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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黄埔军校(全文)-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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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两种证书的长宽尺寸不同，颁发时间不同，潘学吟的那种证书在设计和印刷上显得简单一些，因此，也有人推测潘的那种证书有可能是校军东征归来后补发的。在所署时间上，有意提前到军校最初宣布第1期毕业时的1924年11月30日。
近年，笔者始看到黄埔一期毕业生贾伯涛曾撰写过一篇关于毕业证书的化名文章。这篇文章最早发表在1975年8月4日香港《晶报》，署名“王向武”，他写道：
1974年初，我（王向武）随美洲华侨团体，回台参加庆祝（活动）并观光，曾到巍峨堂皇大厦之国父（孙中山）纪念馆参观，看到黄埔军校纪念部分内，陈列有许多照片，其中……悬有卒业证书影本一张，内文为“本校第一期学生贾伯涛按照本校规定步兵科教育修业期满考试及格特给证书”，署名为：海陆军大元帅、陆军军官学校总理孙文，校长蒋中正，
1984年6月，宋希濂等黄埔校友在广州纪念会上喜相逢。
党代表廖仲恺，中华民国十四年三月一日给。在日期上盖有军校长形关防大印，该证书上方正中，印有国父照片，左右有国党旗交叉，下方无边，似已被裁掉，看去非完整之原形。当时并未究其原因，后在友人处看到，黄埔军校50周年校庆特刊内，亦刊有类同之图片。稍后两天，到国军历史资料馆参观，发现另外有一张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证书原件，单独陈列一玻璃橱内，甚为惊奇，细视之，与国父纪念馆内所陈列之影本完全不同，而与普通学校之文凭形式相仿，已无国父署名，仅有校长蒋中正，党代表汪精卫，内填毕业生为王锡钧。乃引起我的好奇心，欲追究其谁是真的，谁是假的，何以同为第一期毕业生证书，为什么有两种形式的文凭？遂请教该馆执事者。据答，两种都是真的，陈列在国父纪念馆之影本，系原始发给的，以后改掉党代表汪精卫，改发第二种，将原始发的，悉数收回，予以焚毁。仅因奉命执行焚毁人贾伯涛，将其自己的一份原件秘密抽出，保存迄今。询贾、王两人，现是否还在台北？拟往访询明其究竟，并想看该原始证书的原件。承告，王君早已亡故，贾君据闻现在侨居美国。
11月初，我返回纽约，探得贾伯涛君住址，即往问该两种文凭之经纬。承贾君陈述其情形甚详。
我问：黄埔军校第一期文凭，何以有两种不同的，其经过情形如何？
陆军军官学校关防，早期黄埔军校毕业证书上加盖的即是此大印。贾答：国父于民国二十三年春创办黄埔军校，培养革命武力干部，委派蒋校长为校长……（孙中山）自兼总理，并设党代表及政治部，委派廖仲恺先生任党代表，初任戴季陶为政治部主任，旋由邵元冲继任，不久改任周恩来，负责政治训练及政工指导。次年第一期学生毕业后发给毕业证书，是项证书，系由政治部制发，故证书下方中央，绘有镰刀、斧头、步枪之图形，表示农、工、兵合作革命。此图形为共产党标志，亦象征黄埔军校本为国共合作所办的。于黄埔军校第一次东征胜利，军次梅县，分发各毕业生。迨回师广州，驱逐刘、杨之后，廖党代表被刺身亡，改由汪精卫继任。蒋汪以该文凭下端绘有共产党标志，深表不满，决定另行制发，取消该项共产党标志。复因国父已逝世，未列入其名衔，只署名校长蒋中正，党代表汪精卫。通令所有第一期毕业生，缴回原领之原始证书，换发新证书。并命我（贾伯涛）将所收回之原始证书全部焚毁灭迹。当时我系供职校本部，为机要参谋。在执行焚烧时，认为此原始证书颇具有历史珍奇价值，不忍将我本人的一份毁去，乃私自抽出，其余的付之一炬销案。虽经50年来之战乱、流徙，始终随带身边，保存此惟一独有、所剩余之一份，以留珍贵历史纪念云云。
第十二章 考辨毕业证书（5）
……复承贾君出示其珍藏50年具有革命历史价值之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原始证书，见其形式与国父纪念馆内之影本完全相同，确系原始文件。五彩套版印制，黄底，蓝边，黑字，文底印有红色：“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四角有三民主义四字，均系隶体。关防大印及蒋中正、廖仲恺私章则为红色印泥加盖其上。上方正中央，印有国父肖像，及国党旗交叉，下方正中央，印有镰刀、斧头、步枪，均系红蓝色，甚为美观。笔者看完后，不禁肃然起敬，认为确系一种历史文献，稀世无价之珍宝，捧观至在，乃璧还之。复见贾君欣然有得之色，亦表示：黄埔军校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占有极光荣之一页，此惟一独有之军校第一期原始毕业证书，自为有价值之历史珍藏文献。
黄埔一期学生的毕业证章
