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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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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却直到那时才突然发现这一点，因为在这之前，我只是用那种‘被告’之类简单的概念去想他的。我不能说那时候我忘记了我父亲在场，不过我好像内脏被什么东西紧紧抓住了，使我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这个刑事被告身上去了。我几乎什么也没听见，我感到人家想把这个活生生的人杀死，有一种强烈的本能像浪潮一样把我盲目地推向他那一边。我一直到我父亲宣读起诉书的时候，才真正清醒过来。
“我父亲穿着红色法衣，看上去一反常态，他平时的那种老好人的样子，那种亲切的神态早已无影无踪，只见他的嘴巴在频繁地活动，一大串一大串的长句子不停地像一条条毒蛇一样从嘴里窜出来。我听明白了：他以杜会的名义要求处死这个人，他甚至要求砍掉犯人的脑袋。不错，他只是说了一句：‘这颗脑袋应该掉下来。’但是总而言之，这两句话相差不大，反正结果都一样，因为他最终取下了这颗脑袋，只不过不是他去具体执行这项工作罢了。后来我对这件案子，就一直听到结束，与此同时，我对这个不幸的人也一直怀有一种使人晕头转向的亲切感，而这种感觉，我父亲是从来也不会有的。按照习惯，在处决犯人的时候——讲得文雅一点，是在所谓最后时刻，而实质上应该说是在最卑鄙的谋杀时刻——我父亲是必须出席的。
“从那时起，我一看到那本《谢克斯旅行指南》就十分反感。从那时起，我就讨厌法院、死刑和处决。我震惊地发现，我父亲可能已参与过多次这样的谋杀，而且每逢这种日子他就起得特别早。是的，在这种情况下，他总是把闹钟上好了发条。我不敢把这些事告诉我的母亲，不过我对她作了更仔细的观察，于是我明白他俩之间已没有丝毫感情，我母亲是在过着一种清心寡欲的生活。这就使我原谅了我的母亲，正像我当时所说的那样。过了一些时候，我懂了，对她也无所谓原谅，因为我母亲在结婚前家里很穷，是贫穷使她学会了逆来顺受。
“您现在一定在等我说这句话：我当时立刻就离家出走了。不，我在家里还呆了好几个月，几乎一年左右。但是在这段时间里，我内心很痛苦。一天晚上，我父亲又找他的闹钟了，因为他第二天要早起。那天一整夜我没睡着。第二天当他回家时，我已经走了。接下来的事，我就直截了当地说吧，我父亲派人四处找我，于是我就去见他，我什么也没向他解释，我心平气和地对他说，要是他逼我回家，我就自杀。他生性较温和，终于同意我离去，不过他发表了一通议论，认为这种想无拘无束地生活的行为是很愚蠢的（他是这样理解我的行为的，而我一点也没有反驳他），他还忍住真诚的眼泪向我百般嘱咐。以后，隔了很久，我才经常回家去看望我的母亲，同时也见到了他。我想，这些接触也就使他满足了。至于我，我对他并不怨恨，只不过心里有点惆怅。当他去世的时候，我就把母亲接来跟我一起过日子，要不是她后来也去世的话，她现在还跟我住在一起。
“我之所以把这段开始的经历讲得那么冗长，这是因为它正是一切的起点。现在我要讲得快一点。从十八岁那年起，我离开了富裕的环境，过着贫穷的生活。为了糊口度日，我干过许多差使。一切总还算顺利。但是，我所关心的问题是死刑。我要替这个红棕色的猫头鹰算一笔账。因此，我曾经如人们所说的那样，搞过政治。总而言之，我不想成为一个鼠疫患者。我曾认为，我所处的这个社会是建筑在死刑的基础上的，因此我同这个社会作斗争，就是同谋杀作斗争。我曾经是这样想的，别人也曾经对我这样说的，而归根结底，这种观点也是基本上正确的。于是，我就跟其他一些我所爱的、而且至今一直爱着的人们站在一起。我就这样坚持了很久。在欧洲，无论哪一个国家发生了这类斗争，其中都有我的份儿。好吧，这就不说了。
‘当然，我当时懂得，我们偶尔也判人死刑。但是，人们告诉我，为了实现一个再也没有人杀人的世界，这些人的死是必要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当时这是对的，不过无论如何，现在我恐怕不能坚持这类真理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就是我当时是犹豫不决的。但那时我总想着这只猫头鹰，因此就能坚持下去。直到有一天，我亲眼目睹了一次处决（那是在匈牙利），于是，童年时在法庭里所遇到的这种使我晕头转向的场面又一次使我（当时我已成人）视线模糊起来。
