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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3-大地的事-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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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的事》 第一部分谢有顺 ：推荐序二（4）
说到散文之重，我们也许首先会想到的是鲁迅的《野草》、朱自清的《背影》、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和《病隙碎笔》、贾平凹的《祭父》，等等，这些，的确是杰出的篇章，里面所蕴含的深邃的情感，以及对存在本身的逼视，无不体现出作者强烈的精神自尊。有一个大学教授对我说，自一九九一年以来，他每年都花十二至十七节课的时间给中文系学生讲《我与地坛》。一篇散文，何以值得在课堂上花这么多时间来讲述和研究？如果这篇散文里没有一些重的东西，没有一些与更广阔的存在相联的精神秘密，那是难以想象的。而《野草》，更是因着它阴郁、决绝的存在主义意味，即便被批评家反复地阐释，也仍旧被视为最为多义而难解的文本。
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说，只有显露出像鲁迅的《野草》那样沉痛的表情，才是达到散文之重唯一的道路。其实，即便是像汪曾祺那样淡定的文字，里面又何尝没有重而坚实的情思？散文依据的毕竟多为一种常识（诗歌则多为想象），它不能用故作深沉的姿态来达到一种所谓的深刻，许多的时候，散文的深来自于体验之深，思想之深。真正的散文家必须在最为习焉不察的地方，发现别人所不能发现的事实形态和意义形态。这或许正是散文的独特之处：一些看似平常的文字，其实蕴含着深邃的精神秘密；相反，一些看起来高深莫测的文字（比如一些所谓的文化散文、历史散文），后面其实是空无一物。
我理解中的好散文，就是那些在平常的外表下蕴含着不平常的精神空间的篇章。《大地的事》正是如此。它看起来只是关乎田园琐事，其实，它所呈现的是一种生命的状态。事或许是轻的，但生命却有着异乎寻常的重量。《大地的事》所着力的，何尝不是生命的描述和发挥？
据说，陈冠学曾受教于牟宗三先生门下，而按照他的老师牟宗三先生的研究，中国文化的主要课题是生命，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的学问。它是以生命为它的对象，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来调节我们的生命，来运转我们的生命、安顿我们的生命。这就不同于希腊哲学，希腊哲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是以自然界作为主要课题——这一观点，也可在中国小说中得到印证。像《红楼梦》，写的就是一种优美的人情，它对生命的喟叹是藏在“悲喜之情，聚散之迹”（鲁迅语）中的；而像张爱玲的小说，写尽了人世的沧桑，同样是把重心落在个人生命的沉浮上。但这几十年来，中国作家越来越受西方语言哲学和形式主义美学的影响，写作的技术日益成熟，但“生命的学问”却被严重忽略；或者把生命首先变成心理学，再由心理学变成生理学，由生理学再变成物理学，最后就把生命、把人变成了一堆器官和物质，生命的内涵和尊严丧失殆尽。
陈冠学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种生命的现代困境，所以，他的写作，总是想返回到生命的基座和底部，以生命的眼光看待万物，进而实现对生命的整体关怀。从这个角度说，他笔下的田园和大地，都是生命化的，正因为如此，他才强调一个大地上的居住者，要有一颗“纯朴的心”，“一旦失去了纯朴的心，则奢求贪欲，无所不用其极，便过着不餍足，劳力又劳心的不安祥的生活，不止和田园不能打成一片，还成了田园的榨取者、奴役者，田园将不堪凌虐，逐渐死去。”（页七）他还说，“天地间的精华，原是待心灵的细致感应来领略的。”（页二一一），可见，他的生活，他的写作，一直都是在恢复“田园”和“心”之间的亲密关系。无“心”则无“命”，无“命”哪来“田园”？张横渠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天地之“心”和生民之“命”本是一。
因此，最好的文学，都是找“心”的文学、寻“命”的文学，也就是使灵魂扎根、落实的文学。
