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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十记-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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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学者阿尔巴托夫是这样论述20世纪70年代的苏联的：经济学者已经意识到苏联的经济发展一直是在走外延发展道路，而现在外延增长的因素已经枯竭。因此，必须把转向集约化发展道路提上日程，必须从依靠行政命令转为用经济杠杆调控经济。必须重视已经开始的新科学技术革命等。当这些问题被提到苏共代表大会上时，只是议论了一番。实际上，一切依然如故，毫无结果。
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用曾任苏联总统助理的切尔尼亚耶夫的话说，对苏联社会的质疑开始出现了。当戈尔巴乔夫说“忠于社会主义价值”、“纯净的十月革命思想”等等时，“我们自己也弄不明白，我们究竟是处在什么样的社会中”。
曾任苏共中央领导人的利加乔夫说，我们当时感到特别惊讶的是，苏联在科技方面与西方的差距非常大，我们对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停滞也感到担忧，这一切都影响到人民生活水平以及社会思想。他认为苏联进行改革的前几年，解决了一些住房之类的社会问题，随后便困难重重，在经济方面出现了无组织现象。由于急于扭转经济上的不利局面，而又不懂经济规律，就匆忙决定快速转向市场经济，结果遇到很多困难，尤其是消费品严重短缺，从而引起社会的强烈不满。
利加乔夫在分析苏联瓦解的原因时，特别强调以下因素：首先是大批党的领导人在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变了质；其次，是苏联为增强国家的防御能力而过度消耗了大量资金，把最优秀的干部、专家学者，最好的设备、材料和大量的工业企业，都投入到这一领域。
切尔尼亚耶夫进一步分析道，西方用超级武器进行的威胁，原来都是虚张声势的吓人手段，而莫斯科却特别容易受到这些吓人手段的支配，并卷入了致命的螺旋式的军备竞赛，为之牺牲了一切，最终，也包括牺牲了自己国家的未来。
曾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雷日科夫认为，俄罗斯议会1990年6月发表主权宣言，是苏联瓦解的决定性事件，此后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苏联走向崩溃。一旦俄罗斯明确宣布自己是小于苏联整体的主权国家，联盟的瓦解就成为不可避免。其他共和国没有任何别的选择，只能也成为主权国家。
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认为，有两件事对苏联解体产生了巨大作用，一是1990年俄罗斯的主权宣言，因为当时全苏联境内除爱沙尼亚外，没有一个加盟共和国搞独立，俄罗斯向谁要主权？答案只能是：向其他加盟共和国，向苏联；再就是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宣布退出苏联共产党。这两件事一发生，苏联解体的命运就定了，因为支撑它作为一个统一国家的主要支柱已经坍塌，维护和保证国家统一的纪律和意识形态也不复存在了。
如今看来，可以这样说，就苏联而言，成也俄罗斯，败也俄罗斯。
第七章 从苏联到俄罗斯承认俄罗斯及独联体国家
1991年12月25日，我在向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做关于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的报告时谈道：苏联解体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近半个世纪的美苏对抗、东西方冷战和两极体制的最终结束。中国人民与原苏联各共和国人民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和友好往来。苏联解体后，中国政府本着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同时，将继续与这些共和国保持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27日，我致电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正式通知他：中国政府决定承认俄罗斯联邦政府，并决定中国原驻苏联大使王荩卿改任驻俄罗斯大使，还表示中国政府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保持和发展同俄罗斯的友好合作关系。
王荩卿大使本来是作为我国新任驻苏联大使，于1991年11月底到达莫斯科的。12月初，他按照惯例拜会苏联副外长罗高寿时，苏方告诉他，戈尔巴乔夫总统可能在12月7日到14日之间接受王大使的国书。
但是，局势瞬息万变，这份国书还没来得及递交，苏联便已不复存在了。
苏联解体后，其对外关系部（即原来的苏联外交部）向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办了移交。部长离任，四名副部长被临时任命为俄联邦外交部的“执行特别任务大使”。12月24日，已成为这四位大使之一的罗高寿约见了王大使，对王大使没能及时递交国书表示歉意，并表示将尽快安排王大使向俄罗斯领导人递交国书。但这时，王大使赴任时带去的致苏联国家元首的国书已经不能用了，国内立即委托信使给他带去了新的国书。
等到王大使终于向叶利钦总统交上国书的时候，已经是1992年的2月初了。
1991年12月27日，我致电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摩尔多瓦等国外长，告知中国政府决定承认这11个国家独立，并准备同他们进行建交谈判。
