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十记-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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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的种种问题，那份耐心、热情和周到，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那时，在我们中国学员的心目中，苏联是革命圣地、列宁的故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样板。苏联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又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而社会发展的光明前景，更是令人向往。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在经济建设等很多方面，都在学习苏联的经验。我们到了苏联，都很兴奋，生活又很愉快，一心要以苏联为榜样，好好学习。　　　　
　　　　但是，在苏联学习的时间长了，和老师、同学的交往多了，慢慢发现苏联也存在着一些难以理解、不如人意的社会现象。不少苏联人在谈吐中，不时会流露一些不满情绪。大家最初深感诧异，想不明白，为什么社会主义建设了几十年的苏联，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呢？社会主义社会难道也会不完美吗？　　　　
　　　　


第七章　从苏联到俄罗斯留苏工作

　　　　1955年夏天，苏联团校的学习还没结束，组织上就通知我，毕业后留在驻苏使馆工作。　　　　
　　　　我们刚到苏联时，我国驻苏大使是张闻天同志。1955年初，张闻天奉调回国，由刘晓同志出任大使。陈楚同志和张德群同志先后在使馆任公使衔参赞。　　　　
　　　　我先是被安排在使馆的留学生管理处工作。　　　　
　　　　那时，我国一年中同时在苏联的留学人员约有4000多人，其中在莫斯科的就有2000多人，在列宁格勒、基辅、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敖德萨等地也有不少人。使馆的留学生管理处负责所有与留苏学生有关的事务，例如联系院校、确定专业、留学生的思想教育，乃至个人生活方面的一些问题也要处理。留学生管理处的主任是教育部派来的参赞李滔同志。在留学生管理处工作时，我几乎到过所有有中国留学生的苏联院校，并有一年的时间住在列宁格勒，专职管理那里的1000多名留学生。　　　　
　　　　1960年，我调到使馆研究室，主持调研工作，直到1962年初奉调回国。　　　　
　　　　从1954年去苏联团校学习，到1962年回国，我在苏联学习、工作了八年。这期间，苏联内部和中苏关系都发生了不少影响深远的变化。特别是1956年，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做关于斯大林问题的“秘密报告”，在苏联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应，西方舆论也广为传播。不久，中国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文章，两党发生分歧。从1959年起，中苏开始了为期30年的“冷战”。我1962年初回国时，中苏两党正处于“十年论战”的高潮，而两国关系正在一步步滑向严重的对抗。　　　　
　　　　


第七章　从苏联到俄罗斯重返莫斯科

　　　　十年后，也就是1972年初，我正在安徽干校劳动之时，又一次奉命赴苏，到驻苏使馆担任政务参赞。　　　　
　　　　当时，中国仍在经受“十年文革”的磨难，人们的思想在经历了社会动乱之后，正孕育着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在赴莫斯科的火车上，我也在想，不知十年后的苏联会是什么样子，社会有什么变化。　　　　
　　　　从北京到莫斯科，火车要行驶整整一个星期，一路上，倒是可以好好观察一下。从车窗望出去，仍是一望无际的森林和原野，挺拔的白桦树，广袤的草原……风光依旧。只是沿途看不到什么大的建筑、新的工厂或新的城市。列车一站站停靠时，从行色匆匆的旅客们的衣着和行李上，以及车站小卖部抢购食品、到处有人拎着面包的情况来看，苏联没有什么变化，发展好像停滞了。当年赫鲁晓夫吹嘘的“20年内建成共产主义”的“宏伟规划”显然已成了泡影。　　　　
　　　　要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北京至莫斯科的国际列车上乘客已经寥寥无几了，和十年前的境况真有天壤之别。我们几乎可以独享整节车厢，旅途烦闷时，只能和乘务员聊聊天。当时，中苏之间的交往已经很少了，但两国间的国际列车仍照旧运行。　　　　
　　　　中国驻苏使馆在列宁山上，占地12公顷，主楼是一座宏伟建筑。这时，使馆的工作人员已大大缩减。由于双方关系紧张，苏联方面设了好几个警察岗哨，对中国使馆进行严密“保护”，也就是严格监控。　　　　
　　　　从使馆的楼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莫斯科大学建筑的尖顶上闪亮着硕大的红星。1957年11月，毛主席正是在这所大学的大礼堂里向留苏的中国学生说，你们青年人好像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当时，留学生们高喊着　“为祖国建设奋斗50年”的口号来回应，场面激动人心。　　　　
　　　　时过境迁，当年热情澎湃的场景已经不再。驻苏使馆里相当冷清，与对方已经没有多少外交业务了，只能在使团中开展工作。对苏方，除了一些礼节性拜会外，就是我方提出抗议，或是驳回对方的“抗议”。　　　　
　　　　20世纪70年代初期，驻苏大使是刘新权同志。使馆有三位政务参赞，除了我，还有马列和王荩卿同志。　　　　
　　　　由于莫斯科地处交通要道，过往的中国代表团仍然不少。使馆的一项工作就是向他们介绍苏联的情况，以及逗留期间应注意的事项。　　　　
　　　　我们也利用一切机会到苏联各地旅行，去了解情况。我先后访问了外高加索地区和波罗的海沿岸。苏联方面对我们的出行格外注意，采取严密的监控措施。被“盯梢”真是家常便饭。只是这种“盯梢”太容易发现了，有时把他们甩掉，有时也开开他们的玩笑。有一次，在旅途中，我干脆就直接跟“盯梢”的人说，你跟在后面太辛苦了，我们正好不认识路，还是请你到前面来，给我们带路吧。“盯梢”的人被弄得哭笑不得。　　　　
　　　　1974年夏，我调离苏联，去非洲赴任。　　　　
　　　　从1954年算起，断断续续，我在苏联度过了整整十年，经历了中苏关系最好的时期，也见证了两国关系的逐渐恶化，而最后这两年，则是中苏关系最为紧张和困难的时期。　　　　
　　　　


