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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岁月--陈香梅自传 作者:陈香梅-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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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底,约翰逊宣布他不打算竞选连任,但是他对越战局势甚为担忧,在这同时,他当然希望民主党能够赢得总统选举。于是又有新的政治花样——到巴黎去和谈。
竞选期间,各项问题辩论日趋激烈。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我们在华府维拉饭店设置了全国公民支持尼克松——安格纽委员会总部,不过,大部分命令仍由纽约方面下达,竞选总干事米契尔、财务委员会主席史丹士的办公室均在纽约。我每周自华盛顿去纽约一次。
当时,我拥有三个头衔:共和党政务问题委员会顾问,全妇支持尼克松——安格纽顾问委员会主席,全国妇女财务委员会主席。记者们写了许多篇有关我的访问报道。很多竞选工作人员都奇怪米契尔为何经常打电话给我,他们自然不知道,米契尔和尼克松是要从我这儿得到关于越南局势最新发展的消息。同时我们的保密工作也做得很到家,或许是因为我和尼克松之间,还有我和米契尔之间的保密工作实在做得太到家了,因此许多尼克松左右的人也不清楚我们在什么时间谈话,什么时候见面。即使见面与谈话,也无第三者在旁。
其实,越南的阮文绍早就说过他不准备参加巴黎和谈。
而民主党则认为越葡若参加这项“巴黎和会”可能增加韩福瑞获选的可能性,因为选民可能会因为越战有一线和平曙光而投民主党的票。
共和党的看法刚好相反,他们认为巴黎和谈该在大选后进行(其时离开大选只有10天),不然的话无论谁做总统都会有更多麻烦。因为在大选前的那10多天内,美国朝野,说实话,哪儿有空去处理越战,更哪儿有时间去安排巴黎和谈。
大选前10日,约翰逊总统在电视上表示巴黎和谈已经在望,他说他有理由相信越南南北双方已同意到巴黎去。美国民众不了解越南整个局势,听了这番话,以为如果巴黎和谈能在总统大选前展开,或许就表示越战即将结束。这是一项对民主党有利的声明。可惜阮文绍不愿低头,使约翰逊和党内人甚为气愤。
约翰逊的国情咨文演说方结束,我就接到米契尔的电话。那天晚上的事情我记得相当清楚,当时我正在史利顿公园饭店参加柏儿·梅丝塔夫人的晚宴。米契尔通过我的私人秘书,把我给找到了。由于在梅丝塔家中不方便讲话(梅丝塔是民主党人),他问我能否回个电话给他,我匆匆记下一个私人电话号码--914--W07--0909。又是米契尔的一个新电话号码,他常换电话号码,怕人偷听。
我和男友葛柯伦一同参加宴会,他建议我到他哥哥大卫的公寓打这个电话,大卫也住在史利顿公园饭店,当时正好他不在家,等其他宾客都去观赏电影时,葛柯伦陪我到了大卫家打电话。电话一下接通,讲话的是米契尔本人,他说:“安娜,我现在是代表尼克松打这个电话,我们的越南朋友必须了解共和党的立场,这点非常重要,我希望你能让他们知道这一点。”我回答说:“我只负责传递消息,现在我们要想影响他们,无论怎么说,都非常不智。我们必须记住一点,他们的行动也必须符合国家本身的利益,我相信阮文绍总统会为他的国家着想,我的看法是,共和党或民主党都没有办法左右他,毕竟,越南有越南的政治立常”但米契尔只关心他们会不会到巴黎去,我说:“这我不知道,不过,我不认为他们会这样做,因为许久以前,阮文绍总统告诉过我,如果他们觉得这是一项政治行动,那么他们去巴黎是有害无益的,我想他们暂时不会参加和谈。”米契尔随后对我说:“如果明天你有什么消息,一定要打电话给我,切记!切记!”我说:“我会尽力去打听。”
我们谈话时,我的朋友葛柯伦在一旁用分机,听到了我们之间整个的谈话内容,因为在华盛顿这么多年,我也学会了一些智慧——当你和别人作这类重要交谈时,最好是有位证人在场,当然如果是律师,那就更好,为的是以防万一。
选举前几日,阮文绍公开宣称,越南政府不会派一位代表到巴黎去出席所谓“和平谈判”。民主党对于阮文绍这项宣布。大感愤怒,继续对越南政府施加压力,要他们派代表前往巴黎,并声言若民主党获胜,阮文绍不得美援,但阮氏仍不低头。共和党这方面,从尼克松到米契尔,自然是大受鼓舞,认为是我之功,因为彼时民意测验显示,尼克松与韩福瑞的声望,相去不远,胜负只一发之间。阮文绍总统拒绝派代表团赴巴黎,他的这项行动直接间接造成了尼克松的获胜与韩福瑞的失败,是无可讳言的。