当时，以外经贸部部长李岚清为团长、外交部副部长田曾佩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正在对乌克兰、俄罗斯等国家进行访问。中国的承认电发出之时，他们正好到莫斯科。李岚清部长在同俄罗斯副总理绍欣见面时，转达了杨尚昆主席和李鹏总理致叶利钦总统的口信。田曾佩副部长与俄罗斯副外长库纳泽就两国关系问题进行了会谈。12月29日晚，双方签署了两国会谈纪要。纪要肯定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两国关系的基础，确认1989年和1991年中苏两个联合公报规定的各项基本原则为两国关系的指导原则。双方同意将继续履行中国与苏联签订的条约、协定所规定的义务，并加强各领域各级别的交往。同时，两国将尽快批准中苏东段边界协定。这个纪要解决了中苏关系的继承问题，也是在新形势下开展中俄关系的第一个指导性文件。
在中俄两国副外长会谈期间，李岚清团长继续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代表团本来按计划要到中亚地区继续访问，但12月30日独联体各国首脑要在明斯克开会，到访国的主要领导人和外长均不在其国内。代表团便决定于29日先回乌鲁木齐，然后从1992年1月2日起，开始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代表团每到一地，即与对方进行建交谈判，签署建交公报。因当场来不及打印，许多建交公报的正本都是手工誊抄，这在新中国的外交史上，大概是从未有过的。
就在同时，代表团成员之一的王荩卿大使返回了乌克兰，同对方商谈建交问题，双方在1月4日签署了两国建交公报。
在访问期间，代表团还同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等五国签订了经济贸易协定。中亚地区这些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都会见了中国代表团，并都表示，非常愿意发展同中国在各领域的关系。有的国家领导人提出，应尽快实现高层领导人之间的互访；有的询问，中国何时能派来大使；有的国家外长还说，已经初步为中国使馆物色了馆址。
1月中旬，王荩卿大使又作为中国代表，同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的代表在莫斯科进行建交谈判，后来又分别去了这些国家，与对方签署了建交公报。中国与白俄罗斯的建交公报，是1992年1月20日在北京签署的。这样，中国就完成了与所有的苏联前加盟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任务。
第七章 从苏联到俄罗斯中俄新关系
苏联的瓦解，及其所造成的国际局势突变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加上当时西方大国自1989年以来对我国施加的政治经济压力依然存在，这一切使得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更为严峻和复杂了。
面对这种局面，邓小平同志指出：“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他要求大家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他说，中国搞社会主义，是谁也动摇不了的。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
1992年春天，小平同志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开放中，显得更加生机勃勃了。
这时，应与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建立何种关系，成为中国外交亟待解决的问题。
还在苏联的政治经济体制开始明显转变之前，小平同志就明确提出，中国观察国家关系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争论。
根据这一论断，中国外交制定了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不同，在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与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开展政治经济等各方面交往的方针，使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1992年初，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在给我的信中表达了俄方愿按当年中苏之间的规模和级别，发展同中国关系的愿望。
1月底，联合国在美国纽约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安理会首脑会议。李鹏总理出席了这次会议。俄罗斯方面由叶利钦总统前往参加。这也是俄罗斯取代苏联在联合国的席位后，俄领导人首次参加联合国活动。李鹏总理和叶利钦总统在联合国总部见了面，就两国关系交换意见。
叶利钦总统首先表示，俄将恪守双方已有的两个联合公报，同时希望将两国关系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俄将尽快批准两国东段边界协定。李鹏总理说，中国在处理与外国关系时，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中俄两国人民有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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