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学成+通书+讲座文稿-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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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我们曾谈到：“诚者，圣人之本”和“圣，诚而已矣”，现在又将其推进到“寂然不动者，诚也”。诚是我们的本元状态，是我们精神的无污染状态，只有达到这种状态，我们的精神力量才能真正的充分的发挥出来。诚的表象是什么？首先是精神力量，精神力量的表象又是什么呢？就是寂然不动。宇宙是寂然不动的，任群星在其中不断地穿梭运行；大地是寂然不动的，万物才能在大地上繁衍生息，生生灭灭；人心，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也是寂然不动的，才能让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念头来来去去。如果人心是动的，精神本元是动的，那就不可能有无穷的生机，无穷的活力来承载万变无穷的事物。佛学中就经常提到：如如不动，动亦如如。宋明理学是把佛学，尤其是禅宗作为基础之一发展出来的，它把佛学中道不清说不明，难以体验的理念，用儒教的说法对其人间化，用精神本身的“诚”涵盖和包容了这一切。
我们在学修儒家经典的过程中，要明白修为的重要，修为不是一种知识。在理学大师朱熹制订的白鹿洞书院学规中说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称之为五教。从尧，舜，禹上古三代开始，就普遍把这五教作为人间教化的根本。我们这个有着两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礼仪之邦所遵循的也就是这五条，而将这五条串联起来的就是“仁，义，礼，智，信”这五常，这样才能使社会处于一种平衡，和谐的状态，才能使我们有异于禽兽，有异于魔鬼，使社会有异于地狱，才能使我们人类社会拥有光明的一面，阳的一面。反之，就是阴的一面，不仁，不义，不礼，不智，无信。
学规依据这五条还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处事接物，亦各有要”。道出了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在社会活动中，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语言要讲忠信；其行为要笃厚，要居敬；喜，怒，哀，乐称之为忿，酒，色，财，气称之为欲，要克服并消除自身这些种种不良的情趣，不健康的思维内容，脾气和麻烦等等，要尽力做到清心寡欲，清心是心性智慧的修养，寡欲则是道德的修养；要尽量保留和发扬自身善的一面，阳的一面，要勇于改正和摈弃自身的缺点。在古代能将这些学好了就能出将入相，这些都是衡量一个人能否为官的重要标准。
在汉代，创立了用于选拔官吏的举孝廉制度，由地方官吏根据前面所说标准在所属吏民中进行考核，将符合标准的上报中央，并提供车马和承担一应的开销，将其送入长安，再进行一番的考察，便送入太学进行学习，待学完后就可出仕为官了。这也是中国古代的用人之道，要用有德行的人，所以书院是要培养有德行的人。在社会中，谁都愿意与具有“仁，义，礼，智，信”的人交往相处，对不仁，不义，不礼，不智，无信的人都会避而远之，这一极其简单的基本道德操守，其有无就会产生极其复杂的因果关系，而这一因果关系是必然的。我们龙江书院愿意为诸君提供这样一个平台，进行引导和培养，并通过诸君自身的修行，共同做一个有道德操守的人。
让我们将思维的注意力拉回到周惇颐的《通书》，同此心，同此理，前三章在讲“诚”，到了第四章讲“圣”的时候，仍然要讲“诚”，但讲“诚”是不仅仅停留在纯精神，无污染的状态上，要有所作为。在面对社会，面对工作，面对生活，面对万般变化的人和事，它就会表现出相应的作用。
“感而遂通者，神也”。感，接物方能有感，佛学的说法则叫缘起，业感缘起，按现代科学文化的说法就是指事物和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就人本身而言，一个人都具有眼，耳，鼻，舌，身这五种感官，眼睛是视觉，耳朵是听觉，鼻子是嗅觉，舌头是味觉，身体是触觉。通过这自身的五道门，才能对身外的事物有所感知，有所感觉，才能对所接触的事物有所认识，有所感悟，这个认识就可以称其为通。平常我们说某人是一个通人﹑通才，是对其给予了非常高的褒奖，而且都会把他作为效仿的对象。
如何才能让我们感而遂通呢？要面对万事万物而通，首先要让自己的心做到寂然不动，使自己处于无污染状态。就如同一面镜子，如果上面满是灰尘，它又能怎样显现出外部事物在其中的镜像呢？又如同一张黑板，如果上面已经写满了字，要想再写一些东西，你又能何处下笔呢？再如同交通，如果某处出了事故，那就会塞车，就谈不上什么畅通了。我们的心也是这样，要经常陶冶，以达到一个通的状态，这样才能显现出感而遂通的作用，如果被其他杂念所干扰，所占据，那就不能如实的反映万事万物。