当年的竞选布局大致如下:当时美国各州中有32州的州长是共和党人,每一州都设有分部。分部之外,各大小城市又设有支部。但总指挥部是在纽约,第一因为尼克松住在纽约;第二因为米契尔的律师事务所也在纽约,人家向他们看齐。
1968年11月5日是美国总统大选日,因我住美京,必须在美京投票,于是一大早我先在华盛顿投了票,然后飞到纽约,和米契尔、莫理斯·史丹士及其他共和党领袖会会在华尔道夫大饭店,一同等待选举结果揭晓。那是一个凛冽的冬日,大家都紧张而兴奋。
在办好旅馆登记之后,我应米契尔之请,到竞迭总部去看他,那时许多人正等着见他,但他走出来,先谴我进入他的私人办公室。他对尼克松在这次大选中旗开得胜,十分有把握,然后他以严肃的口吻对我说:“这次整个总统竞选活动的焦点放在越南,在这方面,你为尼克松做了许多事,帮他不少忙,我认为你已经为美国完成了一项伟大的任务,相信选举结束后,尼克松会召见你,让我们保持联系!”然后他和我一同离开办公室,许多人仍在那儿等着。他告诉我他要去理发,我俩一块走出来,经过那些访客身边时,他告诉他们,他很忙,晚一点再和他们谈。他说:“走吧,今天的事是忙不完的了。”
下午我见到许多这一年里为尼克松竞选的工作人员,其中包括尼克松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汤姆·伊文斯,伊文斯担任米契尔的助理;我也见到了宣传部的赫伯·柯莱恩,他跟尼克松做事多年,是一个很正派的人,掌管新闻方面的事务很有功。另外,莫理斯·史丹士是财务委员会主席,也来找我倾谈。墨雷·邱提纳是尼克松的政治顾问(已于1974年去世);伊莲娜·威廉姆斯负责照料捐巨款给财务委员会的人士。她正忙得团团传。
选举揭晓是日晚上,共和党要员毕集于纽约华尔道夫大饭店,饭店各部分设立了临时酒吧与电视接收机,依各人资历的深浅,分派至各层楼,因为我与米契尔、伊文斯等人比较接近,所以拿到一个金蓝色的缎带,凭此带即可自由出入各区。
从午夜到翌日清晨,米契尔与伊文斯忙着注意各地的选举结果,且不时与工作人员交换意见。下午,米契尔又来找我,告诉我说,尼克松在金室发表获胜宣言之后,即要接见我。但是西海岸的选举结果报告到得很迟。等到所有票开出来,尼克松在华尔道夫饭店大厅宣布他获胜的消息之后,时间已晚,他得立刻赶往佛罗里达州。当时,大厅中挤满了新闯记者和竞选总部工作人员,根本无法动弹,秩序也很乱。
我怀着欢愉和满足的心情回到华盛顿,深庆我们支持的候选人获胜。
选举之后,大家又忙着准备总统就职大典,我又被派担任特别顾问及就职委员会主席成拉·马里奥特的助理,此外,还要协助州长欢迎会副主席乔治·欧姆斯泰将军进行筹备事宜,我从华盛顿竞选总部搬到西南区潘兴大厦的就职委员会总邻工作。
1968年12月,发生了许多事情,有些是我竭力想忘却的,但总是缠绕在我的记忆中。当时谣言四起,众口纷纭,竞选活动告一段落,但民主与共和两党的政治权力斗争正方兴未艾,像我这样无助的人物就被夹在中间。我常想,如果我是个男子汉,如果我不是华裔,情形是否会不一样,我得不到任何答案。
一天,我接到《圣路易快邮报》记者的电话,要来访问我,最初我以为他要谈就职典礼的程序等事情,因此我要他去找潘兴大厦就职委员会主管公共关系的人员洽谈。但是这位记者坚持要见我本人,他到投资大楼我的办公室,给我看一篇他才完稿的新闻报道。
这位记者告诉我,他自民主党处获悉,韩福瑞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在大选前10日,越南政府拒绝参加巴黎和谈,他并进一步指出,越南政府受到共和党候选人的鼓励与影响,才不参加巴黎和会。
民主党人并且告诉他,我的任务即是影响越南阮文绍,他并且说,尼克松大选前一个月,要我去越南一趟。这些指控不但无稽而且荒诞,我不禁怀疑,除了两大政党之间的权力斗争,是否共和党内部也有人恶意中伤我,为了怕我要就高位?
因为我有理由相信,其时我的名字曾被考虑做白宫某个职位,但我自己并没有去争取记者问我有没有话要说,我答称没有,因为他的报道与事实相去甚远。我又问他,这些不负责任的话他是从哪里听来的——民主党抑或共和党?他笑笑,说:“啊!两边都有。”
12月初,总统当选人尼克松任命资深外交家罗勃·墨斐负责新旧政府交接事宜,总部就设在白宫对面的新行政大楼。
尼克松、米契尔、狄克逊都担心我在压力下会向新闻界透露实情,发表对新政府不利的言论,他们想使我缄口不语,承担他们的错误的责任。那时,我仍旧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葫芦里卖些啥药,我一概不知。
墨斐接任后,他代表尼克松来见我,问我是否有兴趣加入新政府。我说:“罢了,何必再惹是非。我谢了。”
墨斐于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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