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十记-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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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我仍然耐心地说明，正是因为没有了“直通车”，而特区第一届立法会选举无法在1997年7月1日之前进行，所以，才有必要在一段时期内，成立一个临时的立法会。临时立法会所做的准备工作要到7月1日起才生效，因此，不存在两个并行的立法机构的问题。我希望，英方能够面对这个现实。　　　　
　　　　　　　　我还强调，在香港回归前余下的400多天里，双方应多做实事，不要吵架；多搞合作，少找麻烦。　　　　
　　　　　　　　里夫金德在后来的往来信件中，还不时制造出一些麻烦，我也没有一一回复。当然，双方之间的合作也有比较令人高兴的进展，那就是在1996年秋我们在纽约会晤时，共同确认了中英联络小组所达成的关于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的纪要，了结了香港回归前的一桩大事。　　　　
　　　　　　　　　　　　　　　　　　　　　　　　　　　　　　　　　　　　　　　　　　　　　　　　　　　　错估形势　　　　
　　　　　　　　回顾香港回归历程，中英双方由政制问题上的分歧而导致“直通车”安排的取消，最终走向完全的不合作，无疑是整个回归过程中最大的一场风波。　　　　
　　　　　　　　为了避免这种结果，中方曾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终未能如愿。原因何在呢？　　　　
　　　　　　　　对此，舆论界有过种种说法。较为普遍的一种观点，是强调彭定康的个人因素。虽然当时我们也有伦敦政府听命于港督的印象，但我想恐怕还是应从更广阔的背景来看待这段历史。　　　　
　　　　　　　　1989年后，英方提出要大大加快香港“民主化”进程，那时还不得不同中方事先磋商，以与基本法衔接。到了1992年，英方却置双方的协议和谅解于不顾，不同中方磋商，单方面提出“三违反”的政改方案，挑起公开争论，并在立法局通过，从而最终破坏了回归前后政制衔接的可能性。　　　　
　　　　　　　　英方如此大幅度改变在香港问题上与中方合作的政策，大概很难说全是个人因素所致，自有其深刻的国际背景。　　　　
　　　　　　　　上世纪90年代初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英国的当权人士根据这种变化，错误地估计了中国的形势和发展前景。他们认为，过去与中国签署的香港问题协议，英方让步过多，吃了亏，想趁机“翻案”。我想，这才是英方在香港政制问题上引发一场大风波的根本原因。　　　　
　　　　1997年7月1日，我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出席了香港回归的政权交接盛典。目睹着祖国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想到祖国领土被外国占领统治的历史从此结束，不禁心潮起伏，感慨万千，漫长过渡期中的日日夜夜、风风雨雨，都浓缩在了这个历史性时刻。令人难忘的是，交接仪式的那天，终日大雨滂沱。我想，不同心境的人会由此产生不同的感受。全世界的炎黄子孙，都会觉得这场大雨畅快淋漓，将中国的百年耻辱洗涤干净，使香港迎来一个全新的未来。　　　　
　　　　


第十章　港澳回归平静中的澳门回归

　　　　　　　　　　　　　　　　　　　　　　　　　　　　　　　　　　　　　　　　　　　　　平静中的澳门回归　　　　
　　　　　　　　　　　　　　　　　　　　　　　　　　　　　　　　　　　　　　　　　　　　　　　　　　风平浪静　　　　
　　　　　　　　如果说香港回归祖国的历程，是“风高浪急，波涛暗涌”，那么，澳门的回归，就可以用“风平浪静，波澜不兴”来形容了。　　　　
　　　　　　　　中国和葡萄牙两国就解决澳门回归问题的谈判过程相当顺利，合作良好。究其原因，这要追溯到葡萄牙在上世纪70年代发生的一场革命。　　　　
　　　　　　　　1974年4月25日，统治了葡萄牙近半个世纪的独裁政权被年轻军官组成的“共和国救国委员会”推翻。这场政变被人们称为“4·25”革命。革命后，新政府放弃了殖民主义政策，对葡属殖民地实行“非殖民化”。先是让在非洲的殖民地走向了独立。然后，于1975年底开始从澳门撤出军队，并在后来颁布的《澳门组织章程》中，承认澳门是中国领土，由葡萄牙管理。　　　　
　　　　　　　　　1979年中葡两国建立外交关系时，葡方又正式向中方承认，澳门是中国领土。　　　　
　　　　　　　　　20世纪80年代，当中葡开始谈判解决澳门问题时，领土主权的归属问题已经解决。这不像香港问题那样，领土主权归属是首先面临的大难题。因此，双方谈判有了良好的基础；在起草联合声明时，很快就领土主权的表述达成一致意见。在协议文本中，由双方共同声明，澳门地区是中国领土，中方将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相比之下，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中，因英方不愿说香港是中国领土，双方无法达成共同的表述方式，只能由两国政府各自做出声明：收回香港是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方决定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方将交还香港。　　　　
