输学会提交过论文。普兰特在关于商业管理的讲演中认为竞争将提供一切必要的协调，而在经济学中有一种生产要素——管理，它的作用就是协调。１９３１年１０月普兰特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就职演讲中说，消费者是经济体系中的“最终的雇主”，而且引用了阿瑟·索尔特的话：“正常的经济体制自身在起作用。”参见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书店；1994；第2页。普兰特的观点似乎使科斯对企业管理和雇员与雇主的关系模糊不清。但是科斯意识到，这个论点似乎不完善。
这两种观点是怎么样才能相一致呢？如果所有的协调都必须由市场来提供的话，那么，为什么需要管理来协调呢？对科斯来说，本质上同样迷惑不解的难题又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即社会主义前苏联的出现。对今天的人来说，很容易对科斯他们１９３１年所看到的情况持错误的观念。俄国十月革命在１９１７年发生，在经过战争和内乱时期以及集中管理的最初阶段以后，列宁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列宁去世后，斯大林直到１９２８年把托洛茨基流放后，才成为毫无疑问的俄国领导人，并在１９２８年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１９２９～１９３１年，科斯那时是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个学生，因此很难形成关于前苏联的计划如何付诸实施的观点，科斯对共产主义制度是怎么样运作的知之甚少。科斯听说在伏尔加河上建筑大型第聂伯水坝，科斯去过美国的塞内克特迪的通用电气公司的工厂，看过正在制造的大型水坝发电机组，不过，很难详细地了解其情况。列宁早已说过，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经济体制国家将管理得像一个大工厂一样。尽管当时要找出苏联正在发生着什么情况无疑比现在容易得多，但还是只有很少关于苏联的经济组织的经验作为研究的依据，当时的西方经济学家正在忙于对社会主义计划问题进行大辩论。在辩论中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把一个国家管理得像一个工厂一样将是不可能做到的。科斯想，人们认为不可能像一个大工厂一样管理前苏联经济，那么西方世界存在许多巨大工厂的事实又如何解释呢？当时科斯自认为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因此科斯到美国后访问了诺尔曼·詹姆斯（RJames），他是社会主义的总统竞选人。人们也许要问，科斯是如何把对社会主义的同情和接受普兰特的研究方法调和起来的？科斯只记得，他的一位同学勒纳在其《统制经济学》一书中承认他的观点的发展受到普兰特的影响，并前往墨西哥会见托洛茨基。规劝托氏说，只要再造竞争体制的效果并使价格等于边际成本，共产主义国家的一切就都会好起来。但是对科斯来说，他的社会主义的观点未经任何明显的否决阶段就相当迅速地消失了。
科斯是带着这些疑问到了美国。留美期间，科斯很少上课，虽然在美国科斯访问了许多大学，但主要的是参观一些工厂和商店。在科斯旅美之前，英国最大的职业工会——运输和普通工人工会的秘书欧内斯特·贝文为科斯与英国银行的布鲁斯·加德纳联系过，加德纳给科斯出具了给美国各种商人的介绍信，从而使科斯到美国后能够毫无困难地会见这些商人。科斯仍然记得最有教益的一天是在一个联合碳化物代理商的办公室，听他们的电话谈话。参见科斯：《我的经济思想演进》；原稿为英文未刊稿。这次参观给了他一种关于替代可能性的生动感受。留美期间，科斯阅读了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报告和诸如科普兰的棉纱工业研究，描述不同产业的组织的书籍。他还阅读了贸易期刊并利用更为少有的原始资料，诸如电话号码簿的泛黄页码。科斯入迷地从中发现众多的专业化企业，这些企业在科斯所认为的单一产业内部运行。科斯还从中发现如同煤炭公司和冰激凌公司那样的有趣结合。实际上科斯在美国做的就是寻找能解决他带去的难题的线索，令人惊奇的是，科斯在这方面做得很成功。
科斯通过各种访问、调查、观察与研究，需要解决的难题逐渐明朗起来，这就是，一种交易是在独立企业之间用合约安排来处理，还是用一体化来处理的原因是什么？这两种可供选择的解决办法在１９３２年２月底就已经在科斯的头脑中萦绕。在科斯的回忆中，他说他不能准确地说，他是如何找到解决办法的，直到他做完了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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