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十记-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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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双方发表了联合公报，中美关系明显缓和。中日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西欧、拉美和非洲许多国家也纷纷与中国建交。特别是1973年初，关于在越南恢复和平的巴黎协定签署后，美国结束了对印度支那的侵略战争，撤出军队，开始收缩在东南亚的军事力量。在国际格局出现明显变化的情况下，东盟对外政策也做了重大调整，东盟与中国关系开始从相互敌视走向友好合作。东盟六国中的三国，即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相继同中国建交。　　　　
　　　　　　　　这时，作为东盟六国之首的印尼，与中国的关系如何发展，成为决定东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关键。　　　　
　　　　　　　　1978年末，邓小平同志对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这是中国高级领导人首次访问东盟成员国。双方就维护东南亚和平与稳定、中国同东盟各国的关系坦诚地交换了意见，增进了相互了解，减少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疑虑。从此，中国与东盟各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在反对越南入侵柬埔寨、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以及维护东南亚和平方面，双方持有共同主张，有着密切良好的合作。　　　　
　　　　　　　　与此同时，中国与东盟各国的经贸关系快速增长，文化交流也十分频繁。　　　　
　　　　1988年11月，李鹏总理在访问泰国期间又宣布了中国政府关于建立、恢复和发展同东盟各国关系的四项原则，即：（一）在国家关系中，严格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二）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的原则；（三）在经济关系中，坚持平等互利和共同发展的原则；（四）在国际事务中，遵循独立自主、互相尊重、密切合作、相互支持的原则。　　　　　　　　　　　　　　　　　　　　　　　　　　　　　　　　　　　　　　　　
　　　　　　　　在这种形势下，印尼对华关系也出现了松动，双方接触开始增多。1975年苏哈托总统曾表示，鉴于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相继同中国建交，印尼也正在准备改善对华关系。1977年11月，印尼首次派工商会代表团参加了广州交易会。1985年4月，应印尼政府邀请，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率中国代表团赴印尼参加了万隆会议30周年纪念活动。　　　　
　　　　　　　　印尼是东盟中最大的国家，在东盟中起着领导作用。在柬埔寨问题上，印尼同其他东盟国家基本上保持了一致的立场。印尼曾于1988年7月和1989年2月两次主持召开关于解决柬埔寨问题的非正式会晤——当时称为“鸡尾酒会”。由于各方分歧严重，会议未能取得任何突破。作为柬埔寨问题巴黎会议两主席之一，印尼感到为寻求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必须同中国保持密切磋商和良好合作。　　　　
　　　　　　　　印尼的一些有识之士认为，作为大国，中国的实力是这个地区重要而又不可改变的现实，印尼不能再拒绝同中国打交道了。　　　　　
　　　　　　　　国际环境的改变和共同的战略利益，使印尼在对华态度上出现了积极变化。　　　　
　　　　　　　　1988年3月，苏哈托总统在谈及两国复交问题时，放弃了原先提出的要中国就所谓中国卷入“9·30”事件进行“公开道歉”的要求。1989年初，印尼外长阿拉塔斯通过印尼驻联合国代表苏特雷斯纳大使，面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鹿野大使，印尼将全力促进中、印尼复交进程，政府各部门的协调已经恢复，并表示想同中国外长尽早会晤。李鹿野大使答复萨特雷斯纳大使，中方赞赏印尼方为推动两国复交进程所做的努力，中国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尽早恢复中、印尼外交关系。中国外长也希望尽早与阿拉塔斯外长会晤。　　　　
　　　　　　　　正是在这时，出现了“东京葬礼”的时机。但是，我们得知，阿拉塔斯外长不随苏哈托总统赴东京，两国外长会晤难以实现。为了抓住时机，我们仍向印尼方表示，中国外长将会作为特使，前往日本参加裕仁天皇的葬礼，这将是双方会晤的好机会，如果方便，中国外长也愿意拜会苏哈托总统。2月13日，印尼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告知中方，国务部长穆迪奥诺将陪同苏哈托总统参加天皇葬礼。因阿拉塔斯外长不在随行人员之列，穆迪奥诺部长将同中国外长会谈，并说，苏哈托总统愿会见中国外长，具体安排将通过双方驻日本使馆商定。　　　　
　　　　印尼方还说，穆迪奥诺虽是国务部长，但对中、印尼双边情况相当熟悉。　　　　