第七章　从苏联到俄罗斯“8·19事件”前后

　　　　自1974年离开苏联后，我仍多次访问过苏联，并从1982年起，主持了为恢复两国关系正常化而进行的中苏磋商。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后，随着苏联社会政治经济矛盾的不断加剧，苏联竟在一夜之间瓦解了。　　　　
　　　　20世纪80年代末期，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最先发出了独立的呼声，并提出控制本国财产的要求。接着，位于外高加索的格鲁吉亚宣布主权独立。就像是多米诺骨牌倒下去一样，到1990年年底，苏联的15个加盟共和国全都通过了关于主权独立的决定，其中四个明确表示退出苏联。　　　　
　　　　在这一过程中，俄罗斯的独立具有决定性影响。1990年6月12日，俄罗斯发表了主权宣言，其中明确提出：俄是主权国家，联邦宪法和法律在国内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苏联法律同俄联邦主权相抵触时，俄将中断其在本土的效力。俄罗斯还宣布，俄有支配本国全部财富、解决本国社会全部问题以及退出苏联的权力。后来这一天被定为俄罗斯的“独立日”，成为他们的国庆节。　　　　
　　　　苏联最初是在1922年底由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南高加索联邦组成的，1940年8月后形成了包括15个加盟共和国、跨11个时区的世界上占地面积最大的国家。俄罗斯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中土地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其国民生产总值占苏联的一半以上。俄的日常事务实际上是由苏联政府中的各机构直接管理。现在，俄罗斯宣布独立了，苏联存在的基础一下子就没有了。　　　　
　　　　为了挽救苏联解体的危机，1990年，戈尔巴乔夫总统提出了新的结盟原则。这是一个重新规范中央与各加盟共和国关系的新联盟条约。条约的草案在11月公布了，其主要内容是规定联盟中央掌握通过宪法以及国防、安全、外交的权力。各共和国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各国可自主确定国家体制。各国首脑参加联邦委员会，参与确定联盟的内政、外交等基本方针。　　　　
　　　　草案公布后，波罗的海三国明确表示不参加缔约。格鲁吉亚称“在获得真正主权之前不会缔结任何形式的条约”。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则要求中央先承认它们的主权宣言，并明确同它们划分权限之后才能缔约。　　　　
　　　　第二年春天，苏联的政治、经济形势更加严峻，戈尔巴乔夫与俄罗斯等九国领导人为克服危机，商定采取紧急措施，以稳定国内局势，并尽快签署新联盟条约。这即是通常所说的　“9＋1”协议或“新奥加廖沃进程”。用当年曾任苏联科学院美国加拿大研究所所长的阿尔巴托夫的话来说，当时，“新奥加廖沃进程”重新燃起了人们的希望。大家普遍认为，即使没有波罗的海国家，我们国家面临的急迫问题也可以在邦联而不是联盟的基础上加以解决了。　　　　
　　　　1991年5月中旬，江泽民总书记访问苏联。戈尔巴乔夫在会谈时曾向江总书记强调，苏联许多问题的解决都将取决于如何更新联盟的问题。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制定一个新的联盟条约。新联盟条约将确定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国的权限和活动范围。哪一个加盟共和国签字，加盟共和国就可以在苏联统一的经济空间中享受各种优惠条件。如果不签字，就会被视为外国，从而不能享受统一的经济空间的各种优惠条件。他说，现在15个加盟共和国都来人了，正在莫斯科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就像罗马选教皇一样，”他比喻说，“结果出来之前，谁也不能离开教堂。只有在教堂顶端升起烟来，向外界宣告选举结果后，参选者才准离开。我们还要开联邦委员会会议，如果房顶不冒烟的话，谁也不准离开莫斯科。”　　　　
　　　　8月初，戈尔巴乔夫宣布，新联盟条约将于8月20日公开签署。然后，他就去克里米亚半岛休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