贾伯涛的以上口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亦与其他同为黄埔一期毕业同学的回忆存在一些矛盾。经考证，其中有一些可商榷之处：其一，贾文几处所言“惟一独有之军校第一期原始毕业证书”，其实并非“惟一独有”，因为之后又发现了蔡升熙等同学的同一样式的黄埔第1期毕业证书。其二，从毕业证书所署时间看，贾的证书为1925年3月1日，此时正值东征淡水之役和棉湖之役期间。由此可推论贾所述可能存在时间上的差误。其三，第1期第6队，系由湘军讲武学校在1924年11月19日并入黄埔军校，毕业时间在1925年春，相对晚于1924年11月底毕业的同期前几个队，在潘学吟的那种样式的证书发放时，第6队学生还在继续学习中，不可能拿到潘样式的证书。由此看原第6队学生蔡升熙的毕业证书，所署发毕业证时间为1925年3月1日，这可说明蔡的证书所署时间是准确的。而蔡是第6队学生，他不可能拿到两种样式的毕业证书。由此推论，同一样式的贾伯涛的证书发放时间也是准确的，然而贾是第3队学生，他应该是拿到了这两种不同样式的毕业证书，其记忆很可能有所颠倒，所销毁的是潘样式的证书。
贾伯涛以上文中所述王锡钧的毕业证书，其中有党代表汪精卫的署名，显然又是另外一种样式的毕业证书。笔者没有见到原件真品，故在此不妄加评说，留待后论。
毕业证书解疑
（一）关于证书真伪。笔者认为，通过对多位黄埔一期老人的走访调查，可充分说明在黄埔一期学生毕业时确实有换发证书一事，存在有不同样式的毕业证书，这确属大革命年代局势急剧动荡时期的特殊历史现象。当时，各地军队急需人才，这期学生又是首批革命军校毕业生，未等修业期满即已任职的学生不在少数；国共合作正处在蜜月时期；周恩来刚到校任职；学生第6队的补入；东征战事，等等。诸多历史因素，造成了出现不同的毕业证书的原因。证书在形式上出现的差异，正反映了周恩来到校后在军校建树政工业绩的历史事实。从证书中四角小字由校训“亲爱精诚”变化为含义更深刻的“三民主义”中看出，特别是后一种证书中出现的镰刀、斧头、步枪交叉图案更能说明这一问题。笔者又曾对两种证书上的印章及行文与同年代档案史料中用章及行文进行过比较，可以断定，潘学吟和贾伯涛的这两张毕业证书都属真品。
（二）关于证书名称。有人认为，贾伯涛的证书非毕业证书。笔者认为，此说不成立。从形式上看，两张证书所冠名确实不相同，一是“毕业证书”，一是“卒业证书”，但其含义却是一样的，并都又注有“修业期满考试（成绩）及格特给证书”文字。实际上，“卒业”即是毕业，并无歧义，况且在贾的证书中央底印字中有“陆军军官学校毕业证书”字样。
有人认为，这“卒业”在当时有特定含义，虽不是中途“卒”业，却有修业期满之意，也即是说，持这种毕业证书的同学是“单科结业”，而不是毕业。这种说法也不能成立。在此期间，黄埔军校曾为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代培学生，发给军事训练教育单科“修业证书”，可作比较。如黄埔军校发给学生梁桂华的证书，形式较黄埔毕业生的简单，黑单色，框线内文字是：
第十二章 考辨毕业证书（6）
修业证书学生梁桂华系广东省云浮县人，现年三十二岁，在本校预定之农民学生军事训练教育修业期满此证。
党代表廖仲恺（印）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蒋中正（印）总教官何应钦（印）队长严凤仪（印）中华民国十三年八月十六日（陆校印）1926年3月发放的军校证章（正反面）（三）关于证书图案中斧头、镰刀、步枪的解释。在两个证书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异点是，贾伯涛证书中有一斧头、镰刀、步枪相交叉的图案，和证书中上方的旗像图案相对称；潘学吟的证书中则没有这一图案，只是一条贯通的蓝色菊花纹直线。传统的说法一般认为，旗、像与斧头、镰刀相对称，其含义正表明了黄埔军校是国共两党合作的产物，因为斧头和镰刀叠加是共产党的特殊标志。为此，台湾国民党当局在印行这一证书样张时，曾将这一图案遮去或裁去下半部分，这是不尊重历史事实的，况且也完全没有必要。笔者认为，说这一图案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徽标志，欠妥。因为图案中除斧头、镰刀外，还有一支步枪，这三者的相结合虽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主旨，但中国共产党对于认识到枪杆子的重要性，还是在几年以后的事。若说这三者的结合，正代表了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国民革命的基干力量和阶级基础，则较为合理。也许在当时以周恩来为首的军校共产党人正是考虑到这一层含义，便把这一图案设计入证书中，或许有代表共产党的意义，但绝不等于即是共产党的党徽标志。而当时风靡全国的革命歌曲《工农兵联合起来》，恰恰点出了证书中这一图案的含义。这也与当时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相一致。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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