　　　　　　　　主权归属这个原则问题解决了，中葡谈判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中方收回澳门的具体时间了。当时，葡方希望尽量晚一点儿，最好推迟到21世纪。中方从统一大业的全局考虑，认为必须在20世纪结束之前收回，但可以和香港回归的时间错开一点儿。中葡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花了较多时间和精力，最后商定，在20世纪结束前十天，即1999年12月20日，完成澳门回归的政权交接。　　　　
　　　　　　　　由于两国关系一直友好，又充分考虑到澳门的一些特点和实际情况，中方根据“一国两制”方针，在制定对澳门的具体政策时，对葡方提出的合理意见和要求都尽量予以照顾。澳门有一批葡裔居民世世代代生活在那里，即所谓“土生葡人”，他们有较特殊的社会地位，也有一些自己的特殊利益。中方在联合声明中承诺，要依法保护这批居民的利益，并尊重其习惯和文化传统。又如，葡方十分看重葡萄牙在澳门的文化遗产和影响的延续，中方觉得有些要求是合理的，便同意在协议中特别写入“依法保护在澳门的文物”，并同意葡萄牙语除作为正式语文外，仍可作为教学语言的内容，将文化、教育、语文方面的条文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在有关澳门回归时政权交接的安排上，中方考虑到葡萄牙早已从澳门撤军，我解放军进驻澳门时，便没有像香港那样的军事交接问题。因此，解放军没有在政权交接的午夜零时开进，而是在回归日的白天，在灿烂的阳光下，威武进驻。　　　　
　　　　　　　　　　　　　　　　　　　　　　　　　　　　　　　　　　　　　　　　　　　　　　　　　　平稳过渡　　　　
　　　　　　　　澳门的过渡期几乎与香港的过渡期同样长，但面临的问题颇不相同。　　　　
　　　　　　　　为了实现平稳过渡，澳门在过渡期要解决“三大问题”：即语文、人才和法律。这三大问题成为中葡外交磋商中自始至终的重要议题。中方在各个层面都积极地推动并协助葡方解决这些难题。这中间，当然也会出现一些意见分歧，但双方基本没有公开争论过，而是协商解决，最终完成了工作。　　　　
　　　　　　　　在此期间，两国领导人曾多次互访，澳门问题自然也是双方磋商的重点。在澳门问题上的良好合作，可以说促进了两国双边友好关系的不断发展。　　　　
　　　　　　　　1991年2月，我首次访问葡萄牙，受到了友好的接待，并与葡方就中、葡语文在澳门的官方地位正式达成协议，为推动上述“三大问题”的解决迈出了重要一步。　　　　
　　　　　　　　说起来，葡萄牙成为1989年之后第一个接待中国外长正式访问的西方国家，并不是偶然的。由于在澳门问题上合作得很好，双方在过渡期中可以展望到澳门交接之后中葡友好合作的广阔前景。因此，在两国高层交往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即澳门问题的顺利解决，可以有力地推动中葡关系以及中国与欧盟之间关系的发展。　　　　
　　　　　　　　在过渡期内，我同葡萄牙外长多次会晤，讨论澳门过渡的有关问题，也以外长身份或陪同我国领导人几次访问过葡萄牙。其间，还第一次访问了澳门，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99年3月，我以中国副总理的身份，应澳门总督之邀，去澳门出席澳门文化中心揭幕典礼，并在那里与葡萄牙总统桑帕约会晤。　　　　
　　　　　　　　这是我第一次踏上澳门的土地。而在香港回归前，我并未能以官方身份正式访港。　　　　
　　　　澳门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既有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有葡萄牙的传统文化，更有澳门本身的文化。澳门同胞有着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孙中山先生早年就在澳门生活、行医。著名作曲家、《黄河大合唱》的作者冼星海也是澳门人。　　　　
　　　　　　　　在与桑帕约总统会晤中，他表示很关心澳门回归中国后，能否继续保持自身的特色，并希望澳门过渡期的结束，将给中葡两国关系带来新的积极因素。他还特别告诉我，他将亲自出席澳门的政权交接仪式。在这次会晤中，我们就澳门过渡期最后的270多天里的双方合作和所有有待解决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进展，双方谈得十分融洽愉快。　　　　
　　　　　　　　1999年12月20日，中葡之间终于顺利完成了澳门回归的政权交接。　　　　
　　　　　　　　我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出席了那天的交接盛典，见证了那一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　　　　
　　　　至此，港澳两地回归的任务都已完成，中国人民更有理由期盼，台湾能够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从而最终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　　　　
　　　　　　　　“何日两岸同，天意遂人愿。”这也是我晚年的心愿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