　　　　　　　　穆迪奥诺是位少将，自当上尉时开始，就协助苏哈托工作。苏哈托执政后，他在内阁秘书处工作，后任内阁秘书、副部长和国务部长，并兼任印尼对华关系统筹委员会主任，负责处理对华的重要事务。他深受苏哈托的器重，是印尼高层智囊团的重要成员之一，也是印尼内阁中的实权人物。他所掌管的国务秘书处与总统府仅一墙之隔，主要职责是负责起草总统演说和颁布政府各项法令与条例，协调总统与政府各部门之间关系，实际上担负着上下沟通的重要角色。每周的内阁会议之后，一般都由他向媒体吹风或发布重大信息，故有“小总统”之称。可以看出，印尼决定由穆迪奥诺出面商谈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是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安排。　　　　
　　　　


第四章　东京的“葬礼外交”　“三点一致意见”

　　　　　　　　中国、印尼的东京会晤，是双方多年努力的结果。当时我们分析，此次会晤也许会出现两种可能，一是印尼方对两国复交问题会采取较前更为积极的态度；或是由于内部仍未协调好，提出中、印尼关系正常化分步走的方案。　　　　
　　　　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我们都设想了应对之策。我们的基本态度是，充分利用这次机会，积极推动两国复交的进程。　　　　
　　　　　　　　2月23日下午，按双方事先商定的时间，我在印尼代表团下榻的东京帝国饭店，先会见了穆迪奥诺部长。这是我同穆迪奥诺的首次见面。他为人随和，谈吐直率，机敏而不失幽默。　　　　
　　　　　　　　会谈中，我先回顾了双方近年来开展直接贸易和在柬埔寨问题等国际事务方面的良好合作，阐明了中国对当前国际和亚洲形势的看法。我表示，中、印尼同属亚洲大国，中国有11亿人口，印尼有1。7亿人口。我们两国都面临建设自己的国家和提高人民生活的任务，都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两个大国，若能集中精力搞好国内建设，并一同致力于和平，那将是本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因素。　　　　
　　　　　　　　我还专门向他解释了中国对外关系中所遵循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说，五项原则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互相尊重主权和互不干涉内政。我们不仅在处理国家关系上是这样，在处理党的关系上也是这样。我们始终认为，每个党的事务都属于这个国家的内政，每个国家都有权自己处理这方面的问题。中国绝不会利用党的关系来干涉别国的内政。　　　　
　　　　　　　　关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问题，我对他说，两国复交的时机已经成熟，中方对此一直持积极态度。今天利用这个机会，我愿听取阁下的看法。　　　　
　　　　　　　　穆迪奥诺赞同我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接着说到印尼国内两次政变（注）给印尼造成的重大影响和严重危害。他说，刚才阁下谈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印尼在处理国内问题方面也有个五项原则，那就是“建国五基”，即：信仰真主、公正与文明的人道、国家统一、民主和社会正义与繁荣。他接着说，印尼的国家哲学和意识形态可能与别国不同，但我们愿同其他国家发展关系。印尼尊重其他国家的意识形态，同时也希望其他国家尊重印尼的意识形态和世界观，尊重上述印尼处理国内问题的原则。他还强调，印尼至今一直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在谈话中，穆迪奥诺未再纠缠过去所谓中国卷入“9·30”事件等问题。　　　　
　　　　我强调说，我们尊重印尼在国内所采取的原则，同样我们希望双方都共同信守国际关系中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们充分注意到印尼在处理国家关系中对不干涉别国内政特别关心，坦率地讲，中国同印尼共产党已经没有任何联系，就连现在有没有这样一个党我们也不知道。过去有些印尼人住在中国，如今大部分已离开了，剩下的人很少，最多几十人，其中有的已年老退休，有的就业工作。作为外国在华侨民，我们不允许他们从事政治活动。关于如何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这一目标，如果阁下认为可以讨论这个问题，我建议双方可通过各自驻联合国代表团继续进行讨论，同时，两国外长见面时也可商谈。联合国渠道的讨论可更具体一些，为两国外长会晤做好必要准备。　　　　
　　　　　　　　穆迪奥诺感谢我所做的说明，表示同意中方所提出的建议，由两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进一步磋商，必要时，两国外长可以直接会晤。　　　　
　　　　　　　　说到这儿，他看了一下手表，主动提议休会片刻，并没说什么理由。实际上，他是到隔壁房间，去向苏哈托总统汇报我们两人的会谈情况。大约5分钟后，他回来了，笑着对我说：“总统阁下要单独会见外长阁下。”　　　　
　　　　　　　　苏哈托总统给人的印象，很像一位满头银发的老教授，说话温文尔雅，待人彬彬有礼。实际上，苏哈托是一名军人，行伍出身。他少年时代曾在清真寺附设的学堂读过书，19岁时就去当兵，从一名士兵一步步晋升到将军。1965年“9·30”事件后，苏哈托接管了苏加诺的总统权力，任陆军临时负责人、主管恢复治安和秩序的司令、内阁部长和陆军司令等职。从1968年至1998年，七次蝉联总统，成为印尼的政治强人。　　　　
　　　　　　　　有舆论分析说，在苏哈托统治下，印尼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基本稳定，印尼共已经成为历史，当时，他已决意要与中国恢复关系。但在苏哈托当政的年代，对华侨华人实行了严格的限制和歧视政策，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他下台以后。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