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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岁月--陈香梅自传 作者:陈香梅-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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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褂行岩蹋际窃谙愀鄞邮碌叵驴谷展ぷ鳌�1933年，廖承志在上海被捕，当时的上海市长是吴铁城，何香凝去找吴铁城要他放人，不然的话请他连她也一起关。后来由宋庆龄、柳亚子、经亨颐三人担保，廖承志才恢复了自由。何香凝自儿子出狱后就希望他在家里呆一阵子，不要再惹麻烦，但廖承志不久又出走了。
他留下了3封信，分别给柳亚子、何香凝和女友经普椿（经亨颐的女儿）。给经普椿的信中说，假如她真的爱他，希望能等他两年，信中并没有说他到哪儿去，但经普椿知道他到延安去了。这一别不是两年，而是4年，经普椿果真痴痴地等。
经普椿的哥哥并不赞成自己的妹妹和革命分子交往，廖承志给她的电讯和书函被扣压了。直到1937年的秋天，他们才在香港相会，翌年两人就在香港结婚，经普椿从此便和廖承志一起从事地下工作。廖承志一生多半在狱里度过，他进过英国人的监狱、日本人的监狱、共产党的监狱、国民党的监狱，一共9次，只是时间长短不一样罢了。
抗战时期廖承志在广东被捕，先后在广东的韶关、乐昌坐过牢，后来又押到重庆，直到1946年初，才从重庆监狱被放出来，这是国共两党交换政治犯的结果。
1946年7月他们夫妇两人去了延安，廖承志任新华社社长。他们原定搭乘一架美军军机飞延安，后来因周恩来派廖承志去广州，他们没有乘上那班飞机，那班飞机共有乘客17人，包括叶挺、王若飞等人都在空中遇难。
廖承志是有名的孝子，大概因为父亲早亡，母亲年轻守寡，母慈子孝是很顺理成章的事。中国“文革”期间廖承志受“四人帮”的追捕，幸好有周恩来保护，住到中南海避难，才免遭毒手。但廖承志的儿媳妇，即廖晖的妻子赵汝衡是有名的芭蕾舞蹈家，遭江青强迫上台表演，伤了腿也不准请假，之后就只能做幕后工作，无法再上台表演了。1987年中国芭蕾舞团由北京来美表演，赵汝衡为副团长，以美京肯尼迪中心演出天鹅湖而大受欢迎，不久前这舞团又到香港、日本、英国演出过。赵汝衡对我说：“公公真好，对我很关心，也鼓励我不断地吸收新知识，他是一个处处替他人着想，而且又非常有爱心的人。”
在中国有不少人常受批评，但廖承志人缘甚佳，他古道热肠，又不失赤子之心；喜欢作诗、作画，又好书法，除此之外，他还喜欢狗；他爱朋友，爱吸烟、喝酒，爱开玩笑。这样一个豪爽乐天派的人，不管是何党何派，总是一个好人，一个多才多艺的中国人。我很后悔没能早些和他接触。但从1981年初开始到1983年夏天，我们多次见面交谈，又有书信往来，使我对他有一番新的认识，对舅婆何香凝也有新的评价。
廖承志每年到南京为父母亲扫墓，1983年5月清明节曾写了一首诗：金陵无限好，来到正清明；信笔纪心事，鲜花唁老亲。
这是他生平所作的最后一首诗。
廖承志去世后，北京方面打了数次长途电话给我，柴泽民和冀朝铸也一再请我回北京奔丧，但台湾当局则劝我绝对不能去，因为我若在那种大场合出现，将使台湾当局难堪。后来我私下和美国官方商量了一个两全的办法——我到大使馆致悼，再派我住在香港的妹妹陈香桃代表我去北京参加追悼会和其他送别仪式。一个月后我才亲自到北京吊丧，廖公灵位设于家中的会客室，我亲自向廖公行三鞠躬礼，我为分裂的祖国难过。
我在北京常见到廖家人，还有醒姨，她一生替宋庆龄服务，做她的助手。孙夫人和廖家很亲密，孙中山本来希望廖仲恺做他的继承人，不幸廖仲恺被谋杀。醒姨的丈夫姓李，是周恩来的助手，他和周思来于抗战后到重庆开会，在重庆不幸亡故。廖家母女两代都是早年丧夫。
春秋岁月血浓于水
血浓于水
1980年我应邀到大陆访问，穿针引线的是中共首任驻美大使柴泽民。柴泽民因不知道我的反应如何，因此又打了一位在美国居住多年的退役将领蔡文治将军。蔡文治和外子相熟，他们夫妇两人于中国改朝换代后即来美定居，两人都替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多年，而且又和大陆的官员相当接近。为此柴泽民大使请他先找我谈淡，并约我到他家中吃晚饭。
蔡文治夫妇住在马里兰州，离华府不远。那天晚上我到他们的住宅吃晚餐，座中只有他们夫妇两人。蔡文冶那时大概也有60多岁了。他们夫妇两人大概因为多年与美国人打交道，所以英语非常流利，我记得国共和谈时他也是一位重要角色，他和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也很熟悉。谈话中他转传了柴泽民的信息，并希望我们两人能在他的家中见面，亲自会谈，原则上我同意了，于是约定了见面的日期。在蔡家见面时，柴泽民带来了两瓶贵州的茅台酒做见面礼，还有两罐云南火腿，他说他知道我于抗战时曾在云南读书。