“您从来也没见过枪毙人吧？没有，当然步，旁观者一般是邀请的，而且观众也是事先经过选择的。结果您只能停留在图画和书本中的权写水平上：眼睛蒙上布条，人捆绑在木柱上，远处几个兵士。告诉您，不是这么回事！恰恰相反，执行处决的行刑队站在离犯人一米半远的地方，这个你知道吗？要是犯人向前走两步，他的胸口就会碰到士兵们的长枪！这个您知道吗？在这么近的距离，士兵们把子弹集中打在他的心脏区，就会打出一个可以把拳头伸进去的口子！这个您也知道吗？不，您是不知道这一切的，因为人们是不谈这些细节的。对鼠疫患者来说，人的睡眠要比生命更为神圣不可侵犯，我们不应该去打扰这些正人君子的睡眠。只有风格不高的人才会这样做，而风格在于不要坚持己见，这是众所周知的事。但是我从那时候起就没有好好睡过。我就是风格不高，不断地坚持己见，也就是说，不停地想着这些事。
“于是，我懂得了这样的事实：在自己满心以为是在理直气壮地与鼠疫作斗争的漫长岁月里，自己却一直是个鼠疫患者。至少，我的情况就是如此。我了解到，我已经间接地赞同了千万个人的死亡，甚至促成了这一死亡，因为我赞成最终导致死亡的一切行动和原则。别人好像并不因此而感到内疚，或者至少可以说，他们从来也不主动地谈到这些。而我却一想起就喉咙哽塞。虽然我跟他们在一起，但我还是孤独一人。有时候我向他们倾诉我内心的不安时，他们却对我说，应该考虑的是目前引起争论的问题，他们还向我灌输一些常常是很感动人的道理，硬使我接受我所无法接受的东西。不过我回答说，在这些情况下，那些穿着红色法衣的大鼠疫患者也会振振有词，讲出一些令人信服的道理来，而如果我同意小鼠疫患者所提出的那些不可抗拒的理由和迫不得已的情况，那么我就不能否定大鼠疫患者所讲的同样理由。他们向我指出，如果要附和这些穿红色法衣的人的话，有个好办法，那就是让他们去垄断判刑的权利。不过，我当时心想，要是让了一次步，那么就得一直让步到底。看来历史也证实了我的这种想法，今天他们不是都在争先恐后地杀人吗？！他们都杀红了眼，而巨他们也只能这样做。
“不过，不管怎么说，我所关心的并不是和别人进行争辩，而是那只红棕色的猫头鹰，是法庭上的那件肮脏勾当：一张张又脏又臭的嘴向一个锁上镣铐的人宣布他即将死去，并为他的死亡办理好一切手续，以便他整夜整夜地处于垂死的恐怖之中，最后睁着眼睛，束手待毙。我念念不忘的是那个胸口上的窟窿。我心想，在等待把问题弄清楚的过程中（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我一丝一毫——您听见吗？——一丝一毫也不会赞成这种令人作呕的残杀。是的，在没有把问题弄明白之前，我决定采取这种盲目的顽固态度。
“从那以后，我的思想没改变过。长期来我感到无比羞愧，因为我曾经是个杀人凶手，即使是间接的，同时也是出于善良的愿望，这仍改变不了这一事实。随着时间的消逝，我就发现，即使是那些比别人更善良的人今天也不由自主地去杀人，或者听任别人去杀人，因为这是符合他们生活的逻辑的。我也发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导致一些人的死亡。是的，我一直感到羞愧，我懂得了，我们大家当时都生活在鼠疫之中，于是我就失去了内心的安宁。直到今天，我还在设法了解他们每个人，力图使自己不要成为任何人的冤家对头，想通过这种方式来寻找失去的安宁。我只知道，为了使自己不再是一个鼠疫患者，该怎么做就得怎么做，而且只有这样做才能使我们有希望得到安宁，或者，在得不到安宁的情况下，可以心安理得地死去。也只有这样做才能减轻人们的痛苦，如果说这还不能拯救他们的话，至少也能尽量少使他们受害，甚至有时还能为他们做一点好事。因此，凡是使人死亡的事，凡是为这种事进行的辩护，不管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不管有理还是无理，我一概拒绝接受。
“因此，这场鼠疫并没有使我学到任何东西，要不，就是它教会了我应该跟您在一起同它作斗争。根据可靠的资料，我知道（是的，里厄，我对生活了解得很透彻，这一点您是看得出来的），每个人身上都有鼠疫，因为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是的，没有任何人是不受鼠疫侵袭的。因此，我们要不断地留心自己，否则一不小心，就会把气呼到别人脸上，从而把鼠疫传染给他。只有细菌是自然产生的。其余的，例如健康，正直和纯洁，可以说是出自意志的作用，一种永远也不该停止的意志的作用。正直的人，也就是几乎不把疾病传染给任何人的人，这种人总是小心翼翼，尽可能不分心。而为了做到永远不分心，就要有意志力，就要处于紧张的状态！是的，里厄，当一个鼠疫患者是很累人的。但是要不想当鼠疫患者，那就更累人了。正因为如此，大家都显得很疲乏。因为今天大家都有点传染上了鼠疫。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有些不愿再当鼠疫患者的人觉得筋疲力竭，对他们说来，除了死亡之外，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他们摆脱这种疲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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