《易经》中有云：“无思也，无为也”，今天在这里讲的是周惇颐的《通书》，我们思维的主体和语言的主体就只能占据在这里，不能放在别的地方，否则就会乱套，所以我们要将心放在一个无思无为的状态，才能够应付来来往往的各种事物，才能做到古人所说的日理万机的境界。如果不能无为，那就会是狭隘的，局限的，就会很容易被杂念所左右，就不能正确的反映事物，判断事物。所以“感而遂通”和“寂然不动”是紧密相连的，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才能称之为“神也”。假设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周围环境和事物无法看清楚，这时候有了一个电筒，将光束聚焦在某一点上，那我们就能看清光束所照亮的环境和事物，随之移动电筒，就能看清整个房间了，而这个光束就可以称之为神。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精神，我们精神的作用，就称之为神，非神仙鬼怪的神。我们要通过对自己的修炼，对自己的陶冶，从而让自己的思维清纯起来，自己的精神清纯起来，进而达到“寂然不动”的状态。
“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在上一讲里，在对《通书？诚几德第三》进行阐述的时候，就谈到了几这一概念。《易经》中有云：“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其意是要让我们把握住世界上极深的道理。几，可能性，潜在性，还没有成为有形有相的的那么一种存在，还不是必然的，但随着事物的发展，就有可能成为必然的。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履霜坚冰至，我们要见微知著。如果不知几，就不能择断事物。我们平常所见看相看命看风水，预测等等，其前提就是要知几，要从细微之处予以推理，判断。
几的依据是什么？我们若总是请高人打卦，那就永远都是让自己处于一个盲目的，被动的可怜状态。但我们通过对易理持之以恒的学习，就能够掌握识几的技巧，久而久之，我们也就如同圣人一样能够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易经》中又将其分成了三个部分：“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你能够通天下之志吗？你知道全世界五十亿人在想什么吗？知道全中国十三亿人在想什么吗？知道四川一亿多人在想什么吗？知道成都一千多万人在想什么吗？知道在座诸君在想什么吗？人与人打交道，就是要知几识人。如果连一个简单的对象都不能认识，都不能理解，你还能通天下之志吗？对那些想要有大作为，胸怀大志的人，就必须极深而研几。
只有知几，见微知著，才能完成天下的事务。在经济活动中，只有能知几，才能善于捕捉商机，捕捉战机，善于识别杀机，善于认识人与人之间的人事之机，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史上三国末期，曹魏渐渐衰微，其朝堂已被司马一族所掌控，魏晋玄学的创始人，曹操的假子何晏就曾说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玄以之（曹操本为夏侯一族，原名夏侯玄，在小的时候过续给曹腾，才改名曹操）；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师以之；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不知其人（意指何晏自己）。然而不管你是“惟深”也好，还是“惟神”也好，都被“惟几”者所掌握。其后曹魏就被司马师篡权，建立了晋朝。
大家都比较熟知诸葛亮的隆中对，其意就是知几。想想刘备那时还只是寄人篱下，为荆州刘表管理新野以防御曹操，然诸葛亮审时度势，从天下诸侯纷争的混沌的势态中见微知著，预知了其后几十年的走向，并辅佐刘备建立了蜀国，创立了三国鼎立的局面。我们开办龙江书院也是几，从戊戌唯新以来，废书院办学校，已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失落殆尽，近几十年来，也都在大呼追欧赶美，所学的也都主要是西方传过来的文化，很多人都已不知道我们祖宗流传下来的优秀文化是些什么了，真正能够说清和明白中国两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人少之又少，甚至高等院校的为人师者，都未必能把握住其中的关键，其中的奥妙。现在不管是从政府，从文化，从民族的发展趋势，还是从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来说，办书院都是大势所趋，已经形成了几，虽然现在规模还比较小，但随着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不断发展，随着参与的人越来越多，书院肯定会一步一步壮大起来的。所以说“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
如果我们能提高自己的精神，自己的眼界，在文化上和精神上占据至高点，那就能达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和“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这样一种状态，这样一种崇高的境界。因此周惇颐提到“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未形、有无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他只是一种潜在性，不是现实存在的表象，是可有可无，或有或无的状态体现，是无形无相的。只有当一个人具有了大的智慧，有了丰富的阅历，有了高深的见地，才能看出这一点。能识几的人，就能够有大成就，因识几而