《大地的事》正是因为让我们摸到了作者的“心”，有了“心”这个隐秘的维度，它的精神空间才变得宽广和深刻。这是一颗真正的中国之“心”，它消融于大地之中，又遍存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所以，无论陈冠学在《大地的事》一书中，对田园生活写得如何具体、实在，他的文字，依然具有广大的想象场域，因为他一直将自己的“心”藏于万物之中。他的散文，写事、写人、写物都不厌其细，但整篇读下来，你依然能感受到他散文的重量——这其实就是“心”的重量。而当代的散文，普遍的困境就是只有单一的维度，它的轻，就在于单一，除了现实（事实和经验）这一面，文字里没有“心”的维度，自然不能给读者提供任何新的想象；而一种没有想象的散文，必定是贫乏的散文。而陈冠学的散文是有重量的散文，它的重，在于他那干净的文字后面，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世界想象，对人生和存在的追问。
因此，陈冠学和他的《大地的事》，为写作重新解放了感官，使当代散文又一次找回了那份闲心、自得和重量，并强化了人和田园、人和大地之间的“谐顺”关系——这无论对于救治现代文明的痼疾，还是对于推动散文写作从现有的困境中突围，都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二○○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广州
《大地的事》 第二部分九月一日
置身在这绿意盎满的土地上，屈指算来也有足足的两年了。这两年的时光已充分将我生命的激荡归于完全的平静，可谓得到了十分的沉淀和澄清。在过往的日子里便蠢蠢欲动，想拿起笔来记下这至福的生涯，但是正沉浸间，生命吸饱了这田园的喜悦，反而如醉如痴般，几度拿起笔来，几度无法写出一个字。可是不能一味如此感激下去，起码得勾出几笔素描。我得振奋起这一枝笔来写，在一天里，虽即不能从这整个生涯的喜悦里完全清醒，也得半醒半醉地抽出几分钟时间尽力写一点儿。
真巧今天是秋季来临的第一日，事前也不曾选择，却在秋季刚到的同一日开始了这本田园日记。秋，本就合人喜爱；秋，紧接在炎夏之后来到，有谁能不爱？何况秋季是成熟的季节，这田园里的住民，更是爱秋过于春了。
人们总是等季节来到已有些日子之后才注意到新的季节来了，而也在此时才觉察到上一季节早走了。那广阔田园里的庄稼，那原野中、田埂间、道路旁和前庭后院里的草木，都是在人们一场好睡的夜里偷偷萌了芽，茁壮了，结实了的啊！而当人们一觉醒来，绿的黄了，黄的绿了；并且人生自幼而少，自少而壮，自壮而老，不也正是这般地在不知不觉间变换着的吗？在自然里，在田园里，人和物毕竟是一气共流转，显现着和谐的步调，这和谐的步调不就叫做自然吗？这是一件生命的感觉，在自然里或田园里待过一段时日以后，这是一种极其亲切的感觉，何等的谐顺啊！
怪不得今日天高气爽，浅蓝的晴天上抹着几丝薄纱也似的白云，空气如此澄澈而清凉。如今回想起来，早在十多天前无怪早晚已仿佛有了秋意，甚至中午日光遍照之时，也一样带着清泉似的气息。一礼拜前，竹［1］里，在暮色苍茫中，已听见伯劳聒噪，原来秋是到了。要不是今天拿起笔来写这日记，怕要再等几番秋雨才觉得着吧！
我爱秋，不仅爱它成熟，爱它在炎夏之后带来凉意，更爱它是候鸟的季节，尤其是冬留鸟来的季节。当五月春将去，夏逼来时，几次挥手送别了客鸟北归，接着炎夏一到，不仅在炎热的气温下恹恹无聊赖，不仅没有了春花烂漫，尤其不见那多彩的好影、丰美的好音。夏，于是更显得索然无俚［2］。然而当秋一到，这一切又都回来了，花圃里有着记不清的菊科的花开放；道路旁一样有着它繁多的族类，在人脚边静静展蕊。那北来的鸣客，更是令人觉得此地才是它的故乡似的，到处是踪影，是歌声。秋，是个丰盛的季节。
今天一早吃过早饭，眼看着明净的晨光揭开的是这么美好的一个天地，任怎样铁定的习惯，也不能把我留在书桌前坐下来好好地看书。我生命内里不由产生出一股力量，非得把我推出去，在这一大片田园间巡行一遭，似不肯罢休。尤其那清晨的空气，给朝阳透过，好像起了什么物理化学作用，我得出去，像一尾鱼游入一泓清泉，我得游进这空气中。我又觉得，强烈地觉得，非得去点检一下，那初到的鸟，初开的秋的野花，好像那是我的庄稼似的，真是个奇异的感应力。于是，我出去了，转了一大圈，把这一带的田园及田园间的大小路，甚至小径，乃至田埂田垄，当然走不遍，但是却像非得每一条都去造访不可。于是我挑了平时最常走的路径，着着实实地转了一圈。一路上相照面的一切，包括有生命的和无生命的，就像遇见了好友一样，和它们打招呼。虽然旁人也许不能理解，但是我自己却是那么亲切地感到这一切有着人格的真实。在一所才经营了两年的果园边，见到了一只伯劳，瞟了我几眼，停在篱柱上；见了不由心喜：
嘿！这儿挺不错嘛！是不是？别再往南去！何必呢？这里是世界上最美最好的过冬地啊！
伯劳听见我跟它讲话，又瞟了我几眼，没有飞去。真的，我真的不希望它再辛劳飞越重洋到赤道上去，我以东道主的身份，十二万分诚恳，希望它留下来。一群乌嘴鸟［3］，大约五六只，在田路的那一头浮沉而过；一只草在草尖上抽动着它的长尾，脊令脊令连珠似的鸣啭着；差点儿被一只鹌鹑吓着，这小东西噗地从脚边草丛里飞起——它总以为人家没发现它，可是直挨到行人的脚趾要踩到它那不满半寸长的尾羽，这才着慌掷［4］出来，要是不熟悉它这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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