柴大使首先祝贺共和党里根州长竞选总统胜利，说了不少赞美的话，然后说邓小平主任委任他邀请我回国访问，有何人随行由我决定，日期愈快愈好。里根是11月初在全国竟举大胜，击败了卡特争取到连任。我和柴大使的会面是11月下旬了。我告诉柴大使我将于一周后再给他答复。我心想我得请示里根，还得通知共和党主席。
我首次向蒋经国先生提出让居住在台湾的“大陆同胞”回家乡探亲的建议时，是在他身体还甚康健之时。那一年我自华盛顿到台北办事，有关当局为我安排单独晋见蒋经国先生。
自从1979年美国正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之后，许多台湾朋友们就和我谈论到要去大陆看看，但又担心台湾当局的出入境政策和大陆对于台胞去大陆访问有何限制等问题。我对他们说大陆方面是绝对欢迎台胞回去访问的，问题在台湾当局的政策还未明朗，要最高当局表态，不然会有麻烦。但又有谁敢向经国先生提出这项建议呢，为此朋友们都说：“你见蒋经国先生向他提出嘛。”我想这也有道理，而且是我义不容辞的。
蒋经国先生在办公室接见我，他和我多次见面，我总觉得他为人诚恳，对朋友有道义感，并不像报章上所呈现的那么严厉，当然他做事考虑仔细，每回答一个问题时都沉思一阵，不是马上回答。有些时候他喜欢用“可以考虑”这句话。
我得到里根的同意后又建议共和党参院主席贝克（Haward Baker）参议员与我同行，他当时是多数党主席，声势甚壮，但不幸他的夫人因病要住院开刀，我当然也不能勉强，贝克建议我邀请参院副主席史蒂芬斯（Ted Stevens）同行。我和史蒂芬斯通电话，他说：“我12月底要结婚，我还得去度蜜月，这怎么办？”我说：“这样好了，你和你的新婚夫人到中国度蜜月如何？”史蒂芬斯于1944年到1945年曾在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服务，在中国停留了一年多，对中国及中国人有感情，同时又因为是我的邀请，盛情难却，于是答应了与我一同到中国去。
座位是邓小平亲自安排的。他用浓重的四川话对我说：“你坐第一位。”然后又对史蒂芬斯参议员说：“你坐第二位。”
我们当然从命。其他伴同人员都有预先安排的席次。坐定后他对史蒂芬斯解释，他说：“贵国有100位参议员，可是全世界只有一个陈香梅，而且她也有一半是属于我们中国的，你懂不懂？你同意吗？”史蒂芬斯也很会说话，他答道：“安娜是我的老板娘，我在第二次大战末期，曾在飞虎将军陈纳德的十四航空队服务。陈纳德是我的顶头上司，安娜当然是我的师母，她有事随时都可以吩咐我的。我很有幸能和她一同来访中国。”
邓小平又对史蒂芬斯夫人葛德莲娜说：“听说你还是不到3天的新婚娘子，你们好好地在中国度个快乐的密月。”史蒂芬斯夫人有点脸红了，在座的章文晋、冀朝铸及礼宾司人员和翻译人员都笑了。
史蒂芬斯答道：“我们是除夕前两天在阿拉斯加州结婚的，安娜吩咐要我们准备来中国，我们马上就告别家人收拾行李上路了。我们本来有计划到美国别的地方度蜜月的，但我说服了葛德莲娜。我们来到北京非常高兴，能见到阁下，我们感到非常荣幸，而且我是第一次到北京。在第二次大战抗日时期我们是在中国的大后方，我在中国的桂林和昆明担任飞行员，到了大战结束才离开中国回到美国，那时我们都只是十八九岁的小家伙。现在一转眼有30多年了。”邓小平说：”你们美国飞虎队在中国的功绩我们都很清楚，中国永远不会忘记你们协助中国所做出的贡献，希望你今后仍一本中美友好的原则为中美关系努力啊！”
史蒂芬斯说：“我一定会为此不断努力，因为中美两国一定要合作，世界才有和平。”
客套话过后邓小平转把正话和我说了，他首先说：“陈香梅女士，你回娘家了，听说你是北京人，你生在北京，对不对？”我说：“报告邓主任，我出生在北京的协和医院，小时候在东华门大街的孔德小学上学，读到三年级因‘卢沟桥事变’才和家人逃难到香港去的。”
我的舅父廖承志插话了，他说：“香梅还是小学生时，我在家母（即何香凝，廖仲恺之妻）香港的寓所见过她多次，香梅常常跟着她的母亲廖香词到我们家中串门子，过年过节，大伙儿都在一起。香梅你还记得吗？”我说：“当然记得，而且我们对二叔婆（即何香凝）都很尊敬，她常教训晚辈，并且要我们随时准备再逃亡，对这一些我印象很深。”
邓小平对廖承志说，“原来你的妈妈这么凶。”大家都笑了。邓小平又说：“承志，你那时在打游击，也很少在家中吧？”
廖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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